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王绶和金大农学院抗战时期的三份学程表为例

吴强

一、小引

民国时期的高等教育版图犹如百花园，各领风骚、群芳争艳，既有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这样的国字号“天之骄子”，也不乏南开大学、厦门大学等私立名校，而以“在华十四所”（燕京大学、齐鲁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金陵大学、东吴大学、沪江大学、圣约翰大学、之江大学、福建协和大学、岭南大学、长沙雅礼大学、湖北文华书院、武昌博文书院、华西协和大学）为代表的教会学校规模（一般以文理科为主，并辅以特色科目）虽较国立大学“文法理工农”皆备略逊一筹，然其“小而精”式办学思路却也为中国培养了大批既博且专的各式专门人才，特别是在医农两大应用科学和隶属新兴社会科学的法学、社会学中的表现最为靓丽、抢眼。

在这十四所教会大学之中，地处六朝古都南京的金陵大学（以下简称“金大”）即以其农学院（初为农科，继之为农林科，最后才升格为农学院，建国后院系调整时与原中央大学农学院合组为新的南京农学院，也就是现南京农业大学的前身）各专业不仅在当时闻名遐迩，而且也为现今不少教育研究者和“民国粉”所追慕，“老金陵”已然成为一块社会各界公认的金字招牌。

金大农学院之所以能够成为后人在书写中国近代高等农业教育史时无法绕过的一座丰碑，主要还是源自其自身高质量的教学（涵盖本科、研究生两个层次）水准和高水平的农学研究业绩，除去来自各方的外部支持和帮助（如美国康奈尔大学农学院的“对口”支援）之外，一流的师资以及课程设置无疑是其成就名山盛世的重要因素，也能直接反映彼时中国高等农业教育究竟达至何等水准，而这一点通过下文所要讨论的金大农学院农艺系抗战时期的三份学程表即可得到很好说明。

鉴于年代久远，人物远逝，笔者将采取传记史学之手法，夹叙夹议，并对表中所涉人与事——特别是身处时代大潮中的本文主人公王绶平生志业抱负一叙梗概。

二、整理王绶文稿的意外收获

本文所说的学程表其实就是当下大学任何一个学院（系或专业）每学期开学之初都需制定和准备好的课程表。也就是说，本学期要上哪些课程，每门课程的学分多少，讲授者是谁，听课学生人数等信息都会在这个学程表中有所体现。换言之，学程表能够直观反映一院一系某一时期的基本教研实力，而笔者之所以会发现这三份金大农学院农艺系抗战时期的学程表，完全是在整理王绶文稿过程中的意外收获，这里也就有必要对本文主人公王绶的生平行宜略作简介。

王绶，字佩卿，年4月1日生于人杰地灵的山西沁县（今属长治市）乌苏村，曾祖父王省山（字仲巡，号松坪）乃清代南京名官，曾任江宁县令，现有《菜根轩诗钞》一稿15卷存世。祖父王嶷、父亲王之鉴分别是举人和秀才出身，前者去世较早，后者以乡村私塾教师为业，因家道中落，迫于生计，也不得不下地耕田，劳作谋生，虽已不复往昔荣华，亦是典型的中国传统耕读之家，童少年时期的王绶跟随父亲开蒙授学的同时，亦需协助农事，可谓其终生服务农业之始。

清季十年，国中动荡，诸事纷扰，新旧并陈，尤其是科举废除，波及甚广，旧学之外的新学（实为西学）渐成风尚，待至民国肇建，清帝逊位，以教授和研习现代科学为主的各级新式学堂逐步取代往日书院所享有的隆崇地位，不论基于未来生计打算，还是出于家族脉延考量，身处时代转圜之际的个人更多也只能勉力适应。王绶先是进入县城高小就读，而后于15岁时入读太原省立第一中学，并于年考取山西大学校预科。三年之后（），得益于阎锡山所推行的“农本政治”，王绶、乔启明、郝钦铭、孙文郁等四名预科优秀毕业生以公费名义保送前往金大农林科深造。

