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大学里的新文学：

“五四”时期圣约翰大学的国文教育改革初探

凤媛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原刊《文学评论》年第3期）

内容提要素来以英语教育著称的圣约翰大学进入20年代后，开始以国文教育改革作为追求基督教教育“本色化”的重要途径。在这其中，校长卜舫济及校方在传统文学和新学制国语课程标准之间的调和平衡，国文部主任孟宪承从教育学的实践角度对“五四”时期国文教科书的诸多反思，国文教授钱基博开讲“现代中国文学史”，试图寻求一种兼顾新旧言文、博通古今的学术规范，以及国文部教师何仲英、洪北平等在教学实践中对白话文的大力倡导等，构成了20年代前半期圣约翰国文教育改革充满张力的复杂面貌，折射出置身于当时激烈的民族化浪潮中的基督教大学在追求“本色化”还是“基督化”，“现代”还是“传统”，“文言”还是“白话”之间的微妙抉择。

一、“五四”国文教育改革中的圣约翰大学

作为民国时期著名的基督教大学，圣约翰大学素来以英语教育闻名于世，这主要得益于它的第二任[1]，也是执政时间最长的校长卜舫济（FrancisListerHawksPott）牧师。年，卜舫济入主圣约翰，他抱定华人研习英文，可以增进智慧，铲除陈见，了解基督教事业的目的[2]，积极推进英文教育，此后圣约翰的英语教育水平开始突飞猛进。年校刊《约翰声》(TheSt.John’sEcho)创刊，作为当时国内首个由学生创办的英文刊物，《约翰声》主要由全校学生撰述讨论学问及研究中国和东方世界的重要问题，该刊物的出版也标志着该校学生的英语水平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水平[3]。相比之下，圣约翰的国文教育却一直停留在传统四书五经的教学内容和方式上。年初，校方开始着手改良国文教育，聘请到一些讲究新学的留学生来校任教，但因新学观念和校方立场相违背很快夭折[4]。年秋，为改变学校“不注重国文，受人讥评”[5]的局面，校方又聘请年圣约翰文科毕业生陈宝琪担任国文部主任实行改革，同样收效甚微?[6]。

20世纪20年代，伴随着“五四”运动不断高涨的民族主义思潮，“本色化”和“中国化”的呼声也在国内思想界及基督教界愈演愈烈。非但像蔡元培、陈独秀、胡适、朱经农这样的基督教外的知识分子对基督教大学忽视本国的固有文化提出过质疑，包括像吴雷川、刘廷芳、刘湛恩等基督教知识分子，也对这一倾向表示了痛彻的反思[7]?。在这样的内外压力之下，基督教大学也加入到这一“本色化”运动中。年春，卜舫济校长延请著名的教育家，时任江苏省教育会会长的黄炎培来校考察，黄提出“中文改进之计，事不可缓”，于是，圣约翰大学“广延四方闻博之士，讲诵旧贯。凡所兴革：有改良教授法，变更课程，改易教材，增多大学国学学分，添购图书，注重课外作业，六事”[8]。很快，年9月起，圣约翰中学部的国文课程中，添设模范文语法，文法修辞概要，文字学大纲，阅书质疑等科目。大学部则采取学分制，国文占16分，修习不及格的学生只能作为特别生，不能获得学士学位。同时，还聘请了一些国文教员，如何仲英、伍叔傥、洪北平、林尚贤、顾宝琛等[9]。此后又聘请南京大学教育科教授孟宪承为国文部主任，江苏省省立第三师范教务主任钱基博为国文教授，成立国文教学讨论社，邀请中华教育改进社主任干事陶行知来校演讲，指导改革等。这就是圣约翰大学校史上影响颇大的20年代国文教育改革。

需要说明的是，20年代也是全国范围内国文教育改革的一个重要时期，这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大规模爆发关系密切[10]。年4月15日，胡适在《新青年》第4卷第4号上发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一文，将“建设新文学论”的唯一宗旨归结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此语一出，创造性地将倡导白话文的文学革命和从晚清以来就已开展的主张“国语统一”的国语运动进行了成功对接，同时也为以白话文为载体的新文学谋得正统地位营造了一种先声。那么如何进行这种文学革命呢，胡适说，“我的意思，以为进行的次序，在于极力倡导白话文学。先要造成一些有价值的国语文学，养成一种信仰新文学的国民心理，然后渴望改革的普及”，而普及的关键在“学校教育”，而且要从“低级学校”做起，“进行的方法，在一律用国语编纂中小学校的教科书”[11]。虽然胡适曾表示自己“对于教育还是一个门外汉，并没有专门的研究。不过，我们讲文学革命，提倡用语体文，这些问题，时常与教育问题发生了关系”[12]。显然，在他看来，进行中小学阶段的国文教育改革，是推广新文学运动和国语运动的最有效的途径。不仅是胡适，“五四”时期众多知识分子对于教育和新文学的关系都抱有相似的观点。刘半农在《新青年》4卷1号发表《应用文之教授》一文，更是将问题矛头直指当时的学校教育，“现在学校中的生徒，往往有读书数年，能做‘今夫’‘且夫’或‘天下者天下之天下也’的滥调文章，而不能写通畅之家信，看普通之报纸杂志文章者，这是谁害他的?是谁造的孽?”在胡适等一班知识分子的大力倡导下，白话文运动、国语运动以及清末民初就兴起的国文教育改革开始发生密切关联，同时由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和国文教育改革的合流，“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讨论最为激烈的文白之争，也成为国文教育改革中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年1月，教育部正式通令全国：“查吾国以文言纷歧，影响所及，学校教育固感受进步迟滞之痛苦，即人事社会亦欠具统一精神之利器。……兹定自本年秋季起，凡国民学校一二年级，先改国文为语体文，以期收言文一致之效。”[13]“语体文”也即胡适们大力提倡的白话文。同年4月，教育部又发出通告，规定截至年止，凡用文言文编的教科书一律废止，各学校逐步采用经审定的语体文教科书，其他各科教科书也相应改用语体文。年11月，教育部仿照欧美学制颁布的《学校系统改革案》，也称“壬戌学制”或“新学制”。同过去相比，这个学制缩短了小学年限，增长了中学年限，改“七四制”为“六六制”，中学教育分初高两级，年限上可酌量变通，“四二制”或“二四制”；同时中等教育和大学均采用选科制。作为“新学制”的配套体系，年教育部又颁布了中小学各科课程标准纲要。其中的初级中学《国语课程纲要》（由叶圣陶拟定）要求学生“由了解语体文，进而了解文体文，由浅及深，自成一圆周”[14]，高级中学则包括《公共必修科国语科学程纲要》（由冯顺伯拟定）和《必修科本科特设国文科学程纲要》（由穆济波拟定），由冯顺伯拟定的学程纲要中，在“甲项”的文学欣赏中明确要求首先学习包括“散文文字、小说、剧本、新诗”等在内的“最近文字”[15]。可见，“新学制”颁布后不久，“语体文”很快由当时备受争议的一个新生事物变成了官方认可的内容。它明确将白话文和白话文学作为当时中小学生的一种基本文学素养，这也意味着“五四”新文化和“五四”文学革命对国文教育改革的影响至少在国家制度层面取得了一定的实绩。

