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尔多斯时装说：

看看以前的家乡

年，作为考古学家、民俗学家、摄影家的陈万里从北京大学来到太原。从太原一路南下，过小店、祁县、平遥、介休、灵石、霍州、洪洞、侯马、闻喜、永济、芮城等晋省诸县，从风陵渡过黄河出山西，穿陕甘抵达敦煌。

他把沿途的古建、民俗、方音、市招、戏曲、神祇、唱本、志乘及各色人物，悉数收入笔端，成《西行日记》而出版。

陈万里笔下，正如顾颉刚所言，“记出从来在书本上看不见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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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万里《西行日记》里的

民国山西图景

图文丨赵跃飞

年夏，收到甘肃同道姜洪源先生寄赠的《在中国漫长的古道上》。这是他翻译的华尔纳第一次率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考察队敦煌之行的考察游记，原书于年在纽约出版。

华尔纳年7月至年4月间的第一次敦煌之行，由于用化学胶水盗走莫高窟精美壁画而成为“外国探险家”中最臭名昭著的一个。

当他年2月至6月再次率领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考察队来中国进行第二次考察时，这位浑身牛仔装束的美国人已经成了西北各地严加防范的对象。

北京大学特派陈万里教授跟随华尔纳的考察队一同前往。陈万里先生将沿途所见所闻详细记录下来，题为《西行日记》，作为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实地调查报告，于年由北京朴社出版。

《西行日记》作者陈万里在赴敦煌途中

姜洪源、魏宏举翻译的《在中国漫长的古道上》（新疆人民出版社，年7月出版），收进三篇长篇附录，陈万里的《西行日记》作为“附录二”全文收录于该书。

这样，华尔纳第一次敦煌之行的考察游记与陈万里跟随华尔纳第二次西北之行的全程日记，共同构成了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考察队两次到中国西北考察发掘的目击实录史料。

从史料的历史文献价值来看，陈万里的《西行日记》比华尔纳的考察游记价值更高。

盖因华尔纳的考察游记反映的是一个西方人眼中的东方古老艺术及现实社会诸现象的表层观感，而陈万里作为国学功底深厚的北大教授，把沿途的古建、民俗、方音、市招、戏曲、神祇、唱本、志乘等，悉数收向笔端。

正如顾颉刚先生为《西行日记》所作序言中评价的那样，陈万里日记“集合考古学、民俗学、地理学、言语学等等材料于一书，记出从来在书本上看不见的东西！”

本文以陈万里《西行日记》所述史料为主线，辅以华尔纳的考察游记及其他资料，尽可能地去还原20世纪20年代民国山西社会的几个历史片段。

清末民国初年的太原街头

1

阎锡山和吴佩孚的脸谱

陈万里西行的真正起点是从太原开始的。

整个行程是从太原启程南下——

过小店、祁县、平遥、介休、灵石、霍州、洪洞、侯马、闻喜、永济、芮城等晋省诸县，从风陵渡过黄河出山西，抵达陕西潼关；

过华阴、渭南、临潼、西安、咸阳、永寿、彬县、长武等陕西诸地，然后自泾川进入甘肃；

从平凉翻越六盘山，过静宁、会宁、定西、榆中，抵达兰州，接着沿河西走廊一路向西到了敦煌。

这次漫长的旅程见闻甚多，记述庞杂，比如他沿途接触的从军阀要员到县级知事，这些民国时期官场上的脸谱是什么样子呢？

陈万里是年2月17日抵达太原的。第二天10时，他就在督军府的会客厅见到了民国山西的头面人物阎锡山。

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阎卿黑布棉袍，已破旧，状类乡曲；然两目炯炯，神采焕发，谈论极和平真挚。越三十分间，始兴辞而出。

