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敏中老师是北大外文系的退休教授，她年出生在上海，年考入北京大学，有幸师从俞大絪先生、张祥保先生。年恢复高考后，重返北大校园的韩敏中老师，受教于杨周翰先生、李赋宁先生等老一辈外国文学研究学者，耳濡目染之下，受益终生。

韩老师编写了《北大英语精读教材》，翻译修订了马修·阿诺德的《文化与无政府状态：政治与社会批评》、《她们自己的文学·英国女小说家：从勃朗特到莱辛》、《纳博科夫文学讲稿》等多本著作。

韩敏中

采写

李笑岩

01.

32岁重返北大校园

“追根溯源”的作业让我牢骚满腹

年，在浙江山区教了7年初中英语的韩敏中老师，回到了归于平静的燕园。而立之年重返校园读研究生，韩敏中老师仍带着少女时期的叛逆和孩子气，她的故事，并非典型的“只争朝夕、弥补韶华”的版本，她心直口快，一度满腹牢骚。

我来读研究生的时候，其实都32岁了，但是心情就跟小孩子差不多，你知道吧？要是哪天老师不来上课，大家就恨不得欢呼，很开心，觉得今天总好轻松一下了。有一次，李赋宁先生去广州出差，我们都以为那天不用上课了，结果老先生下了火车，就赶来课堂了，当时我们特别沮丧，怎么还要上课啊！

我刚来的时候确实感到比较累，因为完全不知道应该怎么读，当时想的很简单，也很狭窄，我不知道整个做学问的literarystudy，在学校是如何通过结构化的教学来体现的。我自己比较喜欢读19世纪的小说，所以让我们挑专业的时候，我就挑了19世纪英美文学研究。

结果一上来，李赋宁先生就拿TheNortonAnthologyofEnglishLiterature（《诺顿英国文学选读》）来给我们读，当时还买不到原本，所以李先生用的是台湾影印的本子。李先生是非常规矩的，他从最早的古英语时代讲起，过度到中古，然后才是现代。

尽管他布置的东西我也很认真地去读，但是我满腹牢骚，而且我讲出来了，我说人家是来读19世纪的，为什么要我们去读那么古的东西？而且那些杀龙的故事，都好幼稚，为什么要去读这些东西？心里真的是很不理解，完全没有prepareness。

第一篇作业是写英国的古老史诗《贝奥武夫》中基督教的影响，分析它成文的大致年代，上课的时候也是叫大家讨论，我不知道有什么话好说，完全是蒙的。

然后我记得杨周翰先生有一次作业是关于莎士比亚的《李尔王》，好难做，我做了大概有半个本子，最后是跑到亲戚家去把这个论文写完的，因为宿舍太吵了，亲戚家里安静一点。除了读莎翁的原著，其他的剧前前后后有些地方也要涉及，杨先生会给你开一些书单，你根本也读不完，但是我会挑一些去看，受一些启发。

我记得我牢骚最大的一次，是杨先生发了一篇中古英语写的号召书，让我们回去翻成现代英语，再译成中文。大概是年前后，当时有黑鼠病，民不聊生，这个号召书组织农民市民起义，鼓动大家揭竿而起。

我们根本就不学中古英语，因为它和现代英语差太远了，根本看不懂，我就要去查现代英语的翻译，这个都不是说他课上教你，然后你依样画葫芦地去做，他就出这么个题目，然后你下面就千难万难地去自己摸索，所以我又是牢骚满腹，碰到罗建国老师，我说这我怎么做得出来！罗老师是上海人，他说：“这个要glossary的，没有glossary不行的。”然后我就知道要去找那些不常用的词典查术语表，但是心里还是非常的不理解。

02.