当然这种由上而下的改革，并不意味着新文学在20年代已经一统天下。事实上，在20年代大部分的中小学校中，文言文教学仍旧占据着主导地位。而在更高一级的大学校园的国文教育中，新文学和旧文学之间彼此绞缠的关系更为明显。

和中小学一样，民初大学的国文教育同样面临着是否需要“现代化”的处境。陈平原在讨论民国初年北京大学的文学教育时，就指出在由京师大学堂向北京大学转型的过程中，北京大学的课程设置就经历了由溺志辞章的“虚文”转向光、电、声、化的“实学”，文学教育方面则由西式的“文学史”逐渐取代传统的“文章流别”[16]。从表面上看，这是西方的文学理念的进步，更是新文学战胜旧文学的重要表现。但实际上在北大校园内，新派和旧派之间并非是水火不容，针锋相对，而是新旧交融，兼容并包的。年底，蔡元培开始主政北大，在他的倡导下，10-20年代的北大国文系既有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周作人等这样的新文化运动的得力干将，又有如黄侃、马裕藻、朱希祖等旧学根基深厚的学者，这种状态甚至一直延续到20年代的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时期。国学门的成立，一方面有赖于蔡元培主张大学进行学术研究和走专业化路数的办学理念，另一方面则是由于20年代之后整个社会在经历了“五四”高调反传统之后开始对传统文化进行重新认识和评价。当时担任国学门导师的有刘半农、周作人、陈汉章、黄侃、钱玄同、沈尹默、沈兼士等，主要的研究科目有音韵、形体、训诂、诗词乐府、清代考订学等[17]，从中即可见出北大国学门在研究方向上还是偏重于传统学术的路子。

在北大等国立大学这种国学研究热潮的带动下，基督教大学也开始紧跟其上。比如金陵大学在年底延请到当时著名的训诂学家胡小石和文学家陈钟凡出任主任，国文系预算比原来增加一倍之多。沪江大学也聘请到吕思勉担任国学教授，开设中国文字学、宋明理学等课程[18]。当然在这其中，也有一些例外，作为基督教大学后起之秀的燕京大学，不但成为基督教大学国学教育和研究的有利推动者，校长司徒雷登更是率先将正在兴起的白话文学纳入到燕京大学国文系的课程改革中，并延请到当时在北大任教的周作人担任中国新文学部的主任[19]，这一举措亦开启了新文学进大学课堂的先河。

可见，在这场影响颇广的国文教育改革中，一方面由于“五四”知识精英们的介入，白话文得以顺利登堂入室，至少在官方的政策层面压制了文言文，获得合法地位；另一方面在实际操作层面，文言文和白话文之间的复杂纠葛始终存在，中小学如此，大学里这种情况更甚，这其中不仅包括以学术研究为主要导向的国立大学，还包括生存环境更为复杂的基督教大学。本文所要追究的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圣约翰大学是如何处理文白之争和自身生存发展的关系的？这些举措对圣约翰的国文教育发展又起到了怎样的影响？在“五四”时期的国文教育改革中，以圣约翰大学为代表的基督教大学，起到了一种怎样的作用？

二、平衡与调和：圣约翰校方的政策导向

具体到圣约翰这场国文教育改革，校方尤其是校长卜舫济的作用不可忽略。作为一个精通中国文化的西方传教士，卜舫济对于中国文化的态度颇为复杂。一方面，他对中国传统文化及其教育方式的弊端有着真切地体认，认为这种教育只是训练了记忆力，并不能学到真正的知识[20]，进而提出“中国最需要的东西是通过耶稣基督的生活和教义传递给我们的上帝的知识”[21]，另一方面他又时常告诫圣约翰的学生们要重视中文和中国文学的学习，“我们不能设想中国的高等教育，会总是由一种外国语言来提供。…中国的未来有赖于她明智地以自己的过去作为根基，如果她完全抛弃传统道德和社会理想，其结果将导致混乱和毁灭。”[22]

卜舫济这种看似矛盾的态度，与他身为一个以传播基督教义为终生使命的虔诚基督徒并不违逆。卜舫济在执政圣约翰40年的历史中，始终处在致力于将圣约翰大学基督化还是本土化的矛盾中，但同时他又是一个非常善于审时度势、懂得如何与中国本土环境调和的人[23]，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致意，从某种程度上也是为了更好地为圣约翰的基督化目标服务。在20年代民族声浪日渐高涨之时，他在致差会部的一份备忘录中这样写道：“当（民族主义）精神高涨之时，人们自然对本国的语言文字更加感到自豪。圣约翰将尽力使其毕业生中、西全面发展，从而鼓励这种民族主义精神的增长。”[24]在国文教育改革期间，卜舫济甚至还曾经说，“方今之中国学生，不可不使知欧化之真善，尤不可不使明国学之粹美。不知欧化之真善者，将墟故笃旧，而凿于方今，然不明国学之粹美，则见异鹜外，而背弃其祖国。此又吾之所大惧也。然吾有事兹校教学三十年，尝诏之欧美科学之真善矣，然未尝使之知国学之不可放废。欧化则播矣，国性之损矣，斯则吾之大过也。然吾老矣，吾犹将努力！”[25]从上述种种言论可见，卜舫济强调重视国文教育，几乎都是停留在对于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层面上。

