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教育的两翼格局

文/陈远

大概是从年北京大学的百年校庆时陈平原先生那本引发洛阳纸贵的《北大旧事》起，学界谈论大学成为风气。一时之间，大学史甚至是教育史一跃成为显学，议论大学之风气延宕至社会各界，至今不衰。

时贤谈论民国大学，总希望为当下找到启示和借鉴，私意以为其实大可不必，为何?因为一时代有一时代之学术，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思想，一时代也有一时代之教育，更何况当下的大学问题，不是简单的技术问题，而是理念和格局出了问题。技术的问题，可以在教育的层面解决，而理念和格局的问题，则有赖于教育之外更大范围的整体环境。

如果我们认同教育是培养"人"而不是造就机器这一点观点，就应该明白，大学的成功，不是简单的向哪所大学看齐。好的大学，原本就应该姿态各异，在这一点上，民国的大学确实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比较好的范本，比如——

北大在蔡元培先生执掌之后，确定了"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这一宗旨。在年初的那一天，蔡元培以质朴的姿态走进了北京大学，向在排列在校门口迎接他的校工们脱帽致礼。也是从那一天起，他给中国大学定了一个恒久的调子："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正是在这种"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气象之下，老北大校园内各种思潮交相激荡，不仅有黄侃辜鸿铭刘师培这一类旧派学者，也有胡适陈独秀李大钊这样的新潮人物，最后还衍生出最早的布尔什维克。

年11月5日，梁启超应邀到清华给当时的学子作了题为《君子》的演讲，引用《周易》中乾坤二卦的卦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来勉励清华学子。这篇演说词在民国三年十一月十日的《清华周刊》第二十期第一版有刊录。此后，清华把"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写进了清华校规，后来又逐渐演变成为清华校训。清华大学在年修建大礼堂时，将"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刻在巨型校徽上并镶嵌在舞台正额，激励后学。至今，这一校训依然在深深影响着清华的学子。而真正奠定清华大校格的梅贻琦校长，更是深深懂得体味蔡元培先生"思想自由"的深味，教授治校的思想虽然是由蔡元培提出，但是得到圆满的贯彻确实在清华，而梅贻琦，正是这一制度的催生者。因为深深懂得"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一道理，梅校长坚决不做外行领导内行之事，甘居"王帽"，所以在清华园内，学术本位的思想影响深远，至今两岸的清华提到梅贻琦，不约而同都以"永远的校长"称之，即是对老校长的怀念，也是对他为清华奠定的学风的怀念。 　　北大，当不当得起大学的大?当然当得起，但是我们看当时的清华也好，南开也好，或者是燕大或者浙大也好，这些当时也居于一流大学的后起之秀，并非简单的跟着北大亦步亦趋。

南开和燕大，则又大不一样，北大一出生就有着"京师大学堂"的堂堂出身，虽然初期汗漫着一些陈旧气息，但是帝国大学的地位却毋庸置疑，清华建立虽然是因为国耻，但恰因国耻之故获得了庚子赔款的返还，财力充沛。而南开肇始于仅有十几个孩子的严修家馆，尽管胡适说"张伯苓同严修的结识与合作，自南开初创时起，这是一件美满的事"，也尽管南开后来获得当时国家领袖蒋介石"有中国必有南开"的赏誉，但是做为"中国私立大学的拓荒者"，恐怕只有张伯苓才深知在当时中国创办一所私立大学甘苦。南开大学不比北大，有着帝国第一大学的出身，也不比清华，有庚款做为财政后盾，他深知南开的每一分经费除了校董的捐助其余都来自学生，这样的状况使他在南开创建之初就非常注意让南开密切联系社会。南开校友韦君宜先生的女儿杨团老师这样对我说起南开：母亲跟我说南开中学跟别的学校最大的不同就是并不让学生成天看书。当时南开的校长是张伯苓，是近代史上非常著名的教育家。张校长总是教导学生要接触社会，本着"允公允能"的教育家胸襟培育学生要有公心，要承担社会的责任。张校长当时带着母亲和她的同学们参观监狱、带她们走街串户，参加社会劳动，让她们看到社会的各个方面，看到社会最底层的现象和生活。这种一直延续到后来的南开大学，"土货的南开"，其来有自。

从私立这一角度上，燕京在某种程度上与南开有一定的相似性，但是因为有教会背景，多了一些宗教色彩和国际色彩，司徒雷登真是有超越时代的思想，在那个时代融汇了世界各国的大师级人物创建了燕京这个"可爱的社区"，世界文化熔冶于一炉，燕大学子身处其中，成为一代世界公民。文学家冰心、最有良心的医生蒋彦永、历史学家余英时以及法学家江平，都是这个可爱的社区里培养出的世界公民的代表。

