历史留下了时代骄子熠熠生辉的名字，林徽因以其出色的学识才华和胸襟胆识成为民国时代的传奇人物，围绕在她周围的是民国黄金时代的文化英才，同时，她的光辉也照亮了一大批晚辈和学生。

因设计美国越战纪念碑而闻名的华裔建筑师、艺术家林璎，是梁思成和林徽因的侄女。她在年11月获得美国史密森尼学会（Smithsonian）颁发的国家肖像奖（PortraitofaNationPrize），奥巴马为身着黑色镶红边套装的林璎披挂上紫绶带的金质奖章。表彰她作为建筑师、艺术家环保人士的卓著成就，这是美国官方给予艺术家的最高荣誉。

而林徽因家族的另一位后人，她毕业于美国麻省理工和哈佛，师承现代建筑学宗师格罗皮乌斯和阿尔瓦·阿尔托，深得两位大师喜爱。她可以说是西方现代建筑思潮在新中国的第一批实践者，致力于结合国情的建筑工业化发展，努力将西方的装配式建筑体系国产化。

但是她却成了中国现代建筑史的“失踪者”，几乎所有的中国现代建筑史的研究者都忽略了她的名字，如今她借口怕有传染病将登门拜访的亲友拒之门外，拒不见人。她仍然健在，却过着离群索居的孤独生活，只留着一个背影任我们慨叹和想象。

林徽因（左）李滢（右）

她的名字叫李滢。梁思成曾这样解释这位哈佛大学建筑系的毕业生：“她和我的关系不是师生，而是亲戚。她的母亲，是我已故爱人林徽因的表姐。我从来没有教过她。”[2]

年，李滢从世界排名第一的美国哈佛大学研究生院毕业，结束海外的优渥生活，带着对新中国建设的憧憬，辗转回到中国。等待她的，将是病痛和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阶级斗争以及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李滢的建筑师抱负因为政治和出身而转折，在长达三十多年的职业生涯及退休后的生活领域，她均保持了沉默的状态。当她在设计院的研究室里无资料可参考查阅或者在建筑公司当抹灰工之际，在大洋彼岸，她的朋友仍在打听她的消息。这位当年深受格罗皮乌斯、阿尔托喜爱的高材生，湮没在中国改革开放前夕的建筑界，她退休那年，是年。那时，中国建工出版社的“大师系列”刚刚开始陆续出版，国内学子才开始渐渐知道国际大师的名字。

林徽因的表姐是谁？我们还是得从林徽因的闽侯林氏说起。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一个家族的崛起，必然有一处开明的肇始。林徽因的成才要感谢她的祖父林孝恂，对于林徽因家族来说，祖父林孝恂，显然就是这么一个人。年（光绪十五年），林孝恂中己丑科二甲第一百一十一名进士，与康有为同科，被授予翰林院编修。

林孝恂

他在浙江嘉兴崇福当知县时，就开始废八股，兴学堂，后来，在杭州设立林家私塾，教导儿孙读书。林家私塾设东西两斋，东斋传授旧学，西斋传授新学。新学这边，名师荟萃，课程新潮，既有林纾教四书五经，也有林白水介绍地理天文，甚至还有外籍老师华惠德、嵯峨峙来向孩子们传授英文、日语。如此中西合璧、继往开来的教育方式，不但使自己的子女林泽民、林长民等人多有受惠，就是族中子弟，也多有滋养，来日做成大事者不乏其人。写出《与妻书》的林觉民，与林觉民一起喋血黄花岗的林尹民，为光复福建努力的林肇民，都曾在林孝恂的私塾就读。大时代风雨将来，西子湖畔的宁静也只是一时，林家民字辈的一批人，从林孝恂的私塾起步，走到了最广大的天地中。[3]

左起：林长民、林觉民、林尹民

林孝恂讲究男女平等，女孩和男孩一样接受教育。年在林徽因5岁时，随祖父母、姑母等从杭州的陆官巷迁居蔡官巷一宅院，由大姑母林泽民发蒙读书。年祖父全家由杭州移居上海，住虹口区金益里，8岁的林徽因与表姐妹们入附近爱国小学，读二年级，并侍奉祖父。年在北京，12岁的林徽因与表姐们同入英国教会办的培华女子中学读书。年林徽因13岁，祖父全家又都迁居天津，诸姑偕诸姊继至。在这群表姐妹里有一位表姐，是林泽民的女儿王稚姚，年生，长林徽因3岁，从童稚暑期在杭州、上海，青少年暑期在北京，都和徽因共同生活。王稚姚回忆，林徽因的大眼睛像祖父、美貌像祖母，母亲林泽民爱徽因甚至胜过徽因的生母何雪媛。[4]

李滢族谱（点击图片，查看清晰大图）

王稚姚的女儿李滢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能考上圣约翰大学的建筑工程系第一届就不足为奇了。

关于家庭，李滢是这样写的：“童年家中长辈从事书法国画还有学建筑等，甚至有个好日本‘花道’的外祖母，受了点‘熏’。家庭代我立的‘志’。”[5]她的外祖母，是林徽因的姑母林泽民。