另一方面，对于当时社会正在新兴的“五四”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卜舫济为代表的圣约翰校方也给予了相当程度的呼应和支持。可以提供一个细节，年初，圣约翰校方出台规定，各对口中学在选送毕业生进入到圣约翰大学时，“须确有新定之国文程度，方准免试升学，此项标准之规定系根据新学制国语课程标准之精神而酌合教会学校实际之需要云”[26]。“新学制国语课程标准”，即上文所述的“壬戌学制”之后教育部颁布的新学制中学国语课程纲要，其中对于语体文的教学内容有非常明确的规定，圣约翰大学要求进校学生必须具备“新定之国文程度”，也正是对以语体文为载体的新文学的一种认可。当然在具体到执行这一新的课程标准时，圣约翰校方又提出要“配合教会学校实际之需要”，这其中自然是大有深意的。配合这一“实际之需要”，换言之正是要适应圣约翰20年代复杂的生存背景。由此可知，以卜舫济校长为代表的圣约翰校方在中国传统文化和“五四”新文学之间的左顾右盼，带有很多出于自身生存境遇的策略性的考量，既要顾全“基督化”的基本宗旨，又要适应当时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既要保持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致意，又不能完全无视新文化运动这一新的社会思潮。这种复杂的状况也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到其对国文部教学改革核心人物的选择上。

比如卜舫济一度希望邀请到梁启超为圣约翰的学生上课，梁启超本人也积极响应，但后因梁的个人原因（他当时还拖欠了清华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的较多课程），这一计划最终未能成行[27]。需要说明的是，20年代梁启超的思想和文学观较之晚清民初已有了很大变化，尤其是在结束了-年的欧洲之行后，他反思了西方启蒙运动以来过于注重科学和理性的倾向，对原来所持的文学进化论也进行了修正，从原本视传统文学为“中国群治腐败之总根源”[28]，变为对杜甫、屈原、陶渊明等古代诗人价值的重新发现[29]。这种文学观点无疑是非常符合圣约翰国文教育改革的主导方向的。再如在卜舫济的力邀下，圣约翰毕业生孟宪承于年回到母校担任国文部主任。说到孟宪承，就不得不稍微谈及他的教育履历。孟宪承于-年就读于圣约翰大学外语系，在校期间成绩优异，且经常在校刊《约翰声》上发表文章，内容涉及文史、教育、语言等多个领域。他还曾代表学校参加教会大学的中文辩论赛，并多次荣获圣约翰颁发的中文类奖项[30]，可见孟宪承在大学期间就能做到英文和中文兼长，而年回到圣约翰时，孟已经是负笈海外归来的教育学硕士，作为圣约翰此番国文教育改革的关键人物，他的理念极大地影响了改革的思路。

比如对于文学界和教育界争论不休的“文白之争”，孟宪承对于文言和白话各执一端的两派都不以为然，他反对的是粗暴对待民族传统文化的态度。在年的《初中国文教材平议》一文中，孟宪承对商务版的《初中国语教科书》的选目偏于欧化提出质疑，“对于这样的以翻译文学的教材，求达阅读古书欣赏中国文学的目的，不能不根本的怀疑、郑重的考虑”；“在初中里，…应当以纯粹的中国文言文学为主体，语体文不必选，翻译文更不必选”[31]，不主张教材上实行“语文平行的编制”。值得一提的是，此文不但在当时《申报》周刊《教育与人生》上发表[32]，据钱基博的回忆，还在圣约翰大学的国文教学讨论社中予以宣读，钱基博对孟宪承的这些主张也相当激赏[33]，可见，孟宪承是打算将这种理念和诸位同仁分享、讨论或者加以实施的。具体到如何进行初中国文教学，孟宪承认为有些教材偏于现代文学和语体文，多选择现代思想上的流行的问题，“有故意趋易避难迎合生徒一时的嗜好和娱乐，而不顾他们永久的需要与国文教学自身目的的弊病。至于单用语体文、翻译文，来达到国文教学目的，也还是可以根本怀疑的。”因此他提出，“精读宜以中国文言文为中心，略读则除散文、诗歌、小说、戏剧外，宜分年择定一种平易的古书——如《论语》、《孟子》、《左传》等的选本——为中心”[34]，对钱基博为圣约翰大学附中所编的《中国文学读本》依时代追溯的编排顺序和偏于古文的内容，表示认同。

另一方面，孟宪承对于白话文学也并非持一味排斥的态度。在年《初中读书教学法之客观研究》一文中，孟宪承提出按照新学制初中课程纲要的要求，读书要分“精读”和“略读”两种，对于精读课的教材内容，他列举了江苏一师的选材大纲，其中包含了“古文”、“今文”，“语体”和“文体”两大类，可见他对于白话文教学并不是完全排斥。他不认同的只是在具体教学中白话文和文言文如何进行衔接的方法，譬如商务版的国语教科书中采取的“语文对译”和“语体文言作品对比”等法，孟宪承认为，“语文的过渡，须在语法文法上施行特殊的指导和练习，而无取乎在读本上拘拘于语文平行的编制。”[35]由此可见，作为一个深谙教育学原理的专家，孟宪承更多的是从教育的实际接受过程来看待和处理文白之争的问题的。