在这半个小时的会见中，阎锡山留给陈的直观印象还是不错的，尽管穿戴得像个乡野村夫，但目光、神采、谈吐还是显示了督军范儿。

清末民国初年的太原街头

而另一位赫赫有名的军阀吴佩孚于年7月在河南接见华尔纳后，留给华尔纳的直观印象却要复杂得多。

华尔纳写道：

当这位显贵快步走进来的时候，我发现他并不像我想象的那样健壮。他身材瘦小，眉毛修长，声音缓慢而有力。

他向我们致歉，说在此之前他正处理一批公文……尽管他在留神地听，但仍在展开的文卷上浏览着。

他当即向我们保证，如果有危险他可保证我们的安全，可以提供一支护卫队。并且解释说，匪患问题都是地方官员负责处理的事情，他本人从来没有考虑过清除匪患的琐事。

当我们表示不希望被护卫队保护，以免被误认为是达官贵人，他却不屑一顾，说可以派十个士兵把我们一直护送到陕西省的边界。

他仍在翻阅那些函件并不时地在上面签字，同时，吩咐传令兵准备快餐。

说是快餐，其实一点也不快，是一顿典型的官场酒宴：

饭厅里摆放着七张圆桌，每桌六至八人就座。我们和吴大帅及他的秘书坐在一起。

窗外的庭院里，一支非常出色的军乐队正奏着军乐。有时，他们在奏乐中突然以俄罗斯人的方式歌唱起来，颇为激动人心。

在最初的半个小时里，我们同靠近身边的军官们没什么可谈的，而我们杯子里的紫红色的葡萄酒却一直被斟满。

吴每次都把酒喝干，同时翻转手中的杯子在餐桌上旋转一圈，我们也只能一饮而尽。然后，他示意我们吃菜，餐桌上摆满羊羔肉、豆腐、炒蛋、汤团等六七种不同的菜肴。

我们用袖子把筷子擦干净，站起来去夹圆桌那边的菜。

吴佩孚手下的军官，在华尔纳看来几乎就是小丑：

我们边品着酒边吃着菜，我听到右边座位上的身躯魁梧的参谋长打出了饱嗝。他那剪得短短的头发上和粗壮脖子的皱褶里渗满了汗水，活像是被捕捞的鳟鱼刚从水里冒出来一样。

而吴佩孚的秘书，在华尔纳眼中更是一朵“奇葩”，这位男秘书是上海圣约翰大学的毕业生，穿着雪白的丝绸长袍，能说一口地道的伦敦腔，指甲修剪得比女孩还雌性化。

吴佩孚款待了华尔纳一行之后，派卫队护送他们到龙门石窟一日游。

这位娇滴滴的漂亮秘书骑马陪同，由于以前从来没有骑过马，一上马就紧张得下巴颏儿都缩了回去，再也顾不上讲什么英语了，走出去没多远就从马背上颠了下来。

到了龙门，他的屁股已被马鞍磨破了。

2

恶之花盛开

从风陵渡过黄河，陈万里一行抵达陕西的第一站是潼关。潼关的街市着实把他们吓一跳。他在年3月7日的日记中如此描述：

在潼关“出至市街闲步。贴邻有一杂货铺，炉灶上公然煎鸦片烟；询之，月纳‘罚款’十元者也。据云：（潼关）东关如此者有三四家，城内则有四五十家左右。

铺号之大者，月纳罚款至二百元，若彼每日门市售数两，故罚款只有此数。烟之来源，在营业小者，向大铺匀之，大者则向西省购运。

呜呼！潼关现象竟如斯耶？此非身历其境者不能知。每一小苇叶，售铜圆十枚，一钱板上，约有百余摊……”

久居京城的陈万里没想到潼关城内鸦片馆林立，因为民国了，鸦片生意是非法的。民国元年1月5日孙中山就发出《临时政府令》，通告全国：

限期剪辫，劝禁缠足，禁止刑讯，严禁鸦片，禁止赌博，废止跪拜。重视农事，保护华侨。

潼关以罚代税，事实上让鸦片生意合法化了。他提及的“小苇叶”，是用来卷大烟膏吸食的，卷成如香烟卷大小，陕西人俗称“棒子”。

至于营销模式，走的是“总代——批发——零售”渠道，大铺批发兼零售，小铺零售不批发；而“总代”，则是一河之隔的山西官商巨贾，山西是陕西鸦片泛滥的大后方。

其实，自年清廷颁布《征收土药税厘条例》之后，国内鸦片种植就合法化了。短短十余年，山西乡野“弃田之半以种罂粟”，毕竟种罂粟比种粮食更挣钱，“往往以膏腴水田遍种罂粟，而五谷反置诸硗瘠之区”，到光绪初年，山西已成为本土鸦片的重要产区。

曾任山西学使朱酉山幕僚的许珏初入晋时大为震撼，他写道：“亲见连畦接畛，遍种罂粟，视光绪初年增多且将十倍”。几年后《农学报》记载：“山西罂粟之产，以太原、榆次、交城、文水、代州、归化等处为最盛”，各处合计共.8亩。山西烟土以“味好劲足”而名世。

张之洞也说：山西遍地种植鸦片，“几于无县无之”。山西作为烟毒大省，清末历任山西巡抚虽然都是禁烟的，措施却一直相对温和。

直到年10月，丁宝铨升任山西巡抚，开始了强硬的禁烟政策。年，山西省谘议局派倡导禁烟和天足的祁县绅士孟步云前往文水宣传禁烟，文水县令刘彤光谎称禁烟已经办妥，次年绝无一人私种。

年春，大片烟苗业已出土，孟步云又去宣传，见到此景，遂以“洋烟不禁，中国必危”等语晓谕群众。农民气势汹汹，则以“我辈生路已绝，何暇管他朝廷之事”相回答。孟步云遂回省报告。

丁宝铨立即采取了最强硬的手段，派夏学津率第85标第1营及骑兵等五六百人，进驻交城县广兴村和文水县城内。3月13日，夏率兵进开栅镇，官民冲突引发，夏学津下令开枪，共击毙群众40余人，伤60余人。