民国的大学校长：有职有权有担当

大体而言，过去的大学，大抵上和一个人差不多，总有一些自己的特性。这些特性发展到了相当显著的时候，就成了所谓的性格，在大学来说，就成了所谓的校风或者校格。一个学生从哪个学校出来的，从他的言谈举止就能推测个大概。那时的大学何以能够如此?是因为在当时环境下教育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独立性，大学怎么办，校长可以说了算。那时的大学校长，也深知教育独立的重要。"教育事业应当完全交给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说过这话的蔡元培先生，当遭遇政治干涉到他办学的自由时，不惜挂冠而去："绝对不做不自由的大学校长"。这种掷地有声的话，于今天，已经成为绝响。但是在当时，梅贻琦也好，张伯苓也好，司徒雷登也好，身上都有这种可贵的品质。大学怎么办，校长可以说了算。

我们常常说过去的大学校长有担当，这种担当的背后是有职有权。

可是现在呢，一则五十年代的故事可以为当下的情况做下注脚：年5月，经政务院任命，马寅初出任解放后第一任北大校长。马校长是从旧社会中走出来的，但是和那个时期的校长却又迥然不同。我们且来看看马校长的就职演讲："同学们或许要听取我的建校方针，这点不免使诸位失望。我认为建校方针是中央所定，一个大学校长只有工作任务，没有建校方针。一个大学校长应以执行中央的政策，推动中央的方针为己任"。马校长在北大执政近十年，对于北大乃至全国大学后来的发展模式影响至深。另一位对新时期教育走向影响深远的则是清华的蒋南翔校长。年底，蒋南翔出任清华校长的时候，院系调整已经完毕，当年的文学院、法学院已经人去楼空。蒋南翔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擘画新清华的道路的。年，蒋南翔提出了"又红又专"和"听话出活"两个口号，要把清华打造成"红色工程师"的摇篮。也是在年，一场教育理念之争，由校园扩大到社会，由教育扩大到政治，是清华大学年之后改造最为激烈的定点，就此扭转了清华之前的传统和学风。也是在那一年，清华里"不听话"的教授和学生共有人划为右派，其中教职员人，学生人，占学生总数的5%。如果说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丧失于马寅初在北大倡导的"思想改造"，那么学生之驯服乖巧则始于蒋南翔"听话"的倡导。

近二十年来，学界坊间关于教育之议论，依然多集中于"教授治校""学术自由"等旧日论调，一如这二十年来的教育状况，几无变化。这样说，当然不是否认这些价值取向有问题，学界坊间论调缺乏变化不能说没有理由：这么多年来，我们始终面对的是相同的问题。 　　

好私立大学得到财政支持，不好的国立大学财政被缩减

吾国教育，何以至此?个人以为，年之后的教育症结所在，正是行政主导而非教育主导。如果一个大学校长对于建校方针没有发言权，让他如何对大学负责?他需要负责的，只是任命他的上级机构而已。于光远先生说"年之后只有教育官没有教育家"，真是一针见血，而在步入21世纪的今天，时时盘桓在我们耳边的一个声音则是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

按理说，有了更高层面的整体统筹安排，整体的教育格局应该更加合理，可是不然，当我们回顾民国教育时，会发现，恰洽是在看似"一盘散沙"的状况下，民国时期的教育格局亮点多多。

我在研究燕京大学的过程中发现，民国时期的教育，在大学层面来讲，以清华北大这一类的国立大学为主，形成了国立大学、私立大学和教会大学三足鼎力的差序格局。过去我们说到私立大学，想到的常常是像南开、光华、大同、厦大这样的本土私立大学，对于像燕京这样的教会大学较少 　　

民国幼儿园：没有太多政治和功利，鼓励儿童发现自己的世界

除了大学教育，民国各阶段的教育也都可圈可点，比如上文所述的张伯苓，其实不仅仅是"中国私立大学的拓荒者"，也是民国中学教育的典范。而陈鹤琴则是科举废除之后具有现代意识和教育思想的儿童发蒙者的代表。从陈鹤琴之后，中国的儿童教育才可以说有了一个质的变化，进而起步发展的。