经过四年的学习，王绶于年毕业，获农学士学位，并留校任教。年，已近不惑之年的王绶负笈留美，前往康奈尔大学农学院深造，终以《大麦遗传之研究》于年获得康奈尔大学农学硕士学位。此后，历任金大农学院教授，农艺系主任和西北农学院（现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前身）农艺系教授、教务长、山西农学院院长等职，在大豆育种领域享有极高声誉和知名度，乃是著名的作物育种学家和生物统计学家，中国作物育种学和生物统计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著有《中国作物育种学》（商务印书馆年版）、《实用生物统计法》（商务印书馆年版，年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修订本）、《大豆栽培和良种培育》（山西人民出版社年版）等书，曾培育出闻名中外的“金大”大豆新品种。

由于出身历史学的缘故和对中国近现代农史的兴趣，笔者自年7月博士毕业来到位于省垣太原附近的山西农业大学工作之后，就开始有意识的对农大校史进行钩沉索隐，王绶生前所留下的有关文稿以及文字背后所潜藏的农业思想就是笔者所聚焦的重点，特别是那些他对中国农业发展的宏观纵论，如关于高等农业教育、农产品国际贸易、战时粮食增产和战后农业复员、建国后国家的粮食生产等大问题的文章于今读来仍不乏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本院农艺系迁蓉后十个月来工作概况》（以下简称《概况》）就是这样一篇反映抗战前后金大农学院基本教研实力的重要文献，而三份学程表就来自这篇文章之中，且直至现今也未见于各类史料文献或研究著作，实为遗憾之至！

三、三份学程表的主要内容评述

说起这三份学程表，就不得不先行提及金大抗战时期的悲壮西迁。

根据《南京农业大学史志（—）》所载，上海“八一三”事变后，金大与地处成都的华西大学商洽，决定迁往四川。年11月，开始迁移工作，农学院人员及图书仪器标本共计箱随校本部一同迁往华西大学。第一批于11月25日动身，这是人数最多的一批，乘川沙号江轮溯江而上，由裘家奎教授和孙明经老师率领，最后一批人员则于12月3日撤离。另成立“留宁委员会”，由美籍教授贝德士（MinerSearleBates）、史德蔚（A.N.Steward）、林查理（CharlesRiggs）、史迈士（LewisS.C.Smythe）和农学院森林系主任陈嵘教授、齐兆昌先生负责监管校产。作为农艺系负责人，王绶此时的主要任务是和理学院马杰教授协助陈裕光校长，会同在重庆的校友们负责师生抵达后的接应工作，并联系去成都的交通。几个月后的年3月4日，“虽然有些建筑尚未完工，全校正式开学”。国难方殷，但包括金大在内的各高校却依然弦歌不辍，“扩大了学校的规模，取得一批国内外瞩目的科研成果”[4]，而这一成就的取得无不有赖于教学和科研始终能够维持在较高水准，通过现存《私立金陵、华西协和、齐鲁、燕京大学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联合招生简章（一九四四年度第一学期）》中所载考生投考资格一项以及各院系招生时的考试科目就能约略窥探当时金大本科教育的概貌。根据这份简章的规定，“凡投考一年级者，须在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高中（或同等学校）毕业经会考及格或准予升学者”，“转学生以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大学正式肄业学生为限（最高转入三年级上学期）”。具体到考试科目来说，理学院的考试科目为公民、国文、英文、数学（高等代数、解析几何、三角）、中外史地、理化、生物，医农各学院及理学院生物系、家政学系、药学系除数学考平面几何而不考解析几何外，其余各科均与理学院相同。[5]55与时下高考中的理科科目相较，除了国文、英文、数学和理化、生物等类似之外（这些也都是基础科目），还需考核中外史地这样的文科科目，也就不难理解民国时期所培养的理科生为何不仅会做题，而且也有着丰富的心灵和宽广的知识面，这与高中阶段的课程设置和大学入学考试科目之间有着密切关联。考试要求如此之高，通常情况下意味着平时的日常教学水准也不低，这是一个合理逻辑。表一和表二或能说明金大农学院对农科基础知识的重视程度，且并未因抗战维建而降低了对学生的能力要求。