离家求学

异乡成故乡

从北大东门，走到韩敏中老师家，十分钟不到。家中客厅两边，各是一间书房。我们每次去采访按响门铃，盛宁老师都会出来为我们开门，和我们三言两语闲聊几句，就又倒背着手踱回书房去了。他和韩老师曾是研究生同班同学，如今共处一室，他们大多数时间都是在各自的书房里度过。

平日里，两间书房有着频繁的互动往来，韩老师在翻译书稿时，遇到不确定的地方，会随时跑去问盛老师，她说自己是死脑筋，讹上了盛老师的活脑筋。采访中，碰到想不起的人名地名，韩老师就会立即朝着盛老师的书房喊：“盛宁，盛宁……”，或者索性直接跑过去，然后带着答案满意而归。

看着韩老师家中满坑满谷的书，仿佛看到了他们在北京度过的大半生时光。其实他们二位都在上海长大，但是韩老师说，北京这个地方很奇怪，刚来的时候什么都看不惯，但是一待下来，就不想走了。年，韩老师选择上北大，其中缘由充满着天真烂漫的戏剧性。

高中毕业以后，我的大多数同学都上了复旦，但是我为什么选择上北大呢？完全是英语之外的原因。我初中时参加了话剧队嘛，后来我两个话剧队的好朋友先后进了北大，她们回来以后给我讲了一些传奇般的故事，就像小说里一样，让我对北京产生了一种憧憬。而且我特想离开家，因为家教太严。

来北大后悔死了

刚来北大，我后悔死了，哭哭啼啼哭了半年，想家想得不得了，小孩都这样的对不对？我是年入学的，入学后有一个分班考试，我因为英文的基础比较好，所以就把一年级的课程跳掉了，直接跟着62级这一班学。第一年还蛮认真读书的，到了第二年，我读大三的时候，学习就变成secondary的了，就挑一些典型来整顿，挑的就是我所在的62级的这个班。

年轻学生都很热血，大家就说我们不要读资产阶级的东西，像狄更斯的小说，还有许国璋的教材，他们都认为是资产阶级的，都不要读，然后课程就调整了。

韩敏中老师（右二）和大学同学合影

当时我们的老师是俞大絪先生，他出生于一个非常有名的家族，是曾国藩的曾外孙女，曾留学牛津、哈佛。她自己编的《许国璋英语》第五册，这本书里的课文，应该是最重要的精读课文，当时被安排为ReadingB，然后ReadingA做什么呢？读《北京周报》，当时正值和苏修论战，一共有9篇评论文章，我们当时就读这些文件和政论文，都是从中文翻译成英文的。

我觉得当时就等于半放羊了，你也不可能安排很多练习，只有俞先生上课特别认真。俞先生很矮而且很胖，身体是菱形的，所以她从燕东园来上课，要坐一个三轮车，因为她自己走路太困难了。

俞先生买了一批练习本，然后一裁两半，发给每个学生。每天来上课的时候，她就会说Letshaveaquiz，她就要测验你知道吗，结果弄得大家都很怕ReadingB。然后她会补充很多练习，讲解也很生动，我记得有一次，狄更斯的《双城记》里头有一个选段，其中有掐脖子，strangle这个词，她问是什么意思，没人答得出，她就叫了一个同学起来，那个同学也没说出来，她就跑上去掐他的脖子，我印象特别深。

后来我们又去乡下待了一年，66年6月3号，用一个大卡车把我们从乡下拉回来，校园已经完全不是平静的燕园了。

如此一直到68年，我还给抓进去关了40天，因为当时我被揭发私下里讲对江青不满的话。因为这个，我没有资格参加分配，就跟着一批同学到了唐山的军垦农场。我在那里待了两年三个月，基本上就是种稻插秧，那个地方的米很好吃。

韩敏中老师讲述军垦农场盖房子经历

那时候我们要盖房子，没有砖头，都是自己脱坯，就是拿泥土或者什么东西拌起来，做成坯，一块很厚。因为我身上还背着“罪名”，一张档案是塞在档案袋里头的，就特别努力地劳动，我都不知道自己还有这么多力气，我记得那种坯，我最多一次背8块在背上，8块摞起来有多厚，特别特别重，劳动之余就开会批斗自己，做思想检查，那两年多真的是很压抑地过来的。