陈鹤琴的童年受到的是传统的私塾教育，但是后来在清华和哥伦比亚的经历对他影响显然更深。在陈鹤琴所著的《我的半生》里，对于自己童年的私塾生活有比较详细的叙述。过去总是说私塾如何如何不好，其实在陈鹤琴的叙述里，私塾既有不好的一面，也有有意思的一面。中国教育现代化的起始阶段，就是在像蔡元培、张伯苓、梅贻琦、陈鹤琴等一批接受传统教育的士子们受众完成的。

私塾教育时期对于陈鹤琴的人生观起了很大的影响，用陈鹤琴的话来说就是："童年时代的人生观，还不是一种显亲扬名的人生观……这种人生观比较纯洁、天真而已。"现在的小孩子应当说比陈鹤琴时代的教育好多了，但是要说起人生观的确立，平心而论，还不如那个时代，那时候没有太多的政治色彩，也没有太多的功利色彩。

年初，陈鹤琴即将在哥伦比亚大学进行博士论文答辩，正好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校长郭秉文到美国物色教员，力请陈回国教书，并许诺3年后再设法送他回去完成博士学位。陈鹤琴于是接受聘请回国了。在陈鹤琴回国的最初8年里，除了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担任教职之外，还将很大一部分精力投入到儿童教育理论的研究和学术活动之中。这其中应该有童年教育的影响。

哥伦比亚的师范学院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学校。那里对于教育的研究注重的是实践调查。陈鹤琴回国之后对于儿童教育的研究走的也是这个路数。当时他的大儿子已经出生，陈鹤琴就开始拿大儿子做实验并且记录观察的结果，为他后来从事儿童教育积累了大量的资料。这种实证的精神，现在没有了，所以后来出不了伟大的儿童教育家，也不是偶然的。当时一个堂堂大学教授搞儿童教育，在别人看来仿佛是件可笑的事情，但是陈鹤琴却是乐在其中。

年春天，陈鹤琴提出设立幼稚园的主张，得到了东南大学教育科的支持。这一年的秋天，中国第一所幼稚教育实验中心———南京鼓楼幼稚园就诞生了。幼稚园就设在陈鹤琴家里，陈是园长。

关于鼓楼幼稚园的意义，不用说得太多，只要看看钟昭华曾经写过的一段话就够了："中国最著名的幼稚园，不是南京鼓楼幼稚园吗?开辟中国幼稚教育的园地，不是南京鼓楼幼稚园吗?"在南京鼓楼幼稚园的发展过程中，陈鹤琴的教育思想也日益完善并成熟起来，并在后来创办江西幼师时形成"活教育"的思想。关于"活教育"，陈鹤琴说得很明白："活教育的目的就是在做人，做中国人，做现代中国人。"这种教育应该遵守一个原则，那就是，"凡是儿童自己能够想的，应当让他自己想"，"鼓励儿童去发现他自己的世界"，"积极的鼓励胜于消极的制裁"等等。现在这些话还有人在说，但是看看现在被作业压弯了腰的孩子们，就知道，陈鹤琴的话距离我们已经十分遥远了。

以上所述的大学、中学和幼儿教育，我统称之为教育系统之内的教育(此一称谓为笔者生造，为区别一下所论述的"教育系统之外的教育")，于此之外，谈论民国时期的教育格局，还不能提及教育系统之外的教育，其中包括以黄炎培为代表的职业教育、以梁晏阳初和陶行知为代表的乡村教育或曰平民教育，这一支虽非民国教育的主流，但却与教育系统之内的教育一起共同构建了民国教育丰富而又多元的格局，故而我将民国教育这两支称之为民国教育的两翼。接下来，我们对于民国教育这一支择要简述之。

民国职业教育：仅百万人口的南通县拥有约20所职校

民国最成功的职业教育团体是中华职业教育社，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创办者是黄炎培，而黄炎培在教育上的启蒙者，是蔡元培先生。年，23岁的黄炎培考入上海南洋公学特班，当时，蔡元培恰在南洋公学任教。南洋公学的规模并不大，师生之间接触也就比较多。黄炎培受老师蔡元培的影响，从此埋下了投身教育的种子。时隔不久，南洋公学爆发学潮，黄炎培在蔡老师的启发下，回到老家川沙，创办了川沙县第一所新式学堂──川沙小学堂。之后又先后创办了广明小学、广明师范讲习所、上海城东女校、浦东中学等学校。在教育实践中，黄炎培感到旧教育的最大弊端就是学用脱节。年，他发表著名论文《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之商榷》，批判当时旧教育脱离实际，脱离生产的弊病，首倡教育与学生生活、学校与社会实际相联系的实用主义，并具体提出小学各科的教学应与儿童的日常生活紧密联系;不强调学科本身的系统性，重在具体运用;要因科制宜地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重视实物教学等等。此文可以视为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的发端，文章发表之后，在教育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一时间竟成思潮。黄炎培也由此奠定了自己在教育界的地位。