三、谨慎的白话文学观：以钱基博的《现代中国文学史》为例

作为孟宪承力邀加盟进圣约翰这场国文教学改革的钱基博[36]，在观点上和孟形成了相互应和之势。在一般人眼中，钱基博是以善治经学闻名于世的国学大家，殊不知他的成长经历以及知识结构却是融合中西的。戊戌变法后，钱基博读到严复的《天演论》，视界大开，自学了代数、微积分等学科，还和同乡组织了一个理科研究会，延请老师教授物理、化学等科目，自己还兼任无锡县立第二高等小学的理科教员。同时，就其职业生涯而言，钱基博还有另一个重要的身份，就是一个始终站在教学第一线的文学教育者。他的教育生涯始于年，此后他历任了中小学教员、大学教授等多个角色，教授国文则贯穿其教育经历的始终。而和其他国文教师不同的是，钱基博还是一个将自己的深厚学养和教学实践紧密结合的思想型的文学教育者。

说起来，钱基博在圣约翰大学任教的时间并不算长，从年秋应孟宪承之邀赴圣约翰大学国文系任教，到年6月圣约翰发生“国旗事件”导致钱基博及其他华籍师生愤然离校，他先后主讲了《国学概论》、《现代中国文学史》、《韵文》等课程，在此期间（包括20年代初期开始），他通过上课、著述等方式，表达了其独树一帜的文学观念和文学教育理念，这其中就包括他对白话文和文言文教学的态度。

年7月，尚在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担任国文教师的钱基博，编著了白话文教材《语体文范》。此举虽然一度被旧派文人目为“趋时”之举[37]，但内里钱基博并没有对当时得风气之先的白话文运动一味赞赏，表现出来就是在遴选的篇目后面，钱基博都以批评的意见为题，对白话文运动的优劣得失表达了相对客观的评价,并由此引发新派和旧派对他的双重批评。比如针对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导言》，钱基博就提出，作为大名鼎鼎的白话文家胡适的文字中仍旧夹杂着旧时文言的痕迹，针对白话文运动中理论常常和实践相脱节的情形，钱基博则指出，“‘文字革新’这个问题，不是靠几个大学者‘放言高论’就可以成功”，还要靠着我们中学以下的多数国文教员，实施国文教授的人（着重号为笔者注），实地的试验，虚心的商榷，或者有些希望”。可见，相对“五四”白话文运动的行诸高蹈，钱基博是站在一个基层的文学教育者的立场，抱着一种冷静的谛视态度，坚持以实际效果作为判断这种“由上而下”运动是否恰切的依据。同时，在和白话文运动先驱裘廷梁的两次书信往返中，钱基博提出，“我‘信而好古’的思潮是和现在新潮澎湃一同起的”[38]，并认为自己治学，和那些抱残守缺的“国粹先生”们不同，和康、梁以及胡适的新国故家们也不同，这其实是他的一种自述怀抱，将自己定位在过于保守的旧派和过于激进的新派之间，试图以一种新的方法去寻求一种兼顾新旧言文的学术规范。同时，作为一位执着的文学教育者，本着要“涵养学生对于中国文学的欣赏”[39]的目的，文学作品能否在教育过程中最大程度地为学生理解和接受，成为钱基博衡量文学作品是否有价值的重要标准，《现代中国文学史》就是钱基博肩负这双重身份的思想产物。

《现代中国文学史》初版于年底，由无锡国专学生会集资出版，虽然其时钱基博早已离开圣约翰大学，成为新创立的私立光华大学的重要筹备人之一，但此书是他于圣约翰大学任教期间开设的课程讲稿的基础上成稿的。据钱的回忆，他在开设“文学史”的课上对学生说，“我想讲近三十年文学演变以到胡适，其人皆现在；而姓名，皆诸位在报上看到，必能发生兴趣；然而旧演变，形形色色，中国四千年文学之演变，亦可缩影到此二三十人身上，作一反映”[40]，果然，这种联系到当下社会的上课内容马上就引起了学生的兴趣，他们常常带着讲义去向钱基博请教问题，这在圣约翰大学前所未有的，这也正是《现代中国文学史》的最初由来。同时，由于20年代圣约翰大学的相关课程讲义材料目前很难查找，对于该书的讨论，可以成为了解钱基博20年代的文学观念尤其是他对新文学态度的一个重要途径。

年9月，《现代中国文学史》由上海世界书局正式出版，销路极佳，三年内再版三次，年9月又出版了增订版。该书出版后，在评论界引起了较大反响，其中最引人争议的就是该书关于新文学部分的评价。“钱基博氏所著《现代中国文学史》，长至三十万言，其论白话文学，不过一万余字，仅以胡适入选，而以鲁迅徐志摩附焉，于此诸人，大肆訾支”[41]，诚然，从篇幅上说，全书涉及到古文学各家各派的有七十余人，讲到“新文学”的则只有区区十二人，且主要只讲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章士钊、胡适，这种眼光确实不能为时人所理解，“著者之无能力欣赏白话文章，…而又不知道那几位作家才是活动于新文坛上的重要角色”[42]，这样的评价勾勒出的似乎是一个迂腐固执，对新文学颟顸无知的守旧者的形象，但其实这不过是被表象所惑的一种误解。

在该书绪论中，钱基博着眼于当时文坛，提出民国二十年间治文学史的两大弊端，“一曰执古，一曰骛外”，他先指出了“骛外”派“衡政论学，必准诸欧，文学有作，势亦从同”的做法，不过是“轻其家丘，震惊欧化，服降焉耳”，“必以欧衡，比诸削足，履则适矣，足削为病”。他所定义的“执古”，指的是“茹古深者又乖今宜，崇归、方以不祧，鄙剧曲为下里，徒示不广，无当大雅。兹之为蔽，谥曰执古。知能藏往，神未知来，终于食古不化，博学无成而已”。如果说，“鹜外”是钱基博对于当时新文学阵营过于欧化的不满的话，那么对于“执古”结果的充分认识，则说明他并非是一个顽固不化者，而是对当时学界的这两种趋向始终保持着较为清醒的头脑，并且试图在这两种趋向之外，找到一种属于自己的独特的文学关怀。

