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者按：

著名历史学家陈旭麓（—）先生一生致力于“以史经世”，历任华东师范大学研究生处处长、副教务长，兼任中国现代史学会副会长、中西哲学与文化交流中心副主席等职。他与孙思白、蔡尚思等人主编的《中国新民主主义时期通史》，成为全国高等院校优秀教材。《陈旭麓文集》4卷本年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等书被誉为“中国本土史学的标志性文本”。他的不少论著被译成英、日、俄等外文，成为享誉国际的史学大家。

家父赵子明（—）在导师陈旭麓的崇高理想熏陶下，献身革命老区建设，成为史学教授，毕生从事文教事业。北京优秀教师赴沂蒙山教育考察团知悉家父带头支教、扎根老区，尽力改变当地落后面貌的事迹，誉其为“沂蒙教师之魂”（《北京西城教育》以《沂蒙山考查教育纪要》为题有专门报道），还邀请他每年赴京为师生现身说法进行示范教育。下文根据家父《回忆录》整理而成，以纪念前辈学者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求索，向建党百年献礼。

陈旭麓资料图片

年9月，我由山东师范学院考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成为新中国第一代研究生，导师是陈旭麓先生。陈先生不仅教我们做学问，还特别重视提升大家的道德素养和思想觉悟。新中国成立前，他就关心时事，向往并学习马克思主义，在任大夏大学副教授、圣约翰大学教授期间，加入共产党外围组织上海大学教授联谊会，投身民主运动。陈先生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我则是年7月1日入党的新党员。由于师生都是共产党员，在思想感情上就更有一种亲切感。因此，我和陈先生的接触机会就比其他同学要稍多一些。

在同我的一次单独谈话中，陈先生提到他是湖南湘乡人。我说：“湖南是英才辈出之地。”导师知晓我的老家，就说：“你们山东是孔孟之乡——儒家的发祥地。”他说：“我们对儒家可以剔除糟粕，取其精华。不仅要汲取儒学中的合理成分，而且要把历代先贤的智慧与学习马列主义结合起来，提高我们的政治思想素质。刘少奇同志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屡次引用孔子‘志于学’、孟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中庸》‘慎独’和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古训，并主张继承中华民族优良传统，以加强共产党员思想道德修养。”陈先生一席话，令我犹如听了一堂加强党性修养的党课，茅塞顿开，收获极大。

　　为了配合现代史的学习，陈先生会同几位老师领我们参观了中国共产党“一大”会址纪念馆。该馆位于黄浦区兴业路76号，原是出席中共“一大”的上海代表李汉俊与其兄李书城（同盟会发起人之一）的寓所。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根据董必武等人回忆，几经寻找终于确定了原址。这座古朴而庄严的石库门建筑，当时重新修缮后不久，纪念馆内辟有一间陈列室，展出建党时期的文物和事迹。通过陈先生和讲解员对建党历史背景和意义的介绍，使我认识到那时先进的中国人，为救亡图存，用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建立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解放事业和建设民主自由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的确是开天辟地的大事。陈先生讲话时流露出对建党伟业的无限敬仰，令我们深感动容。我暗自立志要像陈先生那样成为新中国又红又专的史学家，不仅在朴素的阶级感情上热爱和拥护共产党，还要在理论和实践上自觉为人民作出更多的贡献。

《陈旭麓文集》（五卷本，）

我们中国近代史研究生班中有一个党支部，包括我在内共有三名党员，支部书记是原为陕西师范大学助教的潘若鹏，成员还有来自北京师范大学的马善贵（后任延安大学副校长）。我们党支部自然将这次参观“一大”会址，当作一次党课来进行。不仅我们党员如此对待，而且所有来的师生也受到一次党史教育，对党的认知都有很大提高。

在第一学期快结束时，陈先生为我们实施了外地考察计划。时值隆冬，陈先生仍不辞劳苦地领学生到南京等地参观学习了一周。在南京雨花台革命烈士陵园，陈先生不顾严寒和连日来奔忙、讲解的疲劳，怀着极为沉痛的心情说：“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雨花台变为屠杀革命志士的刑场，邓中夏、恽代英、罗登闲、何宝珍等数万名优秀中华儿女在此殉难。这是我们缅怀革命先烈，激发建设热情，提高思想觉悟的好课堂。”在烈士纪念馆，我们聆听先烈英雄事迹，瞻仰馆内陈列的遗物、图片和文献资料，心灵受到了洗礼和升华。

《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陈先生做总结时说：“这些伟大的革命者在贡献年轻生命时，根本就没有考虑自己的私益，他们一心为国家的前途出生入死，表现出为人类实现共产主义美好理想英勇献身的大无畏精神。我们成长在社会主义幸福生活之中，要继承先烈遗志，为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奋力拼搏。”通过这次纪念活动使我体会到所享受的胜利成果来之不易，下定决心要克服为个人利益打算的私心杂念，认真学好功课，不怕任何艰难困苦，为建设新社会努力尽职工作，唯有如此，才能对得起革命先烈的无私奉献精神和陈先生对我们的辛勤教导。

陈先生为提高我们的史学理论水平，还特邀各界名家来做讲座。例如，他的知交好友、本校政教系冯契（—）教授来讲马克思主义哲学课。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兼副校长常溪萍（后任上海市委教育卫生工作部部长）也专门为我做过思想政治辅导。在恩师们言传身教的带动和崇高精神的感召下，我总是以优秀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毕业后，我主动放弃留在大城市高校任教的机会，志愿到当时山东最贫困的革命老区沂蒙山，积极参与创建临沂大学等院校。

如今重温陈先生的教诲感到格外亲切。红色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起来，对于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于提高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思想境界，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整理者单位：天津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赵子明/遗作赵建永/整理

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