上海圣约翰大学是同济大学的前身。上海圣约翰大学建筑工程系、之江大学建筑系加上同济大学的土木系，年院系调整后共同构成了同济大学的建筑系。上海圣约翰大学的建筑工程系成立于年，是上海第一个设在正式大学中的建筑系。在此之前只有上海美专设有一些关于建筑形式方面的课程，但并不是正式的专业。年到年院系调整前的十年时间里共培养了三十余名本科毕业生。圣约翰大学当时把这个系命名为建筑工程系，可能就是要突出建筑既是艺术又是工程技术的特点。由于条件关系，建筑工程系的课堂最初就挤在位于科学馆底层工程学院的土木系中。好在建筑系第一期的学生只有五名（李德华李滢白德懋等）由于成立之前没有作宣传也没有对外招生，学生都是从校内其它专业转过来的，其中有四人就转自土木系。圣约翰大学的学分制使当时及后来那些既修建筑又修土木的学生得到了双学位。[6]李滢白德懋等都修到了双学位。

大学阶段接受黄作燊先生[7]启蒙学习包豪斯学派的现代建筑思潮。上海圣约翰大学工学院院长杨宽麟先生专门聘请了黄作燊先生来创办约大建筑系。黄在年毕业于英国AA学院（ArchitecturalAssociationSchoolofArchitecture），又追随包豪斯创始人格罗皮乌斯先生到美国哈佛大学，年毕业于哈佛大学设计研究生院，而格罗皮乌斯离开英国之后，去美国哈佛大学从事建筑教育工作并带去了包豪斯的思想理念。黄作燊回国后先在约大工学院土木系讲授建筑，设建筑组并于次年应杨宽麟院长之邀约创办建筑系。当时中国的建筑教育大多以“学院派”的教学体系和方法占主导地位，而圣约翰大学建筑系最早全面引进了包豪斯式的现代建筑教育体系和方法，虽然只有短短的10年时间，但在教学体系、设计方法，重视技艺等方面都独具个性，同时培养出李德华、罗小未、王吉螽、李滢、白德懋、樊书培等一批有影响的建筑师和建筑教家。[8]

黄作燊先生（-）

家庭经济基础雄厚和学业优秀，如展翅的双翼带着李滢高飞。她甚至能拿到宋子文私人别墅的设计任务带到学校里请同学一起合作。年9月，从圣约翰大学建筑系毕业的李滢，在上海秦利洋行事务所实习[9]过程中，考取了美国名校的奖学金并取得优秀成绩：“去美（国）留学期间，学杂费靠美校方‘奖学金’，旅费及生活费靠父亲[10]，至年毕业就业为止。”[11]

梁思成手迹关于李滢

梁思成先生这样写：“年秋至年夏我在美国耶鲁大学讲学一年，寒假期间（年末至47年一月上旬）期间，我曾到麻省工学院所在的波士顿市渡假，差不多每天见面。那时她完全是一个资产阶级“小姐”。在校学业大概不错，颇受到当时在美国的芬兰建筑师阿尔瓦·阿尔托（AlvarAlto）和德国建筑师格罗皮乌斯（WalterGropius）（二人都是国际知名的‘大师’）的重视。”[12]

她沿着黄作燊导师的足迹直接受教于国际现代主义建筑大师格罗皮乌斯，这是多么难得的经历多么难得的人才，所以当她回国后立即被同窗好友李德华聘为圣约翰大学的助教。关于年-年的起到的作用，李德华先生高度评价到：“年新中国成立后，（上海圣约翰大学建筑系的）外籍教师纷纷离沪，师资队伍有了很大的改变。一方面是早期留校的助教已成长为系里的教学骨干（李德华、王吉螽zhōng、翁致祥等）；同时还吸收了几位刚从国外学成归来的青年教师，如陈业勋、欧天垣、王雪勤、李滢等。李滢原是约大建筑系第一届的毕业生，后到哈佛大学设计研究生院师从格罗皮厄斯又在另一位大师阿尔托（AlvarAalto,-）门下研究建筑设计，任教后在教学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13]

年，梁思成出任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并与都委会企划处处长陈占祥一起向政府提交了《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俗称“梁陈方案”）。参与过大伦敦规划及国民首府南京年规划的大师陈占祥踌躇满志，对新政府新首都接下来的规划充满希望。他相中了自己在圣约翰大学教过的学生们，专门到上海招兵买马。就这样，年初，已走入工作岗位的白德懋、李滢、樊书培、华亦增以及尚未毕业的周文正等一起离开上海来到百废待兴蓬勃发展的首都，进入北京市都市规划委员会从事规划设计及管理工作，这里梁思成任都委会副主任、留学法国的建筑大师华揽洪任总工。

人们的工作热情高涨，都委会的灯光彻夜亮着。首都规划的方案虽然没有最终确定，首都建设却不能停滞等待。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拨地。白德懋主管比较复杂的城区，樊书培主管学校，周文正主管工业区。为了避开污染城市，周文正将工业区划在城市的下风向的位置，即现在的一带。厂区无水电基础设施，没有场地的限制划地工作非常粗放现在回想起来周文正觉得浪费严重。