军垦农场大合影

所以从63年进大学，到71年初分配工作。我读了一年多一点点的书，其余时间全部在运动和劳动改造。

到了71年正式分配的时候，宣布那天说我被分配到了遂昌，我还带了一张地图去，怎么也找不到这个地方，根本就不知道在哪。后来人家说是在浙江东南，金华下来以后，还要坐一个多小时的大巴车，大概我从那里折腾到有火车站至少要4个小时以上，那里是纯山区。

我从初一开始教，教了7年书，没有一个人要学英文的。我们宿舍旁边就是教室，所以我经常刚爬起来，眼睛眯一下就跑到教室去管早自修，学生哩哩啦啦的，没什么人愿意认真读书。到后来我都看穿了，头几年那些不想学的孩子，我就是把答案全部抄在黑板上，他都不要学，抄都抄不对。但是大势一变，情况就不一样了，在高考短暂恢复的那个时期，齐刷刷的，大多数学生都非常自觉地来参加早自习。

韩敏中老师和儿子

我孩子8个月大的时候，我带他进山，回到学校教书，走在盘山公路，我就想不能给孩子报户口，必须得出来，当时真的是有这样的思想，因为我觉得在这里头太闭塞了，但是当时是没有任何办法的。

后来几乎一听说有考研究生的可能，我没有任何犹豫，把你一个人丢在山区，其实同事对我都挺好的，但我觉得我在那里是个loner，也实在不甘心说难道我的孩子以后就在这里长大，所以我就一边教书，一边复习考研。

我妹妹只上到初一就下乡劳动了，后来恢复高考，我妹妹来信了，说她想考英文专业，我说那行，你找一个课本，做点作业给我看，我一看，我说天呐，她不知道比我所有的学生要好多少，我说你赶快做作业我来给你改，等于说我用通信的方式，对她略微加以指导。

妹妹考上了大学

我记得很清楚，那年我大概走了三四天才到家，正好赶上一场大雪，因为大雪天要出山经常会翻车，翻车你就完蛋了，但我还是坚决要回去，因为儿子在家里头，很想。回到家里以后不久，大概没两天，我妹妹还在帮着我母亲做过年吃的东西，就来了一个电话，大家说是不是来通知了？

她报了三个志愿，第一个是安徽大学，第二个是安徽师范学院，第三个是安庆师专，我们希望她能考上安庆师专就好了，结果她考上了安徽大学，她自己都不相信，接电话的时候，她正好在搓上海吃的糯米圆子，不是要把那个馅放进去，然后再搓，她拿那个笤根（勺子），挖做好的芝麻馅料，一下子一激动，就这么一拗，笤根就断掉了，一下就把那个勺把插在手上了，因为是很硬的东西，这条疤到现在还留着，很幸福的疤，我们都不能相信，这太棒了。

这之后没多久，韩敏中老师也如愿拿大了北大外文系的研究生录取通知书。而妹妹在安徽大学毕业后，又考取了北大外文系的研究生，后来又到美国读博士，最终留在美国生活。因为疫情，姐妹俩已经有一年多没有见面了，但是重提起妹妹这段命运改头换面的经历，韩老师比讲自己的故事还起劲。

韩敏中老师（左二）和妹妹（右二）在美国小聚，左右分别为韩老师儿媳和儿子

03.

弄堂口蹭英式下午茶

和郑佩佩结拜姐妹的少女时代

韩老师从小长大的弄堂，由鹅卵石铺就的高高低低的路，一直通到弄堂尽头。在妹妹的记忆里，弄堂的尽头是一家工厂，工厂的烟囱冒出的烟总会从窗子吹进家里，因此家里的窗总是关着，是很不愉快的记忆。但是姐姐却只记得巷子口住着一户高姓人家，大家称他们家外国人，下午四点钟，她常常跑去高家蹭英式下午茶，那家的孩子高淳莉，是她的好朋友。

高淳莉的父亲，实际上是重庆人，母亲来自英国的Yorkshire（约克郡），她父亲去英国利兹大学留学，学纺织的时候认识了她母亲，所以把她娶了回来。当时上海像这样的男方是中国人女方是外国人的情况其实蛮多的，按说应该见怪不怪，但是在我求学的时代，只要他们家里人跑出来，就有很多人要来围观，而且点着他们说外国人，外国人。

