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偏见里的女性主义者是这样的：先锋、激进、反常，有时批判，但更多情况下是莽撞与冲动；比如被标签化的朱迪斯?巴特勒、西蒙?波伏娃以及李银河。虽然经历了“68运动”与冷战终结两大历史转折后依然存活，但在资本社会与二元思维下，女性主义者的生存空间同样受到了压缩，拥有这种思维方式的群体，被人为限定为“他者”：同性恋、开放婚姻、独身主义这些带有负面含义的词汇，被强加在她们的身上。

真正的女性主义者到底该是什么样子？本期凤凰读书会邀请到北京大学中文系戴锦华教授和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孙柏副教授，从《阁楼上的疯女人》这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经典发散开来，由大众与专业的两个角度，重新梳理了女性主义及其背后西方文化思潮的发展脉络，并把女性的议题放到一个更大的脉络和框架当中考量和探讨，让我们一道看看老师们是怎么说的。

冷战后，只有女性主义具有合法的先锋性、批判性

我们在讨论任何当代文化、当代社会、当代政治，有两个历史时段是要特别突出出来的，一个是20世纪60年代，刚才孙柏不断用“68一代”。年法国学生运动，几乎掀动了西方世界，法国到了几乎倒戈的地步，美国陷入了美国历史上唯一次最大的宪政危机。欧美的这种反文化运动的三个最主要的热点或者群体就是青年学生、女性和有色人种、少数民族，也就是民主运动、妇女解放运动和民权运动。今天很多我们认为很多理所当然的事情，我们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思考方式其实都是在20世纪60年代的巨大冲击和捣毁之下，那个空间才出现，我们今天这样的可能性才打开。

另外一个是20世纪的八九十世纪之交和九十年代，冷战终结，这个变化不光是持续了半个世纪的冷战最后分出了胜利者和失败者，同时从形而下的层面说，它名副其实改变了世界地图。在这之后很多国家消失了。比如说原来最乐观的西方理论家、思想者、科幻小说、政治幻想小说的人没有想到，有一天苏联不在了，世界上没有苏联这个国家了，但是苏联已经没有30年了。这个是两个大的参数。

我觉得刚才孙柏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要跟大家明确一下这个历史参数，批判性的议题、反抗性的议题，原来集中在三根轴上，就是阶级、性别、种族；但是到冷战终结以后，阶级和种族的批判性的议题都在某种程度上被非法化了，尤其是阶级议题，我们不再讨论阶级问题了。相反的是只有性别议题，女性主义议题，始终具有合法的先锋性和合法的批判性。我们不仅仅是要通过这本书去学19世纪女性女作家的文学和作品，还要学女性主义运动在女性主义文学研究中的里程碑的时刻；更重要是回返这个历史时刻是为了重新去体认，重新看待今天所置身的历史状态和文化状态。今天当反观这个时刻，我们大概就会发现是冷战终结；阶级的命题不谈了，种族的命题开始变得暧昧了，只有性别的命题越来越先锋，越来越前卫。

大概一年前我看到网上一个有趣的帖子，大概意思是网络禁忌，在网上切忌不能干什么，第一句话叫做“猫狗是主人”，第二句话叫做“同志不能黑”，第三句话叫做“直男癌去死”。中间的两句话都是性别议题，而且如此开放，如此先锋，如此正确。美国创造那个词，“政治正确”，如此具有政治正确性。他们是对我们今天现实的一个真实的准确的勾画吗？我们今天的现实当中“直男癌”们各个都惭愧的无地自容吗？今天同志们都占据了舞台中心吗？

在我们的大众文化当中，在“同志不能黑”的同时，有一个必黑的角色就是“剩女”，“剩女”相对什么东西剩下来了？我的答案是：相对父权制、异性恋和婚姻制度。在我那个年代，当决定要结婚的时候，我好像有责任要对我的朋友们解释，是基于什么我走进婚姻制度。天然合法的一个东西就是，我爱上了一个爱我的人。《简?爱》里那句著名的台词：爱人与被人爱是无名的福气。我要告诉大家说，我真的很爱他，他真的很爱我，所以我们决定走进婚姻这种是法律的，其实今天更重要的是一个财产的形态；在我的那个时代没有财产的层面。一方面，法律意义上绝对婚姻财产共同，一方面，我们基本上没有私有财产，用现在的说法我们叫“无恒产者无恒心”。但是我想，我可能是比多数人更有恒心的一代人。

《简·爱》不是玛丽苏，不是“霸道总裁爱上我”

我们今天回到那个历史的节点上，是为了让大家重新获得历史的感知和体认。35年前还没有人去讨论《简?爱》是不是一部女性主义著作，大家认为《简?爱》就是哥特式罗曼蒂克，这是一种评价。今天有更刻薄的评价，说那不就是玛丽苏的开山之作么，还有人说那不就是“霸道总裁爱上我”嘛。严肃的说法：《简?爱》是欧洲文学史上第一部现代主义小说，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奠基作。尽管有这样高的评价或者那样低的评价，它在那之前完全没有被从女性、女性的生命、女性的生命体验、女性在特定的历史结构当中所可能产生的表达方式来解读。