比如在讨论林纾时，钱基博充分肯定了其在古文创作上的成就：“纾之文工为叙事抒情，杂以恢诡，婉媚动人，实前古所未有，固不仅以译述为能事也”[43]，同时又指出他“一绌于章炳麟，再蹶于胡适”，正在于他“不晓时变，姝姝守一先生言，力持唐宋以与崇魏晋之章炳麟争，继又持古文以与倡今文学之胡适争”[44]，这种褒贬互见的评价既说明钱基博臧否人物时公允、客观的眼光，也反映出他正是以不“执古”和顺应时变作为文学发展的正路，而这种批评标准和新文学阵营将林纾视为顽固守旧派的批判其实并无方向性的差异。

而在讨论“骛外”这样的情形时，钱基博则以章士钊的“欧化的古文”和周树人的“欧化的国语文”作比较，并兼及梳理了白话文在胡适等人的鼓动下乘兴而起的背景，认为周树人倡“直译”，而非“意译”，“摹欧文以国语，比鹦鹉之学舌”，导致的结果则是“佶屈聱牙，过于周诰”，让人费解。因此他认为，章士钊的译文能够“茹古涵今，熔裁自我”，不失“谨严”，而周树人的译文则“生吞活剥，模拟欧文”，“词意拖沓”，二者之间高下立现。这种判断又将自己和新文学阵营拉开了距离。

更重要的是，在这种由今溯古的过程中，钱基博发现白话文在兴起之初追求的“言文一致”的目标，在新文学倡导的“欧化的国语文学”的日渐盛行中已经消失殆尽，而“言文一致”，也即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相统一，恰恰是钱基博作为一个长期置身教育第一线的文学教育者的一贯诉求。年钱基博发表了一篇名为文章《我之中国文学的观察》[45]，文中他反驳了蔡元培和胡适提出的我国“言文背驰久矣”的观点，提出古之文言，“是从古到今通用；而不似古人的话之受时间制限”，他以孔子的《论语》一书为例，提出孔子门徒三千，而当时国语并未统一，孔子只有用“文言之一”法，通过“言之有文”来实现“辞达”的效果，这也就论证了古代的文言文并非是蔡元培、胡适所批评的“文言背驰”。可见，钱基博之所以对新文学以及白话文颇有微词，其依据是认为好的文言文可以做到“文言一致”，并且能够传播广远。

同样的观点在钱基博的另一篇文章中也能得到印证。年，钱基博在《约翰声》上发表文章[46]，批评当时“趋愈简陋的教材，不但是教育效能低减的表征，也是一国文化衰落的征兆，…我们为要矫正现在一般教会学校的学生过于欧化完全不了解中国文化的心理，为要提高本校中学部一般学生的国学程度能够和现行的大学学程衔接，尤其要给学生一些切实能够了解中国文化上的共同要素的读物才行”。他其中还引到梁启超的说法，“文言文行用已两千多年，许多精深的思想，优美的文学作品皆用它来发表，所以学生应该学习它，至少能够读他了解他。语体尚在发达幼稚时代，能充学校教材的作品不很多”。可见，注重文化上的“共同的要素”，能给学生以精神涵养，并能够为“最大多数人传诵”的文学，是钱基博认为可以进入教材的重要标准，而尚处于幼稚时代的语体文，显然难当此任。

可见，圣约翰时期的钱基博，并非带着一般国学家的古雅趣味，对白话文学抱有根深蒂固的陈见，而是由于其作为一个有思想力的学问家和文学教育家的双重身份，在对中国文学发展作通盘考量和反思之后，钱基博提出要以文学能否做到“言文一致”，尤其是以学生的最大程度的理解和接受力作为标准，这其实和孟宪承从教育学的角度对白话文进入教材持较为谨慎的态度是一致的。

四、白话文学进课堂：以洪北平、何仲英为例

除了孟宪承和钱基博之外，洪北平和何仲英也是圣约翰这场国文教育改革中不可忽视的人物。可惜目前学界对这两位并不多。

洪北平，原名洪藩，字北平，扬州仪征人，早年入南社，以政论家行世，后因国事日非，厌倦政治，遂转修文学，南京高等师范国文专科毕业，历任江苏第一中学、天津南开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等国文教员[47]。年6月，圣约翰大学“国旗”事件之后，洪北平作为爱国师生群体中的一员，离开圣约翰，参与光华大学的建设。

洪北平是“五四”时期提倡和践行新文学教学的一个重要人物。早在年，他就发表了《新文谈》[48]一文，其中谈到“白话文与国粹”、“白话文与新文学”、“新文学与旧文学”等问题，文章在新文学和旧文学的对举中，提出新旧文学的不同特质，认为“旧文学是形式的，新文学是精神的”，“旧文学是贵族的，新文学是平民的”，“旧文学是非人的，新文学是人道的”，“旧文学是雕琢的，新文学是自然的”，“旧文学是空想的，新文学是写实的”，“旧文学是复古的，新文学是进化的”，从这些标准的两相对举中，可以看到洪北平所持的文学观念，是典型的建立在进化论基础上的“五四”新文学观。文章结尾，洪北平认为，“新文学在现今还是萌芽时代，还要加以培养灌溉，将来才可以开花结果。我们研究文学的人，从事文学的人，都应当尽一点培养灌溉的力量呀”，可见他能够较为客观地认识到新文学发展的真实情况，并对新文学抱以一种积极努力的态度。这点和曾经是洪北平学生的赵景深的回忆也相符合。赵曾回忆，民国八年他在南开中学读书，洪北平担任他的国文教师，对他的白话文写作进行过诸多指导的情形[49]。

洪北平在圣约翰任教期间，除了担任“模范文”、“修辞学”、“阅书指导”等课程的教授外，还曾任过圣约翰中学的学生社团“小说研究会”的顾问，该研究会两周开会一次，“对于小说及关于增长小智识之事均讨论无遗”。值得一提的是，这个社团还曾经发行过一种出版物，名为“文素”[50]，“以练习小说助长兴趣”，可见该刊物基本上是以圣约翰学生的原创小说为主要内容，而且就其“练习小说”和“增长知识”的目的来推断，这个刊物应该是以鼓励学生进行新文学创作的一个园地，但遗憾的是，该刊物目前在国内资料失佚，暂时无法查找。同时他还在《教育杂志》、《新晓》等刊物上发表关于国文教学的诸多文章。比如发表在年《教育杂志》（17卷第2期）上的《中学国文教学底先决问题》一文中，他正视了当时中学国文教学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比如和英语、数学等科目时间分配不均，国文教学的标准不统一导致学生国文程度参差不齐等，进而提出解决的唯一办法就是大家都按照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去执行，而且他认为中学生的作文标准中，“能自由运用语体文发表思想”[51]是其中一个重要标准，可见他在教学中也是倡导以新学制国语课程标准作为准绳的。