韩老师和高淳莉（前）合影

她母亲极瘦极瘦，个子很小，只会很少的中文，她讲英文我不可能听懂，只听得懂yes。但是有件事我印象很深，文化大革命当中，抄家以后，她突然不知道哪个兜里拽出10块钱，她就用很蹩脚的中文说“有10块钱”，开心得不得了。

我们小的时候，像这样的家庭通常会有自己的圈子，会有gardenparty，弹钢琴伴奏那种的，生活当然也比较洋派。

有一天我住在他们家，真的是亲眼看到，早上她父母就在床上吃东西，就像我们在电影里看到的一样。然后我经常会蹭他们家的afternoontea，大概下午四点左右，每天必有的，我经常能赶上。

像这样有个托盘，里头放着杯子，还有一个瓷器的茶壶，里头泡着茶，但英国人的喝茶是要放糖的，中国人不会放糖，然后有一些cookie。所以后来我在小说里读到英国人用afternoontea，用的什么东西，我会觉得比较熟悉。像这种，就让我对英国文化有了一孔之见的接触，是一种exposure，虽然我一个字也听不懂，但是他们讲英文的这些语流，我还是会有一点点感觉的。跟高家的接触，也潜在地对我将来选择念外文系有一些影响。

多年后，韩老师和高淳莉在美国重逢

从小学到高中，这其中有6年我是用功的，有6年是纯玩。

我印象中，我小的时候上海有10所女中，现在唯一保留的大概就是市三女中，因为它太有名了，这个房子是匈牙利设计师邬达克设计的，上海大量的知名建筑都是他设计的。

校园里有一块很大的草坪，草坪的周围都种了树，所以我们体育课跑米就是绕一圈，跑米就是绕两圈。然后还有一堵龙墙，比较低矮，上面画有白色的波纹，还有一个个窗口，龙墙旁边都是冬青树。我中学时候那些大礼堂都非常漂亮，跟国外的大教堂没什么太大差别，有很漂亮的画窗玻璃。我觉得，校园的美，其实无形当中，对一个人是有很多熏陶的，等于给了我无形中的美育。

市三女中

我们家住得离学校很近，我走到小学3分钟，走到中学15分钟，所以我每天早上可以睡大懒觉。中西小学和中西女中之间隔了一道墙，我家在二楼，可以看到小学操场，也可以看到中学操场。我要是生病在家，就能看到我的同学在爬后山。为什么我的同学，包括郑佩佩，经常到我家里来“造反”，就是因为特别近。

和郑佩佩一起过家家

我初一的时候认识了郑佩佩，后来她在《唐伯虎点秋香》里演华夫人，其实她十三四岁就在香港崭露头角，因为她是学芭蕾的，而且长得很漂亮，最早在邵氏兄弟拍的一部武侠片里演一个角色。我们初中时成了很要好的朋友，不光是我和她，还有好几个同学，有时候到她家里，有时候到我家里，我们甚至还结拜姐妹，很搞笑，拿枝香拜拜，可能电影里看来的，或者自己想象的，我们还跟郑佩佩学芭蕾，就踮着脚乱跳。学校发动我们做创造性劳动，我们就在郑佩佩家里做糖，大家想应该是把什么东西熬熬熬，你想初一的孩子懂什么，熬干了，最后出来一个胶块。

我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玩特别有用，玩的好处就在于头脑活泛，触类旁通。而且我现在上课不会特别的boring，跟这个玩都是有关系的。

初中时的郑佩佩

04.