我经常碰到年轻的女性主义者，她们没看过原书，但告诉我：《阁楼上的疯女人》说，《简?爱》这部小说中，柏莎和简?爱才是姐妹，柏莎应该跟简?爱两个人手拉手走出桑菲尔德庄园，永远把罗切斯特抛在身后。这种观点我不反对，作为一种选择也不是问题，看上去柏莎又高大又美丽，好像他们俩也挺般配的。然而这不是《阁楼上的疯女人》里的叙述，也不是《简?爱》的作者夏洛蒂?勃朗特，作为一个贫穷的牧师的女儿，在那种衣食不周的德文郡的荒原里可能产生的想象。我们每个人都是历史的儿女，我们每个人都是现实的囚徒，我们每个人都不可能有无尽的自由去飞翔。

这本书的价值就在于它从一个19世纪的一百多年前的一个穷牧师的女儿，一辈子没有得到过爱情，一辈子没有得到过真实的爱情，最后她嫁给了妹妹的未婚夫，然后死于难产，生命非常短暂，非常拮据，非常悲惨。她写的这样一部著作，毫无疑问是女性的梦想，是女性的白日梦，但是在这个梦想当中她传递出了一个至少在我们这本书的两位作者看来，传递出了完全不同的追求、反抗、极端大胆的冒犯和梦想。所以在这个故事当中，阁楼上的疯女人（柏莎）不仅是简?爱的重影，简?爱和罗切斯特是互为镜像。这才是冒犯。

这不是“霸道总裁爱上我”，是一个平等的，由于女性的挑战，由于女性的挑衅，由于女性的智慧和才华，由于她不妥协的战斗，她赢得了一个阶级上比她高得多的男人的尊重，那个男人被迫把她当作一个平等的人。而在这个相互的平等当中，他们共同向我们传递出了一种19世纪英国资本主义及其资产阶级的昂扬向上的战斗精神。他们是精神上的兄妹，他们是精神上的共同者，但他们同样是在一个19世纪维多利亚时代的性别极端歧视的结构之下的一对男女，而且是一对主仆。

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那个时代的一个反抗的独立的智慧的女性，她怎么去表达她的愤怒，她的绝望，她的疯狂？在故事中她成了另外一个角色，就是阁楼上的疯女人。我们今天是在一个结构的意义上去把握作者的潜意识，这个潜意识并不是精神分析的潜意识。这个潜意识是历史的潜意识，是文化的潜意识。这两个作者在非常精致的文学分析当中，非常好的文学训练、文学修养、艺术体认当中去把握到了这一点。不是想当然说柏莎是简?爱的重影，而是从对柏莎的出现、她的是怎样和简?爱处在一个几乎无望的、单恋情绪相互呼应的分析中得来的。

如果我们上升到理论，这段话就会显得非常好玩；这部著作显然是一个批判的、激进的、前卫的、奠基性的著作，但是在30年当中，它受到了很多女性主义者的批判。我相信对它深不以为然的男性很多，可他们开不了口，他们没办法站在一个丑陋的老旧的男权沙文主义的立场上来诋毁它。相反是更激进主义的女性对它的批判。我们如果参照那个批判，我们更容易看出一个历史的过程，比如在这个故事当中，夏洛蒂?伦勃朗没有说简?爱和柏莎手拉手走出，在这里面说了，他们是重影关系，是一个女性的内心，在男权深深压迫下，女性内心的双重性，她的驯顺和她的反抗、她的理性和她的疯狂、她的朝圣之行和毁灭之行。这个故事毫无疑问的借助西方差异理论的二元论，重新表述了男人和女人，不过在这部著作里面把它表述成“你们男人”、“我们女人”，这是一种反抗的姿态，因为实在太久了，当男人说“我们”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是不是包括女人，但当女人说“我们”的时候是当然包括男人，而且当然的包括了对男人的认同。所以在那个时刻，“你们男人、我们女人”，已经是一个巨大的反抗。但是接下来，比如说斯皮瓦克就提出说，这里不是这么简单的你们和我们，是另外一个层面的你们和我们：你们是谁，大英帝国的臣民们；我们是谁，柏莎，来自于西印度群岛的殖民地的混血儿。

