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西区的武夷路一向不太“出声”，其实也有许多故事深藏其间，以至于一旦敲开一扇门，就要用很长时间才能读懂它。比如武夷路号，一栋不起眼的两层楼红砖房，没有花园，也没有雕花铁门，仅一扇单调的小木门，如今楼下是一家服装店。

特殊年代里

最神秘的“桥牌俱乐部”

半个世纪前，一群中国桥牌界大腕，如雷贯耳的张去病、瞿强立、周麒、徐世章等人，隔三差五地往武夷路号走，少则四五人，多则七八人。谁能料到，在这栋房子的汽车间，没有像样的桌椅，空间局促，却是当时有名的“地下桥牌俱乐部”。

没有条件，就创造条件。大腕们搬来一个方凳，放上一块木板，四边各置一小矮凳，坐下就开战。他们个个聚精会神，就像从前在青年会或跑马厅桥牌总会一样，可以从早晨“杀”到中午，再从中午“杀”到晚上。张去病那时已失去双脚，竟然蹬着假肢、拄着拐杖，坐上三轮车，照样来参战。

蒯家兄弟姐妹与两位女婿都是桥牌好手

武夷路号汽车间的两位男主人，余良（上海交通大学教授，20世纪30年代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海归”）、史久荣（中国汽车工业先驱、20世纪30年代美国密西根大学“海归”）都是桥牌界的宿将；两位女主人蒯卓英、蒯卓伦，更是中国最早的桥牌女选手。蒯家两姐妹，天生的桥牌搭档，一生都沉浸在桥牌的世界里。

蒯卓英、余良夫妇与蒯卓伦、史久荣夫妇，原先住在延安西路号，一栋独立的花园洋房里，曾经几乎每个周日家里宾客不断，有来打桥牌的、来看桥牌的，还有来学桥牌的，济济一堂，非常热闹。主人好客，招待好茶好饭助兴，于是家就成了名副其实的“桥牌之家”。

“文革”开始后，蒯家姐妹两对夫妇被造反派逼迫搬到武夷路号的汽车间，一起住进去的还有黄妈（大弟蒯世元的保姆）。桥牌被造反派视为“封资修”，要打翻在地。然而，桥牌已融入蒯家所有人的血液，一旦外面的管控有所松懈，他们就会与“追踪”而来的老牌友重组牌局。于是，那个十来平米的汽车间，就成了特殊年代里中国最高级、最神秘的“桥牌俱乐部”。

在桥坛声名渐起

令外侨刮目相看

蒯卓英、蒯卓伦（右）

蒯卓英（-，上海培成女中高中毕业）、蒯卓伦（-，圣约翰大学第一届女生），都出生在英国伦敦，因为她们的祖父蒯光典是晚清政府驻英国的中国留学生监督（李鸿章的侄女婿），父亲蒯景森（先孝）在英国格拉斯哥大学读书，民国后回国，在沪宁铁路、沪杭铁路任职。蒯家三代人在伦敦生活多年，有很多外国朋友，对于西方的文化和生活都不陌生，尤其她们的母亲邵婉香（晚清上海道邵友濂的孙女、邵洵美的堂姐）很喜欢伦敦，所以把两个女儿的名字，分别嵌入了“英”和“伦”。

蒯家姐妹的祖父蒯光典

在这样的家庭环境里，蒯卓英和蒯卓伦很自然地接触并喜欢上桥牌。家中玩牌最初以男性为主，只有在三缺一或缺对手的时候，姐妹俩才有机会上场。蒯卓英的丈夫余良教授是上海桥牌老将，在20世纪40年代外国选手主导上海桥坛时，余良可与他们一争高低，是少数几位华人高手之一。他与曾赴法留学、在银行工作的吕志刚搭配，常常在外国总会组织的桥牌双人赛中夺魁，被誉为“钢铁阵容”。余良的基本功非常扎实，还喜欢研究各种叫牌体制（即叫牌法），可以熟练运用各种叫牌法与人打牌。后来在上海交通大学教书的同时，余良还担任了桥牌教练和长宁区桥牌协会副主席。