高一的顿悟时刻

让我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我就这样一直玩到高中，我觉得年轻人成长过程当中，多少都会有这种顿悟的时刻，你突然一下就明白了，就懂事了的开端。

高一第二学期开学，有一次，总支书记在大礼堂讲话，我坐在下面听的时候，突然羞愧得不得了，觉得我怎么能够把所有的光阴都浪费在玩上呢？我怎么能不好好学习，我对得起谁呢？！就这么一下子，突然起了作用，我就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我就不玩了。

我知道我底子不扎实，所以我就把初中的物理、化学、数学全部自己补起来，然后数理化我每堂课都要提前预习，当天教的我一定复习，把作业做好。每天晚上忙功课，都到十一二点才睡觉，就这样我的成绩渐渐上来了，每门功课都是满分5分。

我们高中有6个平行班，我是2班，刘天佑老师当时是教导主任，他只教一个班，就择了3班，他先给班上的同学摸了个底，然后选出3个学生来，给他们开小灶，这三位同学就不必要学中学的课本了，直接学上外编的大学教材，我听了当然也蛮羡慕的。但是我其实是一个很害羞的性格，即使我喜欢一个东西，也不太会主动去争取。但是到了高二以后，我鼓足了勇气去找刘老师，我说我想参加你们的小组，他当然很高兴我来。

刘天佑老师是圣约翰大学毕业的，就是现在华东政法学院占的那块地方，经常出现在电影里头。刘老师的发音非常好听，因为圣约翰是全英文教学的。

模仿灵格风的腔调

刘老师也不给你去讲那些死的语法，而是找一些趣味读物和教材，我至今还记得灵格风（LinguaphoneInstituteLtd）那种特别装腔作势的英文，就是纯英音那种腔调，GoodafternoonMrswhite,doyouwantsometea？Strongorweak?那时候当然会模仿。如果老师重视一点，有些鼓励,十几岁的孩子就会比较related，本来你是一般性的喜欢，受到鼓励之后就会更喜欢。所以我上大学选择念英文系，跟刘天佑老师有很大的关系。

我很感谢我的中学教育，尤其是后来我非常用功的高中教育，给我整个的思想方式和学习能力奠定了一个基础。等我到了北大，5年其实我才读了1年多的书。

苦难的意义

我今天会觉得任何苦难都不是白受的，对一个人的成长有很多好处。现在的孩子可能对自己能承受什么都不大了解，觉得那样还不如死了好。但如果你不死，就都变成非常宝贵的经历。而且我觉得这些经历对读文学是太重要了，因为小说最深刻的就讲人的苦难，外国文学特别讲究experience，你没有experience，就是一张白纸。自己经历过、挣扎过，我觉得都是有好处的。

这个社会永远不会像小孩理想的那样，是一个花园世界，永远是不可能的，是非常复杂的，人与人关系非常复杂，所有这些东西我觉得都有体会，然后你还能保持善良，还能保持一种比较坦然的心态，就是非常难得的，我觉得我不后悔。

05.

深耕细作的老先生们

与我亦师亦友

和很多同龄人一样，虽然青春年华在一个漫长而糟糕的时代中稀里糊涂地过去了，但是时代的大山并没有压垮他们的生命力。三十几岁重返校园，在今天听起来似乎有些来不及了，但是对他/她们而言，黄金时代才真正地到来。

“我们读研究生的时候，杨周翰先生有一门课，这个课基本上就是叫大家讨论，然后他也参与，我想是因为他在Oxford读过，所以想把学生讨论的那种气氛“移植”过来，但是中国学生一般就是听，杨先生是真的逼你要去想，要去发现问题，然后说出一个让我信服的道理来解释它，那你回去就要做大量的功课，要真的用心做作业才能有话说。

韩敏中老师的作业

杨周翰先生有很多作业都是要你比较，追根溯源，然后建立联系。回想起来，我对所谓research的认识，那真的是一份一份作业逼出来的。我觉得我彻底服了，是有一次上杨先生开的一门大课，讲安格鲁撒克逊的编年史，然后就讲到什么时候起过大火，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传说，历史有记载的这些大事件和《贝奥武夫》这个故事之间可能有关系，让我一下子就觉得，看起来很荒诞的东西，它可能背后有一些史实，再加上早期宗教因素的影响，即使没有基督教，但是在想象力的作用下，人们会有一种对未知事物的想象和崇拜。

我一下子就觉得开了很大的眼界，我觉得我被说服了。他这样从古代开始读是对的，我前不知后不知就管这一段，很狭隘的留在一个小范围之内是错的，我就不攻自破了，不会再固守那样的观念了。如果你读当代美国文学，一点前面的东西也不读，我觉得research的广度和你认识问题的深度还是不够的。

