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开沅，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年入华中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前身），曾任华中师范大学校长。从年到年，我与他（钱基博）在同一学校与同一系科工作，对于钱老的道德文章、音容笑貌至今记忆犹新。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一位热爱祖国并以弘扬中华文化为毕生职志的醇朴学者。那些年，由于健康欠佳与说话困难，他已不再到教室上课，但对于学校与历史系的教学、科研与师资培养仍然非常关心，常常给校、系领导提供恳挚而又有益的建议。对于青年教师的请益问题，他也是循循善诱，热情给以指点。不过，那时运动连绵不绝，开会的时间特多，而他又按照老习惯很少参加会议，基本上是独自治学，所以大家见面的机会并非很多。华中大学由私立改为公立，并且与中原大学教育学院等院校合并建立华中师范学院以后，钱老出于对国家与教育事业的热爱，把自己珍藏多年的数万册图书赠送给学校图书馆，又把大批心爱的文物捐献出来，帮助学校筹建历史博物馆，以后改为文物陈列室正式向校内外开放。我校师生，乃至整个武汉地区的许多中学师生，至今仍然从钱老的遗爱中受到教益。华师图书馆古籍收藏以集部见长，也与钱老的“集部之学，海内罕对”有关。关于钱老的学术成就，我想说，钱老使我最为倾慕的是他的恢宏学术气象。他自称：“基博论学，务为浩博无涯涘，诂经谭史，旁涉百家，抉摘利病，发其阃奥。”正如他的名字一样，其学术魅力在于淹博，在于会通以至形成通识。学术境界有高低之分，专而狭则易流于琐碎之学，唯有博通古今才能成一家之言。然而浩博又必须有坚实的根基，钱老终生勤学不辍，或精读札记，或反复记诵，积蓄既久，遂能成其宏大。他批评那些浮薄之徒：“略披序录，便膺整理之荣；才握管觚，即遂发挥之快。”强调读古籍必须精研原著，融会贯通，不能只读选本，支离破碎，浅尝辄止。年他在光华大学草拟的中文系改革方案，把国学课程分为三大类：诵读学程、整理学程、训练学程。其目的即在于引导青年学者扎扎实实打好基础，形成雄厚的学术根柢。但钱老决非是强调读死书，他不断总结自己的治学经验，注意从门径上指点学生，特别是注意方法与能力的训练。他曾结合教学撰写《周易解题及其读法》、《四书解题及其读法》、《〈文史通义〉解题及其读法》、《〈古文辞类纂〉解题及其读法》、《老子解题及其读法》，这些书曾帮助不少青年人跨进国学的门槛，至今仍可作为整理与研究古代典籍的参考。钱老既是一代国学大师，又是诲人不倦的教师。他从就任无锡县立第一小学国文、史地教员开始，历任吴江丽则女子中学国文教员、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国文经学教员及教务长、国立清华大学国文教授、圣约翰大学国文教授、第四中山大学中国语文系主任、私立无锡国学专门学校校务主任、光华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及文学院院长、浙江大学中文教授、国立师范学院国文系主任、华中大学与华中师范学院教授，终生辛勤耕耘于教育园地。钱老热爱教育，热爱学生，从不计较个人地位待遇。在任教无锡县立一小以前，他已经是知名度颇高的文士，曾任苏浙联军、江苏都督府重要幕僚且已有中校军衔，月薪则常在元以上。当小学教员以后，每周任课24小时，“哓口音，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任职两年未尝一日旷课，而月薪只有过去的十分之一(20元)。校长颇以待遇菲薄感到不安，钱老则坦然笑语：“君何浅之乎测我也！吾家三世传经为童子师，何所不足于我乎!”据早年也曾在无锡一小与省立三师任教的钱穆先生回忆，当基博先生已成为名教授以后，年仍在无锡第三师范兼课，每周从上海回无锡一次，直至自己教的班级毕业为止。钱老很重视“树立师范”，即注意培养教师的风范。他不仅认真在课堂教学,而且认真进行课外辅导；不仅传授专业知识，而且教导学生如何做人。身教重于言教。他正是用自己的热爱祖国、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严于律己、讲究操守等等美德卓行，感染与培育了一批又一批青年学者。“竭生平之所知，勿曲学以阿世。”这是先生的生平志趣，至今也未尝不可作为我们的座右铭。钱老日与古籍为伍，但思想并非陈腐。在光华大学任教期间，他曾在报上看到一篇题为《欧洲教育最新趋势》的演说词，特别欣赏其中的一段话：“意大利一世纪以来，一方追求国家的统一，他方却期望固有民族文化的复兴。自信无论为现在及将来，再造意国的基础，须建筑于意大利传说(统)之上；因为在过去历史之中，才包含着新时代文化的渊源；想在古代文化中找出精神的新泉；而以古文化的存在，为保证民族统一和团结的根据。但是他们的重兴古代文化运动，并不是纯粹的复古教育；他们的宗旨，是用现代方法，去实行罗马教育，以现代人的心理，去了解古罗马的精神；就是以历史传说(统)为手段，而以地方环境、时代精神为背景，产生一个现代化的罗马教育，以图整个民族的团结。”他用这番话教导光华的毕业生，并且加以发挥说：“诸位，须知道我们光华的成立，就是教会教学的反叛(指反抗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的殖民主义言行——引者)，而表示一种国性之自觉；要以现代人的心理去了解古中华民族的精神，想在中华民族古代文化中找出精神的新泉，而产生一种现代化的中国教育，以图整个民族的团结和统一。”他曾把《中山全书》与谭嗣同的《仁学》、康有为的《大同书》并列为中国维新以来的“三部奇书”。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刚一出版，他即以十天工夫通读全书，着重“观其会通，以籀其成功”，并且在扉页上写下自己的心得。他称赞毛泽东“主义一定，方略万变，所以头头是道，无著不活，而能因祸而得福，转败而成功，还特别指出：“《实践论》最启发人神知。”这些都说明，基博先生始终是脚踏实地、心口如一地努力跟随着时代潮流前进。来源：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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