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春夏卷

▲《文学·春夏卷》杂志封面，复旦大学出版社，年11月

中国新文学建构中的康有为因素

（一）

■文/李振声

辑封

正文

年3月31日，康有为在青岛遽然发病去世。前此二十六年的年间，康门高弟梁启超即曾替乃师作传，推崇其为以其思想精神推挽中国近代历史转型的第一等人物：“若夫他日有著二十世纪新中国史者，吾知其开卷第一叶，必称述先生之精神事业，以为社会原动力之所自始。”[1]后来钱穆撰写学术史，也将康有为安置在近三百年（明末清初至清末民初）中国思想学术“殿军”的坐标[2]。前者着眼点在“瞻前”，张扬康有为思想学术“横空出世”、“引领”及“开拓”新路径和新的可能性的意义；后者着眼在“顾后”，强调康有为与布罗代尔“长时段”意义上的那些思想资源和学术脉络之间的承接和关联；两相综合，康有为在中国近现代这一转型时代的思想学术史上，所具有的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意义和地位，均十分关键，这一点似乎应该无有疑义。

史学家吕思勉则在一篇漫谈性的长文中指出，经学家，无论今文经学还是古文经学，都须具备一手考据之学的过硬本事，如果以此作为衡量标准，那么，康有为似乎无法与章太炎角力抗衡：“康长素其实算不得经学家，不过以意立说，而以经说为之佐证，如陆子静所谓‘六经皆我注脚’而已。”这一说法应该也是学界较为普遍的看法。陈寅恪便曾感慨“有清一代经学号称极盛，而史学则远不逮宋人”，并认定史学不振是清代学术的一大遗憾，对其间成因，他也有所分梳，认为史学“材料大都完整而较备具，其解释亦有所限制，非可人执一说”而“无从判决其当否”，换句话说，史学有较为完备的史料可作依据，凭史料说话，作为学术，相对可信和较易确定；经学则非是，“材料往往残阙而又寡少，其解释尤不确定”；正因为经学中可供直接佐证的材料少之又少，遂不免导致以下两种偏颇：或过于拘泥，以“谨愿之人而治经学，则但能依据文句各别解释，而不能综合贯通”；或过于放纵，以“夸诞之人而治经学，则不甘以片断之论述为满足。因材料残阙寡少及解释无定义之故，转可利用一二细微疑似之单证，以附会广泛难征之结论”，于是也便难免有虚妄凿空、“奇诡悠谬”的弊病，一如“图画鬼物，苟形态略具，则能事已毕，其真状果肖似与否，画者与观者两皆不知也。”[3]在陈寅恪心目中，康有为的经学研究，无疑将被归入后一类。

不过，吕思勉话锋一转，又说，好在“康、梁、章三位先生，对于史学上的功绩，并不在于考据上。康长素本来不是讲考据的人。”[4]也就是说，在吕思勉看来，他们三人各有其长，并非适合只用一把尺度较衡，无法一概而论。倘若依照吕思勉心目中的“真正的大文学家”的标准，即是否能用“最雅训的语言，表达出现代的思想来”，那么康有为和章太炎，便都“可以算作近代最伟大的文学家”，而梁启超则只能算“自郐以下”，因为梁在“雅训”方面还稍差火候。吕思勉进而推测，梁的文字“另成一种新气体”，这种文字体势或将盛行于未来，从这个意义来说，梁无疑又具备开山之功。不过虽然如此，基于史学家的立场，凡事须以史实说话，不能用有可能如何的推测，去代替已然如此的事实，故而史家吕思勉在这里还是采用一种特别审慎的语气，说：“所以梁任公在文学史上的位置，究竟如何，只可俟新发展的事实来解答。”相对于似可确证无疑的“近代最伟大的文学家”康、章二位，对梁，吕氏心中似乎还保留着一份有待继续观察的余地。在吕思勉看来，章氏文字的“雅训”，虽然在近代文学家中不作第二人想，没有人能与之争锋，但倘若衡之以“才力”，那么康有为又似乎要比章太炎胜出一头：

以雅训论，太炎在近代的文学家中，可称第一，但其才力，则远不如康长素的伟大。康长素代表着阳刚之美，章太炎则代表阴柔之美，在文学家中，阳刚之美，较诸阴柔之美，实觉物稀为贵……。康、章二人的才力大小，将其诗比较之，尤为易见。所以论现代的文学家，当以康长素为第一，而章太炎次之。[5]