蒯卓伦与史久荣就是通过桥牌走到一起的，对手变成了夫妻。史久荣是浙江鄞县人，出生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赴美留学，在密西根大学工程系，获得汽车工业专业硕士学位后回国。他是中国第一辆卡车的设计者和制造者。抗战时，史久荣在大后方昆明，服务于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下属的中央机器总厂，在著名科学家王守竞领导下，他担任汽车制造厂厂长。抗战胜利后，史久荣回到上海，在桥牌桌上遇到了蒯卓伦。

渐渐的，蒯家姐妹不满足于在家里当“替补”，她们希望走出家门，不断提高牌技。于是，两人来到跑马厅大厦（今上海历史博物馆），参加上海国际桥牌总会的活动。当时，参加桥牌总会或俱乐部活动的华人不多，妇女更少，大多数是居住在上海的外国侨民。蒯卓英与蒯卓伦总是同进同出，甚至在一段时期，两人每天下午都会去总会与外国人打牌。这在那个年代是一件非常“出挑”的事情。不仅如此，她们还报了专修班学习。上海屈臣氏公司的丹麦籍会计司比尔，曾于沪上公开办班教授桥牌，一期讲七课，结束后就带着学生打牌。蒯卓伦记得上第一课时，老师的开场白说：“桥牌赌胜负，玩的是金钱。你如打不好，永远要赔钱。”那时，利用桥牌进行赌博的人挺多，老师以此告诫学生，打不好要赔钱的！蒯家几代人都不缺钱，更无心去赌博，所以姐妹俩听了付之一笑。

随着牌技的精进，蒯家姐妹认识到叫牌体制的重要性，也开始研究起叫牌法来。她们当时用的是克柏森叫牌法。20世纪30年代，埃利·克柏森每年出版一本《桥牌自学》，书中汇集各式由浅入深的习题，读者可以自己试打，再看后面的答案。蒯家姐妹非常热衷于购买克柏森的书，并且认真地完成了每一本书中的每一道题，乖巧得就像听话的小学生。后来她们发现，要打好牌，单用一种叫牌法是不够完美的。于是通过潜心研究，姐妹俩把高伦叫牌体制和尼波立顿叫牌体制巧妙地融合在一起，还融入了罗马草花叫牌体制的部分规则，并戏称是她们发明的“修正制”。果然，自从她们运用“修正制”，便形成了独特优势，常常能在比赛中获胜。

蒯家姐妹的名声渐起，外国选手纷纷对她们刮目相看，只要见她俩上场，心情就会陡然紧张。不知不觉，家中的桥牌奖杯越来越多，随之而来的还有更多赞誉。然而，姐妹俩只是把桥牌当作娱乐，并不太在乎外界的评论。她们不仅牌技好、配合默契，还热情好客，善待朋友，所以桥牌界无论老幼，都亲切地叫她们“大姐”“二姐”。

20世纪50年代，蒯卓英与蒯卓伦仍然活跃在桥牌赛场上。同时，她们的弟弟蒯世元、蒯世京，以及蒯卓英夫妇的女儿余小英，也都成了圈内人。年冬，上海青年会首次举办桥牌双人赛，出场的都是桥坛名将，最后蒯家姐妹夺得东西组冠军。

蒯卓英（后右一）、蒯卓伦（后右三）与母亲邵婉香（前坐者）

桥牌让“同是沦落人”

苦中作乐

武夷路号的男主人是刘金康先生，祖上在晚清任海南知府，还曾任汉口海关监督；女主人是朱曾富女士，如今已近百岁高龄了。再往前追溯，这里曾为朱曾富妹妹朱曾贵的私宅。朱家是浙江海盐的大户人家，家中七姐妹的名字最后一字分别是“荣”“华”“富”“贵”“美”“英”“宝”。年朱曾贵去了香港，就请朱曾富一家住到了武夷路号。

“文革”期间，造反派不允许“地富反坏右分子”住大房子，要“革”掉他们的房子。于是，蒯家两对夫妇被“扫”到了武夷路号的汽车间，刘家人则被集中到楼上。这栋房子原本南边有花园，正门开在花园的南边，还有一条汽车路通到楼前，武夷路上的门原是后门，现在成了正门。房子的主卧和客厅在二楼，楼下是汽车间、储藏室和厨房。年下半年至年，蒯家姐妹两对夫妇、黄妈在刘家楼下的汽车间和厨房住了7年。