《简·爱》还是一部大英帝国崛起之前的英国社会文化史

这部小说，当我读到斯皮瓦克时很高兴。我很年轻的时候就读过这本书，坦率说，那时它对我也就是一个玛丽苏梦想。我年轻时经常说，我想要一个带飘窗的房子，那个房子不重要，最重要的是那个飘窗，我可以坐在那里读小说。也有男性带有善意或者恶意地说，你要的不是飘窗，是那个房子里的罗切斯特。所以《简?爱》我非常熟，但当我读到斯皮瓦克的时候，这本书突然变厚了，你读到了夏洛蒂?勃朗特的另一个维度。同样的思路，我们看简?奥斯汀，讲的不是一个大家庭嫁女儿的故事，不是一个女人为自己找丈夫的故事，几乎是大英帝国崛起之前的英国的社会文化史，但是你要有眼睛，你要有意识去读。我说在《简?爱》当中，斯皮瓦克观点出来的时候，柏莎作为一个殖民地的混血儿出现时，你突然发现，罗切斯特的不幸婚姻是他把自己卖到了西印度群岛。英国人有头衔，殖民者第二代有金钱，这是一个买卖，这是一个交换。也在这个意义上你会看出来罗切斯特的耻辱是双重的，是性别的耻辱，关系是颠倒的，一个男人盲婚哑嫁地把自己卖了。同时是种族的颠倒，他必须降低自己的身份嫁给血统不纯的被玷污的那个角色。同样你就会发现，简?爱最后说：“我是一个自由的女人，我是一个独立的女人”，她以真正的独立面对罗切斯特的时候，不光因为罗切斯特瞎了残了，还因为她有了遗产，经济的平等。

我们经常说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女人的一间屋”，但伍尔夫在同一篇文章中说道，在“自己的一间屋”的一个必要的条件是“自己的支票本”，也就是经济独立。鲁迅先生说，首先要有独立，“首先要有经济的保障，爱才有所附丽”，否则的话，娜拉出走之后怎么办？不是堕落就是回来。简?爱说我是独立的，我是自由的，可以以自由的和独立的人和你面对的时候，因为她有了那个遗产。简?爱的遗产是从哪来的？她的叔叔。她的叔叔从哪挣的？西印度群岛。

《简?爱》的第二段爱情故事是简?爱与圣约翰。圣约翰和简?爱的关系在哪里？圣约翰要去印度传教，你会发现这部著作的伟大和它远远的超越玛丽苏的那个层次，是在于它同时自觉不自觉的带出了一个社会文化史，带出了一部当时英国的社会文化史。我们在里面会看到，比如说罗切斯特他们家拥有桑菲尔德庄园，怎么至于到出卖自己的地步？因为他是次子。当时的英国是长子继承制，次子年长后干什么？把自己卖出去、当牧师、从军，或者到海外去开拓。这是简?奥斯汀的故事当中无所不在的东西。你们注意到简?奥斯汀的小说当中女主角爱上的都是长子，她那个故事当中丑陋的插足的第三者都是次子们。

女人不是生而成的，女人是被社会建构而成的

《阁楼上的疯女人》这本书给我们打开了一个重要的面向，让我们去看这些女作家的性别意识，是怎么在当时时代的规范之下流露出来。但是此后的论争把其他的面向补充进来，我们是女人，因为社会规定我们成为女人。西蒙娜?波伏娃的那句话今天听起来已经太老了，但也经常被人们忘记：“女人不是生而成的，女人是被社会建构而成的”。

我想在座的朋友不会问我说，那我们在生理上是女人是怎么回事。我一直在说，只有在那一天我们才能回答生理在多大程度上决定了两性差异，哪一天？就是当文化的、压迫性的、歧视性的表述被破除的时候，我们才能说我们在多大程度上被我们的生理结构所决定。同时我们的生理结构在多大程度上是群体的而不是个体的。我经常说某一个女人和某一个女人之间的差距可能并不比某一个女人跟某一个男人之间的差距更小。

对我来说，波伏娃的这句话是石破天惊的。这本书把这句话用到了女性写作当中，把它用到了女性书写、女性意识、女性反抗、女性创作当中，后来补充了种族议题、阶级议题，阶级议题，葛瑞丝?普尔（《简?爱》中放火烧掉庄园的、服侍柏莎的女仆人）的那个故事是被压抑的故事。阶级的议题、种族的议题、英国社会史的议题、殖民史的议题。我们再返回来看这本书和今天的《何以笙箫默》是截然不同的，有很多因素，其中重要的因素之一，就是在这个作品当中的夏洛蒂?勃朗特赋予简?爱强大的主体意识，她的主体意识并不以获得男人的爱和进入婚姻来作为自我满足的结局，而这种东西对于女性主义来说是如此的昂扬和进步。

不过大家一定别忘记，这是当时向全世界拓殖的大英帝国的开拓精神，在一个女性身上的体现。我一直开玩笑说，先见之明很少的天才才有，后见之明是经过后天的学习获得的。我们可以回过头去看简?奥斯汀、看勃朗特姐妹、看艾米丽?迪金森，当我们看他们的时候，其实我们得到了历史的镜子来问我们自己，问我们今天经历了这么多的改变之后，我们的可能性在哪里，我们重新面对的问题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