“阳刚”、“阴柔”云云，表明吕思勉的上述看法，还未能完全摆脱他与清代桐城派文学、尤其是其集大成者姚鼐有关范畴界分思路之间的干系[6]，这在文章向来格外推崇魏晋之风的章太炎，一定不能令其诚服，几乎可以说是自不待言的。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钱穆著，九州出版社，年1月出版

如上所述，吕思勉对康有为的晚清今文经学家的身份是颇表怀疑的，倒是“五四”新文化、新文学运动的发起人之一的胡适，对康有为的这一身份却素来并无异议。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自序里，开宗明义便交代了他撰写此书，本是接受了胡适的建议和催促的结果：“胡适语我：晚清‘今文学运动’，与思想界影响至大。吾子实躬与其役者，宜有以纪之。”胡适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建议和催促，理由说来也是再简单平常不过的：作为晚清“今文学运动”的推波助澜者，由梁自己执笔写下这段史实，自然要比旁人或后人，更多一份亲历亲为的历史现场感。这里的“吾子”，翻译成现代语，即是“您老人家”。我想，这份明显带有亲近口吻的尊称中，理应是包括康有为在内的。在拜门康有为之前，梁启超还是个因闱场得意而不免沾沾自喜，虽对时流所推重的训诂辞章之学并不陌生，却于真正的思想学术门径几乎茫然无知的少年举人。在《三十自述》里，他对自己第一次与同为学海堂天才神纵的少年陈千秋一同前去拜谒康有为的情景，曾作有如下的生动记述：

于是乃因通甫（即陈千秋）修弟子礼，事南海先生。时余以少年科第，且于时流所推重之训诂词章之学，颇有所知，辄沾沾自喜。先生乃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取其所挟持之数百年无用旧学，更端驳诘，悉举而摧陷廓清之。自辰入见，及戌始退。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一旦尽失其故垒，惘惘然不知所从市。且惊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惧，与通甫联床，竟夕不能寐。明日再谒，请为学方针。先生乃教以陆、王心学，而并及史学、西学之梗概。自是决然舍去旧学，自退出学海堂，而间日请益南海之门。生平知有学问自兹始。

梁启超与学海堂同窗陈千秋因为受到康氏杂拌西方政教与中土今文经学以抨击中国传统政学的思想学术路数的当头棒喝，心理和精神上大起震动，这才决意改换门庭，进入万木草堂师从康有为，并迅速协助康有为撰成《新学伪经考》一书，从而于晚清“今文学运动”，开始“实躬与其役”的。

梁启超还曾以诸如飓风、火山喷发和地震这类令人惊骇的自然奇观，比喻、称道康有为所撰《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及《大同书》等，在当时中国思想学术界所产生的巨大震撼和冲击性影响：

《伪经考》既以诸经中一大部分为刘歆所伪托，《改制考》复以真经之全部分为孔子托古之作，则数千年来共认为神圣不可侵犯之经典，根本发生疑问，引起学者批评的态度。

不必再去翻搅那些有关著作权的陈年公案，诸如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的构想、思路里，到底有没有、或者究竟有多少勦袭自廖平《今古学考》“辟刘篇”、“知圣篇”的成分？或诸如此类的问题[7]，我只是想说，像《孔子改制考》这样，第一卷便是石破惊天的“上古茫昧无稽考”，对从来就是神圣不容置疑的古史，明确地持以疑义，实际上是给儒学经典、礼教规范及其政经体制的“合法性”来源来了个“釜底抽薪”，抽去了它们赖以成立的基石，而此一对传统经典、体制的神圣性质予以解构和祛魅的气度、勇气、态度和立场，既是后来胡适在北大课堂上，将中国哲学史“破天荒”地从史料上可以坐实的《诗经》时代讲起的所谓“截断众流”这一非凡气魄的重要精神来源之一，同时也是对与胡适谊兼师友的顾颉刚辈们全面质疑中国古史“层累地造成”的建构性质，从而发起声势浩大的“古史辨”运动，起了“导夫先路”的引领作用。

《顾颉刚日记》年12月24日条，记述他与童书业的一段问答，对康有为之于顾颉刚的决定性影响，以及此一影响得以形成的因缘，有较明确的说明：

予询丕绳（童书业）：‘我所受影响孰为最：郑樵、朱熹、阎若璩、姚际恒、崔述、康有为、胡适？’丕绳答曰：‘康有为。’予亦首肯。盖少年时读夏曾佑书，青年时代上崔述课，壮年时代交钱玄同，三人皆宣传康学者也。