杨周翰先生给韩老师作业写的批语

韩老师（右一）和李赋宁先生合影（中）

我本科时是很无奈，不怪任何老师，不怪任何人，我们处于这样一个时代，就碰上这些东西，没有办法。但是读研是我扎扎实实读书的三年，而且我遇到了很好的老师，这些老先生一点一滴地敬业，对学生各方面都很关心，学业上又很严格，你有毛病他都会指出，但是从来不会差你给他做事情。

我跟杨先生处特别熟，说朋友有点造次，但是真的特别亲热。

杨先生看起来是一个非常严厉的人，但是等你跟他接触，你会觉得他特别好。他没有把你当一个晚辈，老是来教育你，他不是这样子的，会跟你很亲。他买了一张书桌，就要拉我们去看，就是那种很宽大的硬木家具。

和杨周翰先生（右一）在伯克利合影

后来我们搬到杨先生楼上住，我儿子是个特别捣蛋的人，每次路过他们家就乱摁铃，杨先生也不知道谁上门打劫来了，打开门一看就满脸的笑容，然后就打他屁股，重重拿起，轻轻放下。

我还记得我在美国的时候，杨先生正好开会就过来了一趟，我儿子在厨房里就问他：“a-s-s是什么字呀？”杨先生说ass，然后孩子说：h-o-l-e是什么字？就是下流话，然后杨先生明白了孩子在耍他呢，就打屁股。

就是在这间公寓的厨房里，韩老师的儿子和“杨爷爷”（后排左一）说笑

到后来你都不觉得我看见老先生就缩手缩脚的，得摆出一副特别尊敬的样子，心里是特别尊敬他，但实际上他愿意跟我们分享所有开心的或者不开心的事情。

杨先生后来得病，一开始住在北医三院，我们现在用的水都是很白很软的，但是当时杨先生用的纸就像砂纸一样，而且北医三院的厕所里全是水，上厕所还要踮着砖头。当时杨先生特别想要一个人少一点的病房，但是也不能如愿。

后来他女儿就帮他联系了一种基因疗法，要到西安去治疗。我和盛宁掺着他，就是皮包骨头，人轻的一点分量都没有了，这个人，从此就没再见过，一别就真是别过了。

韩敏中老师回忆杨周翰先生，亦师亦友

我们家住4楼，他住3楼，那天我走到三楼的时候，在楼道里听见里头打电话的声音传出来，他儿媳妇在说杨先生去世了，我就在门外呆住了，真的是特别怀念。

我想还好，他赶上了他能做事情的阶段，但是杨先生知道自己生病以后，说再给我3年还是5年，他要把他想写的东西都写出来，他就觉得可以撂下了，但他还是走得太早了，很多想做的事情没能来得及做，最后就给病魔打倒了。

我有幸碰到一些非常好的老师，到现在想起来都是心存感激，对他们非常怀念。而且你耳濡目染的，自己做起学问或者教学根本就不敢造次，不敢有一丝疏忽，从我主观上来说，要尽量地做到严谨，哪怕他们不在了，那种影响还是在的。

80年代初的时候，我要搞电视教学，实际上就是把周珊凤先生主编的《大学英语》第一册搬上屏幕，目的是为了培训中学教师。那个制作费在现在来看，简直少的可怜，但是当时是很昂贵的，那么我就要考虑怎么样能让每一分钟都能值这个钱，而且老师和学生不在一个空间，怎么样把氛围弄得好一些，我要考虑很多东西，要既严谨，有做到生动有趣，让普通人都能够接受。

当时我经常会用图片、小品来解释课本里头的语言现象，其中有一道练习题，我要找一张画来配，方便做练习，原来课本里用了sport，但我只找到一幅美国的画，所以我说是不是需要改成game？当时杨先生还在，我就跑到楼下去问他，他给我查了9本字典，然后周珊凤先生也帮我查了9本字典，最后也就认同了，因为这两个词在英国和美国使用的语境不一样。