当时在圣约翰国文部的另一位教师何仲英，可以视为“五四”时期和洪北平有着共同的新文学教学理念的“双璧”式人物。他们都有执教天津南开大学的经历，都发表过讨论新文学如何教授问题的文章，而且两人在年时还合作编写了一部适应于当时中学生的白话文教材《白话文范》，有研究者曾指出这套教材高度呼应了“五四”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是当时将尚处在萌芽状态的新文学成功引入中学教学的首度尝试[52]。

何仲英在20年代执教圣约翰期间，担任了包括文字学、作文、阅书指导等科目的教学，作为一个对文字学颇有造诣的学者[53]，何仲英对新文学的态度是建立在他对作为一种新的语言形式的白话文的认知基础之上的。年他在《白话文教授问题》一文中以主客答辩的方式，讨论白话文能否进入中学教科书以及如何教授的问题。文章提出“白话文当然为将来文学之正宗”，认为“文学的要素，是思想感情。文学的方法，是达意表情”，“白话文的达意表情是直接的，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该怎么说，就怎么说；文言文的达意表情是间接的，常常用写典故词藻堆砌上去”，“我们为便于发表自己的思想感情及贯彻社会和人生的关系的起见，不得不教授白话文”[54]，何仲英虽然没有直言新文学这一“概念”，但这些对于白话文的论述实际上是和“五四”新文学追求的特质相当吻合的。在谈到如何教授的问题时，何仲英举出将蔡孑民的《杜威生日演说词》、钱玄同的《尝试集序》、《水浒传》中的“武松打虎”一节以及一些白话新诗等材料作为白话文教学的素材，显然这种择取标准和《白话文范》所体现出的标准也是较为一致的。可以看到，何仲英其实是从白话文所具有的清晰、浅白，便于传情达意的语言特质层面，对新文学进行一种认定的。在稍后的那篇《国语文底教材与小说》文章[55]中，他沿袭了胡适在《白话文学史》中的思路，建议将包括《老残游记》、《镜花缘》、《西游记》、《红楼梦》等在内的古代白话小说以及当时胡适、周瘦鹃等翻译的欧美小说，都当作国语文教学的素材，并认为学生由此可以学习国语，和“引起研究人生和社会底种种问题”，这些观点都未溢出“五四”时期主张新文学的知识分子的整体思路。

在圣约翰任教期间，何仲英还担任了江苏省教育会推行国语委员会委员一职，期间他和委员会的同仁们一起向当时的各大报馆呼吁使用语体文。在给当时《教育杂志》的主笔的信中，何仲英和同仁们表达了希望作为大众舆论平台的报刊能够率先使用语体文，以起到“教育普及”[56]的作用，可见何仲英们推行语体文的目的，是在于让文字变得更为简洁和直白，以便让新知识新思想的普及更加容易。这一观点也和胡适们的立场正相呼应。

除了授课，何仲英还经常在圣约翰大学的校刊《约翰声》上发表文章，表达观点。发表在《约翰声》年34卷第3号上的《教会大学生与东西文化的宣传》一文中，他认为“对于西洋文化要贯输，对于中国文化要拥护”，“国立大学的学生不过负了一种使命，教会大学的学生倒负了两种使命”，呼吁教会大学的学生要“对本国文化有精微的研究”，同时要利用外语的优势进行东西方的文化交流和宣传。从这个角度上看，何仲英的立场一点也不保守，而是非常具有世界性的眼光。

由上可见，相对于孟宪承和钱基博对于白话文学所持的较为谨慎的态度，洪北平和何仲英其实是代表了20年代圣约翰大学国文教育改革中的另一支力量，即主张将白话文和新文学带进课堂，他们在教学实践中对新文学的支持，和胡适们倡导的新文学运动形成了积极互动。但和胡适们这些站在时代潮头推行白话文学的引领者又不同的是，洪北平和何仲英是有着较为丰富的教育实践经验的国文教师，本着如何将白话文更好地和传播、接受、教育、普及环节相结合的宗旨进行考量，从这个角度上说，洪何二人又和孟宪承、钱基博的立场形成了某种一致。

五、余论

那么这样一场新旧杂糅的国文教育改革给20年代的圣约翰带来了一种怎样的改观呢？年的《约翰年刊》（Johannean）曾刊载过一篇文章，作者称：“人皆称吾校注重英文，中文程度，远不逮他校，中文佳者，寥寥不可多得。岂知按之实际，有大谬不然者。自五四以还，新文化运动之呼声遍全国。急进之学校甚有用白话文作课本者。试观国内各学校，其出版物之尽用白话者，比比皆是。吾校则否。约翰声所载大都文言，他校盛行新文学之际，而吾校则竭力保存国粹，于白话文字则随附人后。”[57]这篇由学生撰写的文章所反映出来的问题颇有意思，既反映了当时圣约翰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即“国粹”的重视，也从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校方在新文学和中国传统文化之间进行权衡时的某种侧重。值得注意的是，这篇文章发表在国文教育改革开始不久之际，而据笔者对—年《约翰声》杂志的粗略梳理，实际情况还是发生了一定变化的。

