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推动属灵阅读？》

第五章俄罗斯爱之旅

[脊椎伤害+忧郁症]

芮娃.罗曼诺斯基（RrtvaRomanowsky）

芮娃.罗曼诺斯基是芬兰人。她于一九五三年偕夫婿赴美，她的丈夫阿卡迪曾在俄罗斯军方任军官，目前在南加州任汽车维修师。芮娃曾于赫尔辛基音乐学院修习音乐，是位虔诚的天主教徒。她和丈夫育有十名子女，定居洛杉矶市郊的塔沙纳（Tarzana）。

一九四五年，芬兰正值春天，赫尔辛基春意盎然，从空气中可以感觉到夏天快要到了。漫长的战争终于过去，我们教会中学的女学生忙着在街上为基督作见证，一方面也不忘如平日一样地嬉闹。

然而在其他角落，气氛并不是那么欢乐。数以百计疲惫而焦虑的人从战场回乡，有的刚从战俘营出来，有的刚从军队解役。许多人找不到工作，生活陷入困境，只得借住教会地下室的临时收容所。

爱情在芬兰开花

我毕业之后，参加姑婆的七十五岁寿诞，在那里认识了阿卡迪。他是位年轻的俄罗斯军官，曾经是战俘，唾弃共产主义，正在协助制作芬兰的反共产主义广播节目。他流浪异乡，可以说是战争的受害者。

我们住得很近，开始定期约会。我是个教徒，而他却心系大千世界，但是我们仍为彼此所吸引。该年秋天，在我进入赫尔辛基音乐学院攻读声乐和钢琴之前，我们宣布订婚了。九个月后，我们结婚了，证婚人一位是路德教派牧师，另一位是东正教主教，两人在牧职上不相往来，但都表明爱慕同一位耶稣。

从政治上来看，弱小芬兰的处境日益艰难。斯大林的手下遍布各城，共产党正极力要争夺政权。共产党时常在晚上发动逮捕行动，我们经常有邻居半夜被抓走。阿卡迪警告过我，这种事随时可能发生，在我们身上。

事情真的发生了。有一天晚上，我正在为即将出生的小孩准备摇篮时，他们就来家里带走阿卡迪。然而，他又戏剧化地逃出。我们摸黑逃跑，长途跋涉，最后终于来到美国。但是一开始我们有整整七个月的时间，跟着地下组织躲躲藏藏，后来逃到瑞典，最后在英吉私海峡一场船难中逃生，在爱尔兰上岸。直到六年之后，我们才历经千辛万苦，踏上美国自由的土地。

考验在美国开步

然而，我们虽然获得政治自由，却仍受到罪和老我的捆绑挟制。我们育有四个儿子，全家人挤在纽约一间窄小的公寓里。阿卡迪得知在洛杉矶有个汽车修护技师的工作机会，于是我们举家前往，横越了大半个美国。

我们仍继续寻找着向往已久的自由。

我还记得当年还在教会中学读书时，有一次在布道大会中，我接受基督为我个人的救主，在神的祭坛前跪下。那种美妙的感觉，令我难以忘怀。我也记得当时参加早祷、午祷、晚祷以及周日崇拜时那种美好的感觉。我心想，或许重新拾回规律的信仰生活，可以带来我所需要的释放。

当我们在爱尔兰时，我深深被天主教仪式所吸引。我们到了美国后，我会加入俄罗斯东正教的教会，但是都不能获得满足。由于换过几间教堂仍无法满是我的心灵，于是我最后加入洛杉矶一间罗马天主教教会。

接下来发生了一件悲剧。阿卡迪出了车祸，一条腿打上石膏，六个月后才能拆下来。他膝盖不能弯曲，行动不便，以致无法继续工作。他放弃汽车技师的工作，在洛杉矶买下一间酒馆。但是过不了多久，酒馆经营不善，亏损连连。我们很快变得一无所有，只剩下一票喝酒的朋友不时来家中饮酒作乐。我的心情坏透了。

紧接着我的第九个孩子出生了。那一年是一九六一年，医院回家时，发现身体有些不对劲。我接受了脊椎麻醉，整个神经系统都受到影响。我的情绪崩渍了。

—年前，当我的第八个孩子出生时，我的脊椎就已经在脊椎麻醉时意外受损。后来我慢慢复元了，但是第二次脊椎麻醉使得旧有症状变本加厉，包括剧烈疼痛、头痛、晕眩、昏厥、记忆丧失，还有忧郁。这一切就好象是灯光突然熄灭，彩色的世界顿时变成一片黑白。

病痛席卷身心

我向来是个强壮健康的女性。我的斯堪地那维亚血统使我不容许自己变成孱弱的家庭主妇，被一屋子的小孩子磨光了精力。我深爱我的孩子，在过去的日子里，我总是能够热情有活力地安排每一天的生活。

而今我却害怕面对早晨，整天没来由地哭泣不止：一个人躲在阴暗的屋子里，脑海里徘徊若死亡的念头。

妇产科医师将我转介给一位内科医师，后来又转给神经外科医师，最后转至精神科门诊。他们开了许多药给我吃，但是一点用也没有。虽然我每次服用的剂量很高，情况依然没有改善。

后来我尝试藉酒浇愁。我以前从未喝得醉醺醺过，但是，每天早上阿卡迪一踏出家门后，我就开始喝酒。等到几个大一点的孩子放学回家时，我已经醉得不省人事。没有人警告过我，在服用抗忧郁剂时同时喝酒，可能会致命。不久之后，我已经不成人形。

夜复一夜，我瘫在沙发上，看着阿卡迪下班回家，系上围裙准备晚餐。屋子里杂乱无章，小孩子也无法从我这里获得一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