有意思的是，刘金康与儿子刘兆源也是桥牌迷。同样的处境，同样的爱好，使楼上楼下很快成为一个大家庭，晚饭后的余兴节目一定是打桥牌。余良甚至还成了刘兆源的桥牌老师。刚开始，他们总是锁上门，不敢出声，偷偷摸摸地闷头玩牌，生怕被造反派发现。后来大家看没什么人来干扰，兴致一高就放松了警惕，以至于有一天竟然忘了锁门！这时，一个民警推门走了进来，几位桥牌大腕手里正拿着牌，根本来不及躲避，他们面面相觑，不知所措地愣在那儿。只见那个年轻民警轻轻摆了摆手，说：“没事，你们继续。”大家一颗悬到嗓子眼的心，这才放了下来。原来，这个民警也喜欢桥牌，没有地方学牌，听说武夷路号楼下有人会玩牌，而且都是过去的高手，就情不自禁地过来看看。他的出现，着实把大腕们吓得不轻，后来相熟了，民警又来看过好几次牌。

西湖畔家族聚会

成比赛最大花絮

粉碎“四人帮”时，蒯家姐妹已经六七十岁了，全家兴高采烈地迎来了中国桥牌的春天。大弟弟蒯世元已经是香港桥牌元老队的队长；小弟弟蒯世京在山东济南，是山东省电力局的高级工程师，也是桥坛宿将；余小英在上海电车公司工作，受家庭环境熏陶，读书时就参加西青队的桥牌比赛，参加工作后，经常代表单位去参加市里的各种桥牌比赛。

年11月，上海市体委按照国家体委指示，要成立两支桥牌队，市体委委托长宁区体委具体办理。长宁区体委兵强马壮，当月就举办了桥牌公开赛和双人邀请赛，通过比赛选拔了12人，组成了上海市第一支桥牌队。蒯家姐妹住的地方正在长宁区。这时，她们已经结束了武夷路号汽车间的“蜗居”，平反后落实政策，先后住过镇宁路弄、延安西路弄。余良时任长宁区桥牌协会副主席，同时担任市队的教练。长宁区日渐红火的桥牌活动，给蒯家姐妹带来巨大的欣喜。她们有了新的活动场所，作为年龄最大的参赛选手，经常在比赛中荣获优胜名次。

年4月，上海市桥牌队在上海体育馆迎战香港桥牌队；同年9月，国家体委在北京举办首届全国桥牌邀请赛；年8月，中国桥牌队在香港，与台北桥牌队展开角逐……余良的学生唐继祖、唐后祖兄弟，双双被国际桥牌组织授予“桥牌大师”称号。年春天，全国各地的桥牌活动展现出前所未有的蓬勃局面。这一年，杭州体委在美丽的西湖边，举办杭州国际桥牌邀请赛，蒯世元以香港桥牌元老队领队的身份，出现在赛场上。此前，蒯家姐妹得到消息，将与分别30多年的弟弟相聚，都兴奋极了。她们与在济南的蒯世京约好，大家到杭州聚会，包括蒯家的一些亲朋好友、学生等浩浩荡荡去了几十号人，成了那次桥牌盛会的一大花絮。可惜蒯卓伦的丈夫史久荣已于一年前辞世，未能参与这次难忘的聚会。

年蒯家兄妹四人欢聚在杭州，参加杭州国际桥牌邀请赛（前排左起：蒯卓英、蒯卓伦、蒯世元、蒯世京）

蒯家姐妹与刘家保持了多年联系。有一年，朱曾富在美国的表弟刘承桓先生（湖州南浔首富小莲庄刘镛的孙子，医药专家，也是桥牌高手）带着美国桥牌选手来沪进行友好交流。他发现上海选手的牌技还需提高，于是决定自掏腰包，组织一批年轻选手去美国交流学习，由市体委决定人选。刘兆源具体操办此事，并安排行程。出发那天，刘兆源发现，队伍中有好几个人都是“老相识”，如王汝翔、王师光、鲍婉娴等。他们都曾是当年武夷路号汽车间里的学生，常来看牌、打牌。

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蒯家姐妹先后进入八十高龄。由于住房拆迁，她们被安排到上海梅陇的紫藤一村暂住，准备过渡三年后再迁回原地。可就在这三年间，蒯卓英、蒯卓伦与黄妈三人，先后辞世，永远离开了挚爱的桥牌。

END

本文选自年第9期《上海滩》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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