而在此之前，被袁世凯称为"与官不做，与事生风"的实业家张謇也已经开始了职业教育的摸索。张謇创办职业教育时还谓之实业教育，其指导思想是"以教育改良实业"，以实业的发展为职业教育的出发点。年大生纱厂建成投产，实业有了成效之后，张謇便开始创办职业教育。张謇从"纺织须棉，须增产棉地"，"有棉产地，须讲求改良棉种及种法"出发，于年欲在通海垦牧公司开办他的第一所职业学校"农学堂"，培训农垦技术人员，但因交通受阻而未成，年在通州师范附设农科。张謇在筹办大生纱厂的艰难曲折中，深感中国缺乏机械、纺织工程学等方面的人才，而纺织需要纺织专门人才，因此设立纺织学校。这样，中国最早的一所棉纺织学校应运而生。年张氏弟兄在大生纱厂附设了纺织染传习所，年改称纺织专门学校，以"校所养成之人，供南通一县之用"，在我国开创了纺织高等教育的先河。随着张謇创办纺织工业的成功，南通的实业很快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对各种技术和各类人才的需求日益迫切。张謇在"农工商皆资学问"思想的指导下，倡导和创办各类职业学校。到年前后，除了通师曾附设有测绘科、工科、农科、蚕科，女师曾附设有手工传习所外，还陆续创建了商业学校、银行专修科、工商补习学校、女红传习所等。张謇为了适应"地方自治"的需要，还办了宣讲传习所、巡警教练所、交通警察养成所、监狱学传习所等，共有20个左右不同专业的职业学校。仅有百万人口的南通一县竟然拥有这么多的职业学校，在当时的国内是绝无仅有。而民族工业发展较早的无锡，荣氏兄弟年才创办他们第一所职业学校公益工商中学，年以后才举办"申新总公司职员养成所";蒋寿萱于年才办了"华新制丝养成所"，唐星海于年才办了"庆丰纺织养成所"。无锡的民族资本家所办的职业教育，不仅起步在南通之后，而且其投资和办学数量也远不能与南通相比。

年5月6日，黄炎培、张謇联合教育界、实业界知名人士蔡元培、梁启超、宋汉章等48人在上海发起创立了中华职业教育社。创办之初，黄炎培提出职业教育的目的有三："为个人谋生之准备，一也;为个人服务社会之准备，二也;为世界、国家增进生产力之准备，三也。"黄炎培继而指出："教育本以适应需要为主，职业教育更不能离此原则。赶速完成应修之课程，进而谋农、商界之联络，注意需要，勤求实用，自是介绍毕业生出路之良法，又足为将来发展之地步。"社会化，是黄炎培所主张的职业教育之特征，他主张办理职业教育必须注意时代趋势与发展途径，社会需要某种人才，即办某种学校，而且，"职业学校设哪一科，乃至一科之中办哪一种，完全需根据那时候当地的状况。"

年经中华职业教育社公订："职业教育的目的：一为谋个性之发展;二为个人谋生之准备;三为个人服务社会之准备;四为国家及世界增进生产力之准备"。基于上述认识，黄炎培把职业教育的终极目标确定为："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中华职业教育社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第一个以研究、提倡、试验、推广职业教育为宗旨的全国性教育团体。华罗庚、徐伯昕、顾准、秦怡等人，都是中华职业教育社培养出来的接触代表。

民国平民教育：晏阳初定县推四大教育，陶行知"到民间去"

说完中华职业教育社，再来说说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说起平促会，则不能不说到晏阳初。年5月24日晚的美国纽约卡内基礼堂，那里灯火辉煌，贵宾云集。由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及南美各国的几百所大学和高等学术机构发起的"全美纪念哥白尼逝世周年大会"正在举行。

在这次大会主席台上，耶鲁大学校长安吉尔博士宣读了"为人类做出革命性贡献的十大伟人"的名单，他们是爱因斯坦、杜威……晏阳初。晏阳初是这十大伟人中最年轻的一位，也是唯一的东方人。他获得这一称号的理由是："他将中国几千文字简化且容易读，使书本上的知识开放给以前千万不识字的心智。又是他的人民的领导者：应用科学的方法，肥沃他们的土地，增加他们辛劳的果实。"与大多数当时留学欧美的中国知识分子不一样，作为民国初年的留美学生，晏阳初不仅受到过中国儒家思想的熏陶，更深受基督教思想的影响。年晏阳初应美国基督教青年会的号召前往法国一战前线为二十万华工服务，晏阳初后来回忆说，他到那里去本来想教育华工的，但是没有想到却是华工教育了他。可以说，晏阳初正是在这里开始了其献身平民教育的生涯。后来闻名于世的"定县实验"就是从那时候发端的。