顾颉刚高扬“古史辨”旗帜、影响如日中天的“壮年时代”，与他意气相投的钱玄同，正如顾氏日记中所记述的，同样也是康有为思想学术坚定的拥趸人之一。尽管其时钱穆已撰就《刘向歆父子年谱》，对康有为所谓清儒尊崇的儒家经传大多系刘歆编造的伪经，就连乾嘉学者服膺的汉学，也并非孔子真传，其中的微言大义，早已经由刘歆蓄意变乱云云，言之凿凿地一一予以了“证伪”，这也不足以遮断、阻拦和校正顾颉刚，尤其是钱玄同，他们之于康有为《新学伪经考》一书那份深藏于内心的敬重和服膺，以及始终不愿捐弃的眷念和缅怀。另外我还想说的是，鲁迅在他的新文学开山之作《狂人日记》中，借“狂人”之口发出的对历史、对现实的质疑：“从来如此，便对么？”同样也不难从中辨认出其与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对传统、对经典所持的怀疑精神之间，存在着属于同一思想谱系的印记，前者俨然处在后者的延长线上，一定程度上，不妨可以看作是其悠长回声之一。

康有为截断众流、大胆疑古、一意推倒千年经学史架构的所谓今文学的学术路数，他那异常开阔的“世界主义”视野与始终立足于人类整体的悲悯情怀，以及一意诉诸“公理”的“一元论”思维方式，与后起的新文化、新文学之间，并非真的如新文学的开山及其后继们所认为的那样，彼此没有任何交集，根本不存在任何关联。无论中国新文学家们是否愿意，也无论他们能否清晰地意识到，康有为始终是其思想与精神的先导性的存在。经由必要的历史还原与文脉梳理，他们之间或隐或显的知识关联和彼此的精神连续性，将不难得以分辨与确认。

注释

[1]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第一章“时势与人物”，原载年12月《清议报》第册，转引于见夏晓虹编：《追忆康有为》，页3，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年。

[2]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十四章。

[3]陈寅恪：《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序》，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年版，第页。

[4]吕思勉：《从章太炎说到康长素梁任公》，《吕思勉论学丛稿》，页，上海古籍出版社，年。

[5]同上，页—。

[6]姚鼐：《复鲁絜非书》、《登泰山记》。

[7]对此，作为康氏弟子，梁启超也直言不讳：“今文学运动之中心，曰南海康有为。然有为盖斯学之集成者，非其创作者也。有为早年，酷好《周礼》，尝贯穴之著《政学通议》，后见廖平所著书，乃尽弃其旧说。……其人（廖）固不足法，然有为之思想，受其影响，不可诬也。”（《清代学术概论》）今人朱维铮更具体指摘康氏《新学伪经考》不仅思路汲取廖平学说、材料亦多袭取乾嘉以来著作。见朱维铮：《康有为和朱一新》，《中国文化》年第五期；《重评新学伪经考》，收入《求索真文明——晚清学术史论》，上海古籍出版社年版。

▲《吕思勉论学丛稿》，吕思勉著，上海古籍出版社，年出版

一

围绕《新学伪经考》，几个新文学家的态度

在梳理中国现代学术思想史谱系时，人们往往会把钱穆归入所谓“文化保守主义”一系，即便是钱穆高弟余英时，在钱穆去世后所撰写的那几篇悼念兼具辨析的文章中，虽因学界人云亦云，将乃师归入晚近数十年间、在海外开拓了新领域的“新儒家”的门户[1]，而颇表异议，认定“新儒家”云云，既不足以涵盖钱穆学术思想所具有的气象与规模，并且两造之间的“学术途辙截然异趣”，但还是在行文中频频致意钱穆“一生为故国招魂”，即覃精竭虑于以他的学术，回应现代中国人能否在西方文化强烈冲击下继续保持原有的文化认同等重大问题[2]。如此看来，学界有人将钱穆归入“新儒家”，也并非纯然一厢情愿。应该说，钱穆身上，尤其是他晚年思想学术，确实有着不少容易引导人将其归入“新儒家”一脉的因素。不过，综观钱穆一生，他的思想和学术也并非铁板一块，一成不变，至少早年一度曾与“新文化”、“新文学”走得很近。在辗转执教于无锡、苏州的中小学校的那段日子里，他与上海出版（如商务印书馆相关出版物）的新文化、新文学著述间，曾多有声气相求、互为激荡的关连，如“逐月看《新青年》”[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