从年开始，国家进入了有计划建设时期，北京也开始了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年春，都委会分别由华揽洪与陈占祥主持提出甲、乙两个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俗称“甲乙方案”）。结果是两个方案都未被采纳。但是这却成为后面被政治批斗的把柄。

年4月，北京市又聘请以苏联专家勃得列夫为组长，由有关城市规划、给排水、供热、煤气和公共交通专家组成的苏联专家工作组，协助进行规划设计。为此，改组都市计划委员会，成立都市规划委员会。

年包括李滢在内的很多技术人员转入北京市规划管理局设计院（后改名为北京市建筑设计院，现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这时的设计院人才济济，八位总工各显神通，早年圣约翰大学工学院的院长杨宽麟只是八位总工中的一位，建筑大师华揽洪刚医院，规划大师陈占祥也是一位总工。她所在的研究室同事里有王炜钰的爱人、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的阮志大，他是人民英雄纪念碑现场设计组组长、人民大会堂万人礼堂的现场设计组组长；有她的大学同学樊书培、学弟周文正；当然她的同事里还有清华毕业的她的福州同乡林泗，（林洙的妹妹），林泗的丈夫陶宗震，也参加了人民大会堂的方案设计。

年代朱彬、赵深、杨廷宝、陈植、童寯、梁思成等人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传承的“学院派”古典布扎体系，热爱古典构图、强调立面渲染，整体移植到中央大学（年）、清华大学（年）的建筑教育中，并在中国的建筑教育中占主流地位。稍晚些的年代，黄作燊、鲍利克、陆受谦等在欧美接受的是以格罗皮乌斯为代表的德国包豪斯学派，注重对结构及材料的忠实把握，偏爱几何形体构成，重视空间内在功能，强调工艺。而到了年代，中国学习苏联，追求民族的形式、社会主义的内容。在这样的情境下，首都的建筑思潮在古典和现代、立面和功能上反复较量，显然从政治需求、地缘人脉上，古典的强调美学特征的学院派占了上风，借助政治上大鸣大放，派系斗争白热化。

设计风格、规划理论截然不同的华揽洪、陈占祥被冠以“华陈联盟”登上年8月23日的《人民日报》，成为建筑界的最大右派。包豪斯学派的学生们同样遇到了政治麻烦。白德懋被怀疑是特务而被关牛笼子里很长时间，最终证明无辜被释放。樊书培是右派，周文正是华揽洪的“黑干将”。李滢却避开了这疾风暴雨的政治风暴，她接受苏联专家的器官摘除手术，并休养长达5年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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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揽洪LeonHOA（-）专辑

《建筑创作》（年第3+4期总-）

在50年代木材缺乏年代，李滢带着助手顾同增研究用芦苇等材料做建筑板材。她在设计院研究室的任务则是主攻“装配化体系”。李滢自述：“对西方现代建筑理论（工业化以后与保守主义的斗争，发展新技术、新艺术，理论逐步形成）及其实践有了解。对几种装配化体系有了解。从设计、构件制作到施工安装有基本实践。”[14]因此，她翻译了大量国外资料，为装配化体系在中国的建立做出了贡献。

金长起介绍，从年开始研究试验全装配式震动砖壁板体系（简称震动砖板），并在年开工。由设计院当时的标准设计室设计的水碓子小区住宅（建筑负责人温永光）、第二设计室设计的北蜂窝小区住宅（结构负责人邱圣瑜）、第三设计室设计的北京大学学生宿舍（结构负责人高爽）、第四设计室设计的第26中学学生宿舍（结构负责人叶平子）先后开工，约在年先后竣工。在墙板制作过程中还有一段小插曲，如：水碓子小区的外墙板在构件厂生产时用旧报纸做隔离层，起模后有部分报纸粘在外墙板上，现场组装完成后房屋四周外墙面都布满了报纸，被大家戏称为“大字报楼”。

在试点工程取得一定成效后，为了更好更快地发展震动砖板体系，在前北京市建筑工程局（以下简称建工局）属下成立了“住宅建筑综合装配公司”（以下简称装配公司）及所属第三混凝土构件厂（以下简称三构）。稍后又成立了由装配公司、北京市建筑设计院（苏立仁等同志参加）、北京市建工局施工技术研究所等单位组成的研究小组，为震动砖板住宅的发展提供了技术上的支持。

从年研究试验，到年全装配式大板住宅体系已完成了三个发展阶段，即：震动砖壁板、全粉煤灰工业废料壁板、钢筋混凝土壁板，先后共经历了20年。

白家庄大板住宅

国家海洋局及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大楼（简称海贸楼）

北京师范学院

今天国家海洋局立面细部照片

到20世纪80年代，是该体系住宅最兴盛时期，建造量达到历史最高峰。改革开放以后，装配式大板住宅因为小开间、小面积、变化少逐渐淡出市场。李滢学习的现代主义建筑学派，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