首先，从白话文相对于文言文的比例而言，从到年《约翰声》的中文部分呈现出一种逐渐增多的趋势。据笔者统计，年《约翰声》的“社言”、“论说”、“译丛”、“文苑”、“小说”、“随感录”等诸多栏目中，白话文和文言文约各占一半，在“文苑”栏目中刊登的全部都是文言文写就的古体诗词，可见该刊当时还是较为正统的文学趣味。虽然年9月始杂志开始出现“小说”和“新诗”这样的栏目，但其中文言翻译的译作占据了相当的比重，白话文写作的新诗和小说篇幅都较为短小，且带有明显稚嫩的试作痕迹；而年的《约翰声》最大的变化就是白话文创作的种类和篇幅都明显增多，其中既有用白话文翻译的欧美作家的小说和戏剧，也有白话文原创的小说、独幕剧，更重要的是无论是容量还是写作技巧上都有明显改进；第二，20年代的《约翰声》上出现了如潘序祖（即40年代上海著名的通俗作家予且）这样的新文学作家的作品。20年代初期，潘序祖就读于圣约翰大学，年6月圣约翰发生著名的“国旗事件”，作为应届毕业生的他和大批师生不满校方做法愤然离校，转到后来成立的光华大学，毕业后入光华大学附中任教，开始以“予且”之名进行小说散文创作。在校期间，潘序祖是《约翰声》的“特约撰稿人”之一。据笔者目前掌握的资料显示，他于-年间在《约翰声》和《约翰年刊》上发表了共十部作品，包括八篇白话小说，一篇文论，一部独幕剧[58]。这些创作的水准参差不齐，且都带着白话小说草创阶段的印痕，从主题上看它们涉及到旧式婚姻制度（《哀音》）、农民生存疾苦（《一个农夫》）、底层女教员的生存困境（《钱先生的心和力》）、基督教的感召（《黑点》、《烦闷的青年》）等主题，明显地受到“五四”新文学视野的影响。在那篇《我对于短篇小说的一点意思》的文论中，潘序祖更坦诚地表达了对于胡适等所倡导的新文学的高度认同。这些作为予且的早期创作，它们并没有被收录到他后来的文集中，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尚处稚嫩的新文学创作，充分奠定了予且三四十年代大放异彩的创作基础。而圣约翰校园出现的这些新文学创作的风尚，应该和这场国文教育改革息息相关。

客观而言，尽管圣约翰大学这场为时不长的国文教育改革[59]，并没有给学校带来一种翻天覆地的变革，但它所呈现出的基督教大学在那一特定时期的历史复杂性仍旧值得我们瞩目。首先，它是圣约翰大学在民族化浪潮日益高涨的历史时期为适应当时的社会现实主动进行的一次教学改革，它凸显了当时很多基督教大学在争取“基督化”还是“本色化”，追求中国传统文化还是“五四”新文化的目标之间该如何抉择的一种普遍性的时代症候，背后则是20年代基督教大学复杂的生存背景。在这一点上校长卜舫济及校方采取的应对方针表现出了明显的调和性，即既不忘却传统，也不忽视现代，既呼应“本色化”，也始终不忘“基督化”；第二，由孟宪承领衔的这支改革队伍，有着各自不同的学术立场，尤其是在教授文言文还是白话文，教授传统典籍还是新文学作品上，分歧颇为显豁，但并不影响他们之间的分工合作，包括他们共同参与的国文教学讨论社，以及共同担任《约翰半月刊》的辅导委员会[60]等工作，因此由“五四”新文化运动产生的重要的“文白之争”的矛盾，在圣约翰此番教学改革中呈现出来的并非是一种尖锐对立的态势，而是在最大程度地实现教育目标以及校方调和性的政策导向下，文言文教学和白话文教学并行不悖。-年间，圣约翰的学生先后成立了不少学生社团，其中既有旨在“研究国事，练习国语”的“国事研究会”和“国乐会”来“发扬国光”，又有“希望于文学上改良中国现在流行的新剧”的“大学生剧社”○61?、刊登学生原创小说的“小说研究会”以及“增进会员对于文学之兴趣，发展会员之口才”的“兰心文学社”[62]，以《约翰声》为代表的校园刊物也呈现出一种新旧融合的状态，可以说在传统文化的发扬和新文学的创制上都有所发展。最后，作为20年代基督教大学的重要代表，圣约翰大学的此番改革，呈现出来的是一种新旧调和的平衡状态，和同时期较为偏重国学教育的金陵大学、沪江大学，突出新文学教学的燕京大学[63]都有所不同，它给“五四”时期的国文教育改革以及新文学作为一种知识在大学课堂中的确立，提供了一种“文白对话”的持中性思路，这也正是圣约翰这场教学改革独特意义所在。

注释：

[1]年，美国圣公会的施约瑟主教在上海西北角的梵王渡创办了圣约翰书院，他也成为圣约翰的第一任校长。施主教有着极强的语言天赋并且精通中国文化，他还是较早的中文《圣经》的翻译者。在圣约翰大学的草创阶段，由于施约瑟主教的重视，中国语言文化的学习还是被放在较为重要的部分。参见IreneEber（伊爱莲）：《施约瑟传：犹太主教与中文圣经》，胡聪贤译，圣经资源中心年。

[2]⑤《圣约翰大学自编校史稿》，《档案与史学》，年2月。

[3]《约翰声》在最初刊行时为全英文刊物，年后开始增加中文部分。

[4][23]徐以骅：《教育与宗教：作为传教媒介的圣约翰大学》，第37-38页，第36页，珠海出版社年。

[6]?何建明：《上海圣约翰大学的中国文化教育》，《社会转型与教会大学》，第52-53页，湖北教育出版社年；徐以骅主编：《上海圣约翰大学（-）》，第3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年。

[7]杨天宏：《基督教与民国知识分子:年-年中国非基督教运动研究》，第-页，人民出版社年。

[8]蔡正华：《纪本校国文部改进事》，《约翰年刊》，第2页，年。

[9]《约翰大学注重国学》，《申报》，年9月8日。

[10]钱理群：《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中小学国文教育改革》，《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年第3期。