年，晏阳初到了定县。他穿粗布大褂，号召知识分子"走出象牙塔，跨进泥巴墙"。有人评价说这一举动标志着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对"学而优则仕"与"坐而论道"等传统观念的超越。在定县，晏阳初说："我们知道自己不了解农村，才到乡间来。我们不愿安居太师椅上，空作误民的计划，才到农民生活中去找问题，去解决问题，抛下东洋眼镜、西洋眼镜、都市眼镜，换上一副农夫眼镜。换句话说，欲化农民，须先农民化。可是农民化不容易，必须先明了农民生活的一切。"晏阳初在定县推行的乡村教育，概括起来可以说是推行四大教育，就是：文艺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公民教育，其中主要的是文艺教育和公民教育。晏阳初有一个认识："没有任何一国能超越其民众而强盛起来的。只有这许多大众———世界上最丰富的尚未开发资源，经过教育而发展……否则将没有和平可言。"可以说，晏阳初和平促会所做的一切，指向的都是这个目标。

在晏阳初发起全民识字运动的同时，同为杜威学生的陶行知(陶知行)最早注意到乡村教育问题，他研究西方教育思想并结合中国国情，提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三大主张，生活教育理论是其教育思想的核心。年他发表了《中华教育改进社改造全国乡村教育宣言》，年初在南京北郊晓庄创办乡村师范学校晓庄学校，及第一个乡村幼稚园燕子矶幼稚园，他的理想是用平民教育"为中国教育寻觅新的曙光"。

和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一样，陶行知投身教育，受到了强大的时代因素的影响。早在年金陵大学文科毕业论文《共和精义》中，他就写道："人民贫，非教育莫与富之;人民愚，非教育莫与智之;党见，非教育不除;精忠，非教育不出。"这表明他已深刻地认识到教育在提高人民素质和促进国家进步过程中的作用，同时也反映了他已基本确立了投身教育的思想和志向。

他远赴美哥伦比亚大学，师从杜威、孟禄、克伯屈等美国教育家研究教育。年毕业时，他毅然谢绝校方请他继续留学深造的邀请，回国投身教育。他在归国乘坐的船上，与同学们畅谈自己的抱负，豪迈地说："我要使全体中国人都有受教育的机会"。

陶行知认为中国教育改造的根本问题在农村，认为在3亿多农民中普及教育至关重要，主张"到民间去"。他们还立下宏愿，要筹措万元基金，征集万位同志，开设万所学校，改造万个乡村。

年元月，陶行知创办晓庄学校，在晓庄师范最初的招生广告上明确写清了这所学校培养目标：(一)农夫的身手;(二)科学的头脑;(三)改造社会的精神。在两个月之后的开学典礼上，作为校长的陶行知在致辞中说："今天是我们试验乡村师范开学的日子，我们没有教室，没有礼堂，但我们的学校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我们在这伟大的学校里，可以得着丰富的教育……"陶行知的教育目标，是要建"一个有生命的学校"，在这所学校里，每天早晨5时有一个10到15分钟的全校短会，师生轮流主持。先唱陶行知填词的校歌《锄头舞歌》，继而安排当日的学习和工作，会后是早操。上午主要是读书，书目一部分由学校指定，一部分个人自选。下午是工作时间，内容有田间劳动、简单的工艺制作、校外社会实践等。晚上是平民夜校活动等。用陶行知的话来说，这样的教育，是"打破装饰品的教育"。

顺便说一下，创办晓庄学校的陶行知，既是中华职业教育的最早的发起人，也是中华平民教育会的重要成员。这也从侧面说明，看似"一盘散沙"的民国教育并非毫无体系，反倒是因为没有权力的干涉，教育保有独立，才有了如此多元丰富的格局，各个阶层，各类人才，只要有向学之心，总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问学的场所所在。

大厦毁了，可以重建，但教育的毁灭会浪费一代甚至几代人的青春，甚至会毁灭一个民族的未来。只有权力能够认识到权力之短，将教育还给教育，钱学森之问才会终结。

子规夜半犹啼血，不信春风唤不回。但愿这美好的企盼不会是镜花水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