整个抗战八年，金大农学院下设一室（院长室）三会（教务委员会、研究委员会和推广委员会）八系（农业经济系、农艺系、农村教育系、植物学系、园艺系、森林系、蚕桑系、植物病虫害系），而农艺系在这八个系中又最为卓著，不仅历史悠久，因为“一九一四年创办的金陵大学农科即为本系前身”[6]，而且师资配备也极为雄厚，历任系主任也都是金大农学院和中国该领域内的顶级专家。

自年正式成立农艺系至新中国建立初期院系调整之前，除首任系主任、美国农业传教士祁家治（G.E.Riytchey）短暂主持外，其余皆为彼时中国农学界的一时之选，他们分别是郝钦铭（）、沈宗翰（）、王绶（）、汤湘雨（年夏）、靳自重（）、黄瑞采（代理，年2月）、马育华（），而王绶正是农艺系第四任系主任，且还是主系时间最长的一位“舵手”。及至抗战西迁之前的年夏，农艺系共设作物改良、土壤肥料、农业工程和农事试验场四组，年夏，增设研究部，王绶、郝钦铭、吴绍骙、靳自重先后主持部务，形成涵盖本科教学和研究生培养的完整进阶，

正是在此背景之下，西迁大后方的王绶于四川华西坝写就这篇全面总结农艺系入川十个月来研究、教学和推广三方进展的《概况》一文。在文中第二部分，按照教学时序，先后举列农艺系春秋两季所开之学程（表三、表四）和部分教师外兼课程表（表五），这也就是本文标题中所说的三份学程表。

综合上述三表：

（一）不难得出以下两方面信息：金大农学院农艺系的教学和研究以作物学作为主要方向，聚集了包括王绶在内的一批著名作物学家。从整个近代中国农学发展的长程视角来看，这一状况也反映了民国时期中国农学的基本脉络。毕竟，在农学诸多分支学科之中，“作物学是近代农学发展较快的学科”[8]，其研究对象“从早期的稻、麦、棉逐渐扩大到粮油、糖、麻、烟等门类齐全的大小作物”，而研究内容也“从笼统的农学分化为围绕育种和栽培两大中心而形成品种资源、遗传育种、耕作栽培、作物生态、生理生化、产品加工等分支学科或领域”[9]。

（二）因处战时环境，抗战时期大学教员的生活水平普遍较低，金大农学院农艺系也不例外，早已不复战前南京时期“黄金十年”（—）的安逸和舒适。事实上，此后直至新中国成立的十多年时间，西迁、南渡、复校成为中国大学和教师的“主旋律”。面对物质层面的艰难困苦，去往他校兼课也就成为教员们（尤其是家中人口多者）努力改善生活的主要途径，而近在咫尺，拥有农科相应专业或农学院的华西协和大学和四川大学便成为首选。前者的负责人为加拿大籍传教士，植物学家丁克生（FrankDickinson），而后者此时的掌院者为著名农业经济学家董时进（康奈尔大学农业经济学博士），他们两人也都是民国时期中国农界的翘楚。笔者在此兹以王绶文中的最后一段话作为本节结语，“本系过去的各项工作，曾有显著的表现，不幸工作地点沦陷，而重建新工作地点，殊非易事，所幸同仁等精诚合作，加倍努力，为时虽暂，尚无负于时日，诚幸事也，今也大事粗定，设备亦较数月前充实，今后工作，当较前更加努力，以希无负于国人之望，幸各方时示南针为祷，兹当岁首作此简报，献诸国人，并致谢全系同仁云。”四、三份学程表背后的人物悲欢