接着，夏学津又威逼当地农民，揭竿横扫，各村烟苗数日尽除。最后又将平民武树福残忍杀害。“文交惨案”发生后，舆论大哗，随后形势的发展震惊了摇摇欲坠的清王朝。

阎锡山主政山西，禁烟一直是他叫得很响的主张，但鉴于“文交惨案”的教训及经济利益的考量，民国时期的山西实质上采取的是“晋烟外销”的策略，本省内严禁销售，抽税外销出省，最大的倾销地就是陕西，对种植则是禁而不绝。

台湾版《阎锡山日记》年2月9日记载：

太谷县长临行请训（民国十一年），曾指示曰：太谷县初以商富，后溺于惰怠，烟赌等嗜好普遍，田野荒芜，你到县应拯溺励勤，本己溺己饥为怀，多下乡，多劝说。又问是否要用严刑峻法？

答曰：严刑峻法须在说服以后用之。

再问：说能以振衰去弊乎？

曰：说之效果甚大，说以先民，民忘其老，说以犯难，民忘其死，但说的心理要真诚，说的事理要利贞。利民之言，民易从，正义之言民易从。禁嗜好，勤农业为太谷施政之重要目标，须振兴之。

阎锡山年给新任太谷县长赴任前的这段训示，基本上反映了山西的民国禁烟意图：

以劝解教育为主，不动用法律的强制手段去禁。

如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陈万里在山西没看到鸦片入市而在陕西却满街都是山西烟了。陈还发现，从潼关到华阴，一路卖鸦片的大铺多是山西人。他在年3月10日的日记中感慨：

两日内关于社会方面观察所得可以记述者，即鸦片烟之公然贩卖尤甚于潼关附近也。

余在岳镇所见市招有戒烟药膏分局，公记公膏局等数种，华县更多，有官膏分售处，官烟分售处，戒烟药膏分售处，销售净烟，销售清烟，棒子分售处，棒子发庄，及销售戒烟官膏等种种，可谓五光十色矣……

闻渭南城内外公然售烟及棒子者约有二三十家，月纳罚款自二三元至七八元不等。发庄店主系山西人，余询其吸烟否？

彼答以有瘾如何回家，谈未竟，二兵士持筛篓小面盆来，要求熬烟，店主告以所在，遂他去。

回至客店，一车夫侧卧炕上，正在吞云吐雾之际，余为之摄一影，彼犹欣然有得色。呜呼！是可哀也！

这段描述准确地捕捉到了山陕两省的烟害差异。山西种烟、贩烟，但布衣黔首一般不沾毒瘾，吸食鸦片一般是晋省大户的嗜好。

徐珂《呻余放言》云：

山右之太谷、介休、祁县多富室，而男丁不蕃。相传保富之法，于男子之将届成年者，为其娶妾，并授以鸦片吸具，则为烟色所困，而无用财之他途。

于是黄标紫标，绵延弗替，然烟色二者，为伐树之双斧。断丧既甚，生殖力锐减矣。

而陕西的情况则严重得多，销售环节上的松弛放任直接导致烟毒走向社会底层，进而成为全民化毒瘤。还是顾颉刚先生看得透彻，在给陈万里《西行日记》所作的序言中他愤然写道：

至于政治的黑暗，如陕甘两省的罂粟的遍野，苛税的繁多，银圆价值的分歧，哪一处不教人看了心痛！我们只要陕西经商的山西人说的‘有了瘾如何回家！’的话，便可知道山西和陕西的政治是迥然不同的。

因为陕甘两省兵匪满地，逼得人民的生活苦痛不堪。因为督军们要收取烟税作为自肥之计，借了罚种罂粟的名目，普及于一班种菽麦的人，叫他们分摊罚款，逼得他们不能再种菽麦。

因为大家都种了罂粟，弄得烟贱而谷贵，牵连及于一切物价，没有不提高的。人民生计之枯，嗜好之深，惟有一天一天的堕落下去，除了奄奄待毙之外竟没有别的办法。

试看这本日记里写的，他们在寒风凛冽之下，赤着身子，颤着牙齿做苦笑，真是何等悲惨的一幅‘饿殍图’呵！

发源于晋蒙两省交界地带的“二人台”戏曲，从民歌中走出，发展成为“打地摊”的形式，叫“打玩意儿”，基本上是说唱艺术。

近代二人台兴盛于晋、蒙、陕、宁、甘地区，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片区域广种鸦片，江湖艺人在罂粟收割季节到罂粟产地打地摊唱玩意儿，于是也叫“洋烟戏”，如此才能维持艺人的生计。

这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出民国时期的山西乃至整个大西北，是一片罂粟花掩映下的“恶之花盛开”的地方。

3

戏剧与祭祀

在陈万里历时近半年的考察途中，记录下的业余文化生活，最隆重的就是看戏。

年2月21日在太原看戏，2月24日在介休看戏，3月4日在猗氏（今山西临猗县）牛杜镇看戏，3月12日在西安看戏，3月15日在西安看戏，4月19日在凉州马儿坝看戏，5月20日在敦煌月牙泉看戏……。

这倒不是陈本身系民俗学家就对地方戏曲格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