他们没有说这是个小词，没关系的，他们从来不说这个话，严谨到有点吓人的地步，所以我们做事情也会特别缩手缩脚，不敢说我认为什么就是什么。有的人说到你们这样的水平，是不是最后就你说了算了，事实上你永远都会感到忐忑。

所以我的教案写的非常详细，就像导演的剧本一样，这个地方我需要出什么，这个时候需要插哪张图片，什么时候插进来，什么时候结束，一栏一栏的都要写得很清楚。最后我丢掉的稿子可能有一册书这么厚。

而且我每次手写的稿子，如果不给他们两位老先生看，我都不敢拿出去讲，会觉得没把握，我对他们有依赖。最过分的是，有一次第二天一早就要拍了，我夜里11点去敲两位老先生的门，他们两个人就帮我看，看完以后就当场改，我第二天是按他们修改过的稿子念的。无数次的修改下来，我也就渐渐明白自己在英语表达上的问题，比方说介词的位置，冠词的用法，或者说一些语序。我从这些小的地方就学到很多东西，所以真的是润物细无声，这种教育是一辈子的。

周珊凤先生

81年我毕业留校，得从大一开始教，当时还没有课本，教大二的时候，周珊凤和张祥保先生编的《大学英语》一、二册就出来了，但是三四册还处于油印的状态。当时系里的老师都帮着选材，和此前不一样的是，他们希望全部用外国人写的东西,更加地道，也更能了解国外的文化。

我做电视教学的时候，用的就是周先生和张先生编的这套教材，当时我要深入地琢磨他们编写的grading是怎么样一步步深入的？有哪些语法现象？他们选的课文有什么特点？

我觉得学外语不应该局限于听说读写“四会”这种能力，每个字都认识，能默写，能造简单的句子和复述课文，这还远远不够。我觉得大学教育最重要的就是锻炼你的头脑，否则的话外语系学生，就会比其他系科的学生思想苍白，除了能倒腾倒腾语言之外，自己对问题并没有什么见解。

像我们读研究生的时候，杨周翰先生的课经常以讨论的方式进行，我一份份作业做下来，最大的体会是，学习语言最重要的是打开思维，你不要固守自己从小特别习惯的一些东西，要适当地给自己来一个陌生化。拿到一个文本，要从思想、文化、情感、逻辑不同的方面去琢磨，这些东西通常是纠在一起的，不是表面的东西，你要深耕细作，一层一层往下刨，刨好几层，从语言摸下去，才能摸到一个文化的根，这样你才能真正地掌握它的思维方式，才能真正地跟人家交流。

张先生、周先生的教材里，就很注重这些。所以后来我自己编教材的时候，这些东西也还有所体现。比如说头一课，我选的是TwoRiversFlowTogether，讲语言像滚雪球一样发展的历史，现代英语是不同来源的东西的融合，一个是诺曼底过来的法文，还有一些是安格鲁撒克逊偏古一点的英语，这其中有一个民族融合的过程，国家逐渐成立显形，形成制度。

所以英语有两套词汇，差不多大多数的词，都有两个基本同义的词。一套是来自法语的拉丁词，一般比较长，比方说pre，con打头的词。英语本土的词，相对比较短小，发音也很短促，但是它有很强的感情色彩。比如说help这个词，肯定是本土的词，从拉丁法语过来的“帮助”用aid。

那么你什么时候用什么样的词？那篇课文里就有讲，不管你是谁，如果落水以后，叫救命的时候，一定喊help，不会说aid。所以help这个词是英语本土发展出来的，虽然现在读法可能有很大的变化，但这个是植根在你心底最熟悉的东西，这样你就会摸到稍微深一点的地方，跟情感、历史变化、语言的变迁、人口迁徙、侵略行为所有这些东西扯上关系，语言不是凭空掉下来的一个语言，你会看到语言发展的过程，跟历史的变迁有很大的关系。

我觉得这些东西能帮你开阔眼界，把你从很小的自我向外推，向上推，向过去推，向未来推，让自己的思想开阔起来，深刻起来，而且也让语言的学习真正地活起来。

第35个友邻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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