三份表格、内容清晰、一目了然，然其背后却也有着极为丰富而精彩的人生故事，需要进一步叙说，先从王绶本人开始。

自抗战爆发后，王绶一方面将家中老小送回老家避难；另一方面，自己则随校西迁入川，继续授课和在南京时未能完成的试验研究工作。年，随着山西沦陷于日寇铁蹄之下，家眷六口离故乡、过黄河、转西安，准备前往四川汇合。在得知此消息后，王绶启程北上，会家眷于西北农学院。[10]应该也就是在此时，农艺系研究部的工作转由郝钦铭负责。然而，因战事频繁，道路崎岖，王绶只好留任西北农学院农艺系教授兼农场技正，年又兼教务长一职，并被任命为中央农业试验所技正和农林部西北农业推广繁殖站主任，直至年抗战胜利后才得返南京，于同年出任农林部农业推广委员会粮食生产组主任和农林部粮食生产委员会专门委员会联席会议主席两职，同时也兼任金大农学院教授，讲授生物统计和田间技术等课程，教学科研之外已然向农业行政领域扩展，这也为王绶建国后奉调入京接掌全国粮食工作埋下了伏笔。同为民国时期著名晋籍农学家的郝钦铭（年生，武乡县人，年毕业于金大农科，后留校任教，—年留学美国康奈尔大学，获硕士学位后于抗战爆发前回国）则未能坚持到抗战胜利，这位我国早期棉花栽培育种专家不幸于年因患胃癌逝世，留下《检定及分布改良品种之方法》（金陵大学农学院丛刊21号，年）、《棉作学》（上下两册，商务印书馆年版）、《作物育种学》（商务印书馆年版）、《遗传学》（正中书局年版）等多部论著。郝钦铭、王绶两人年岁相仿，大致皆属于许纪霖所说的近代中国“第三代知识分子”（也即“后五四知识分子”，出生于—年之间），他们的家乡同属今天的山西省长治市，且前后脚留美，也都是在康奈尔大学。作为杰出农学家，郝钦铭正当盛年，抱憾而终，不消说，其早逝显然与上文所说的战时生活艰难脱不开干系。浙江大学教授张阴麟因肾炎于一九四二年在贵州遵义逝世也属于类似情况。汤湘雨（年生，湖南岳阳人）的人生经历也是一段传奇。同为金大毕业的他于年考取清华第二届公费留美生（另有赵九章、钱学森、殷宏章、张光斗、王竹溪等人）。年，30岁之际即获康奈尔大学博士学位（专攻遗传细胞学），但也就在回国之后不到五年，在与同事前往川西考察游览结束之后回程时，因所乘轮船翻船而于途中遇难。他所在的汤氏家族也很有“说头”，大姐汤汉志为著名妇产科专家，大姐夫则是毛泽东挚友、著名细菌学家李振翩，汤湘雨去世后所留下的孩子即由大姐一家抚养，另有两个妹妹则分别嫁给了金大同学靳自重和康奈尔时期的同学杨显东，汤湘雨都是“媒人”，而靳、杨两人也都是著名农学家。相比之下，表三至表五中的其他教授人则属王绶和郝钦铭的“学生辈”，高立民（年生，湖北武汉人，金大年毕业，历任金大教授和农场场长，长期从事水稻栽培学的教学和科研）、黄瑞采（年生，江苏南京人，金大农学院年毕业，留美硕士，创建中国土壤学会，并于年担任理事长一职，从事土壤学研究）略长，李焕章（年生，河北秦皇岛人，金大农学院农艺系年毕业，后留校担任助教，—年曾任山西农业大学副校长，小麦专家）、马育华（年生，广东海丰人，金大农学院农艺系年毕业，年起即任王绶的助教，可谓直系弟子，年获得伊利诺伊大学博士学位后毅然回到祖国怀抱，金大建国后第一任农学系主任和院系调整后南京农学院农学系第一任系主任，创建南京农业大学大豆研究所，开拓中国植物数量遗传学）更晚一些，其中的李焕章日后也将终老山西农业大学。

值得一提的是顾元亮（年生，江苏常州人）。年于金大农学院农艺系毕业后的他先是留校任教，年转任西北农学院副教授，年赴美留学，年在康奈尔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后应时任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之邀直接赴台，任教台湾大学农学院农学系，后曾任农学院院长、试验场场长、台湾大学教务长和“考试院”第五届“考试委员”等职，也是表中唯一一位去台学者，而雷曲生、朱爟炳、陈维和冯兆麟四位则受限于资料，迄今仍无法对他们的生平一探究竟。