[11]盛兆熊、胡适：《论文学改革的进行程序》，《新青年》第4卷第5号“通信”栏。

[12]胡适：《新文化运动与教育问题》，《胡适文集》第12卷，第页，欧阳哲声编，北大出版社年。

[13]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第页，商务印书馆年。

[14]叶绍钧：《新学制初级中学课程纲要草案:国语课程纲要》，《教育杂志》，年15卷第5期。

[15]冯顺伯：《新学制高级中学必修科课程纲要草案:公共必修科国语科学程纲要(附表)》，《教育杂志》，年15卷第7期。

[16]陈平原：《作为学科的文学史》，北大出版社年版，第3-9页。

[17]郭建荣：《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的变迁（上下）》，《文史知识》，年第4期，第5期。

[18]陶飞亚、吴梓明：《基督教大学与国学研究》，第92页，福建教育出版社，年。

[19]司徒雷登校长原本是力邀胡适来主持燕大的国文系改革，但胡适推辞了，并向其推荐了周作人，这就有了年周作人开始在燕大开设的新文学课程。

[20]《卜舫济自述》，徐以骅：《中国基督教教育史论》，第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年。

[21]F.L.H.Pott,“Editorial”,TheSt.John’sEcho,January,,pp.1-2.

[22]F.L.H.Pott,“RemarksontheTeachingofChineseinMissionSchoolsandColleges”,EducationalReviews(Oct.)vol.9,no.4,pp.-.

[24]卜济舫：《致差会部备忘录》，（MemorandumfortheDepartmentofMissions），年，《圣约翰大学档案》Q-，第83-85页。

[25]钱基博：《圣约翰大学校长卜先生传》，《圣公会报》，年10月15日。

[26]《约翰大学国文部之新设施》，《申报》，年元月9号，第一万八千二百七十四号。

[27]《卜舫济与中国友人来往书信选译（二）》，《档案与史学》，年10月。

[28]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第10页，中华书局年。

[29]张冠夫：《摆渡于新文学与传统文学之间的“情感之舟”》，《山东大学学报》，年第3期。

[30]张爱勤：《汇通中西融贯古今—孟宪承教育思想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未刊稿，第17-18页。

[31][35]孟宪承：《初中国文教材平议》，《孟宪承集》（第一卷》，第40-41页，周谷平、赵卫平、盛玲编，浙江大学出版社年。

[32]原文发表在《申报》周刊《教育与人生》第2卷第51期（年10月6日），孟宪承其时还在兼任该刊物的编辑。

[33]钱基博在《初中中国文学读本写目说明书》一文中曾对孟宪承提出的中学教材应以“纯粹的文言文为主体”的观点大为激赏。

[34]孟宪承：《初中国文之教学》，《孟宪承集》（第一卷》，周谷平、赵卫平、盛玲编，浙江大学出版社年版，第47-49页。

[36][37][38][40][41][42]傅宏星编：《钱基博年谱》，第页，第56页，第55页，第页，第页，第页，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年。

[39]钱基博：《圣约翰中学部中国文学读本写目说明书》，《约翰声》，35卷4号，年。

[43][44]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第页，第页，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年。

[45]此文于年分三期连载于《无锡新报?文学月刊》的2月、3月和4月刊上。

[46]?钱基博：《圣约翰中学部中国文学读本写目说明书》，《约翰声》35卷4号，年。

[47]《作者小传》，《江苏教育》，年第4卷第7期。

[48]洪北平：《新文谈》，《教育杂志》，年第12卷第4号。

[49]赵景深：《文坛忆旧》，上海书店年版，-页。

[50]祖培：《圣约翰中学小说研究会》，《约翰年刊》，第页，年。

[51]洪北平：《中学国文教学底先决问题》，《教育杂志》，17卷第2期。

[52]刘绪才在其博士论文《-：中学国文教育中的新文学》中对《白话文范》一书曾做过较为详尽的梳理和分析，第54-61页，南开大学年博士学位论文未刊稿。

[53]何仲英在古文字学方面造诣颇深，民国16年他出版了《中国文字学大纲》，民国23年同样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训诂学引论》等著述。

[54][55]何仲英：《白话文教授问题》，顾黄初、李杏保编《二十世纪前期中国语文教育论集》，第-页，第-页，四川教育出版社年。

[56]方毅、张谔、何仲英等：《通讯：石岑先生：江苏省教育会推行国语委员会委员于前月曾经给各报馆一封信》，《教育杂志》，年15卷第3期。

[57]徐家骥：《约翰之新旧观》，《约翰年刊》，年，第9页。

[58]它们按照时间顺序分别是《钱先生的心和力》（《约翰声》年第34卷第1期）、《烦闷的青年》、《我对于短篇小说的一点意思》（《约翰声》年第34卷第2期）、《哀音》（《约翰声》第34卷第3期）、《一个农夫》（《约翰声》年第34卷第4期）、《黑点》（《约翰声》年第36卷第1期）、《母心碎矣》（《约翰声》年第36卷第2期）、《胡不归？》（《约翰声》年第36卷第4期）、《“睡不着”》、《一幅图画》（年《约翰年刊》）。

[59]年6月，圣约翰大学发生了由五卅运动引发的“国旗事件”，包括孟宪承、钱基博、洪北平等在内的大批师生不满卜舫济和校方阻止学生参与爱国运动愤然退校退学，刚有起色的国文部的教学改革也就此终止。

[60]据年《约翰年刊》的记载，《约翰半月刊》是一本学术刊物，旨在讨论学术，批评学生生活和研究文艺，校长卜舫济亲自指聘洪北平、钱基博、孟宪承、伍叔倘等担任辅导委员会，负责草订组织大纲和编辑协定半月刊的体例和形式，第页。

[61]《约翰年刊》，年，第39页。

[62]《约翰年刊》，年，第86页。

[63]正式成立于年的燕京大学虽然起步较晚，但校长司徒雷登却有着坚定的志愿，就是将燕京大学创办成为一所中国的大学，为此他积极支持学校的中国化步伐，包括加强中国文化和文学的教学与研究，特别是年哈佛燕京学社成立之后，燕京大学成为30年代国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基地。但在20年代前半期，校长司徒雷登一直为经费短缺、急需寻求新校址、筹办新校舍等建设诸事所困扰，燕京大学国文系也尚处在发展的初级阶段，还未形成一个系统性的发展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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