从年龄来看，在上述学程表可知生卒年月的8人中，除去王绶、郝钦铭出生于年代之外，其余6人全部出生于二十世纪头二十年，最小的马育华此时不过26岁，最大的高立民也不过三十出头。即便是王绶、郝钦铭，也仅仅是刚过不惑之年。可见金大农学院农艺系是一支非常年轻但又结构合理的教研团队。从学经历来看，这8人的国内教育背景全部毕业于金大，其中的王绶、郝钦铭和汤湘雨三人也都已经完成康奈尔大学的学习，黄瑞采则是自费留学加州大学和明尼苏达大学，四人全部获得硕士或博士学位。可以说，两方面因素的加总充分保证了团队内部的凝聚力，也有利于学术共识的形成，使金大农学院农艺系的教研水平始终能够跟上国际步伐，这样一支团队的“战斗力”不言而喻！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王绶最后，再来看看王绶在新中国成立后的遭际和境遇。南京解放前夕，虽有一国民党“立法委员”和同乡好友规劝其前往美国或跟着国民党走，但王绶坚决不同意，而是选择继续留在大陆，以迎接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年奉调入京，担任农业部粮食生产司司长，并被授予一级农业总技师名义。年，加入中国国民党中央革命委员会，直至调离农业部，一直是民革农业部支部的召集人。年3月，与吴觉农（著名农学家、农业经济学家，现代茶叶事业复兴和发展的奠基人）、金善宝（小麦育种学家、农业教育家，中国现代小麦育种学科奠基人）、陈凤桐（著名农学家和农业科技管理专家）一同被选为中国农学会副理事长（理事长为杨显东）和《农业学报》主编。光荣出席了年举行的全国首届农业劳动模范代表大会。同年，转任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育种栽培研究所（现为作物科学研究所）所长一职。[11]年9月，虽已过花甲之年，但为了发展高等农业教育，响应山西省委省政府的号召，王绶重返桑梓，就任山西农学院院长一职，其金陵同学、亦是晋籍同乡的著名农业经济学家和农村社会学家乔启明（年生，运城临猗县人）也于此时莅校，担任分管后勤的副校长。教学科研条件虽然艰苦，但王绶从实际出发，在校内建立生物统计、大豆、遗传和生理等研究室，除继续进行大豆科研工作之外，大力奖掖和提携有志于科研——特别是对大豆研究有兴趣的青年教师，带出一批学术骨干（杰出者如吕世霖），培育了适合黄淮流域种植的多个品种，其中的“晋豆一号”和“晋豆二号”于年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中受到表彰（由助手吕世霖代表出席并受奖），成为全国大豆研究界的一面旗帜。同时，王绶也狠抓教学，重视通过提升科研质量来提高教学品质，他面向青年教师亲自讲授生物统计学课程，强调青年教师的培养要“三定一稳”（固定专业、定人指导、规定学习时间和稳定队伍），努力把山西农学院办出特色。在其领导之下，—年期间，山西农学院出现了自建国以来的最好水平，“为山西农学院以及山西省高等农业教育事业的发展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现今校园中心处还立有一座王绶半身像，以纪念前贤。年，王绶当选山西省第二届人大代表，年和年，分别被选为第二届、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在年的职称评定工作中，由原来的一级农业总技师转为一级教授，也是当时整个山西全省为数不多的几位一级教授。文革期间，受大环境所致，不仅正常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中断，而且也被打成所谓“牛鬼蛇神”，大量研究资料（特别是其一生搜集所得的各类大豆原种）被毁，身体也遭受摧残，不幸于年2月1日因心脏病复发逝世于太谷。粉碎“四人帮”后，中共山西省委落实政策，于年11月22日在太原双塔寺革命公墓为他和妹夫贾麟厚一道举行了隆重的骨灰安葬仪式。王绶学识渊博，对待事业专著认真，为人忠厚耿直、作风正派、艰苦朴素，丝毫没有教授学者的架子，曾手书“勤、俭、谦、诚”家训于子女。其一生诚如郝钦铭在金陵大学学报《金陵光》年夏季特号中的评价：“赋性温和而有为，勤俭而耐劳，喜著述、务实学，诚吾侪中之皎皎者也”。

斯人已逝，风华绝代，也谨以此一小文纪念王绶先生的周年诞辰！

注：本文作者吴强（—），男，汉族，江西省婺源县人，龙岩学院中央苏区研究院副教授，武汉大学历史学博士毕业，主要研究中国近现代农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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