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RichardLloydParry

翻译：陶小路

《东方历史评论》

听完高恩（KornChatikavanij）一席话，我几乎觉得其实推翻民主选举出来的政府也不是一件坏事。在泰国的所有外国记者都认识这位英国公学毕业，之前在某投资银行担任高管的男人，对于任何一位来泰国报道的记者而言，与他谈话是一件十分快意的事。谈话地点一般会在某个酒店的大堂，或是在他的办公室（楼下是一家咖啡馆）。他的颧骨突出，身材高大，衣着亮鲜，自信满满，常常自我嘲讽；他的才华横溢，魅力十足，善于逗人发笑，他的存在在泰国政治一片浑沌污浊中如同清风一般令人感到十分畅快。与他对话一小时就如同读了一篇措辞精妙、语义清晰的评论，又如同一位天资聪颖的青年大学老师给你上了一堂课，又或像是在一场大都市晚宴上进行的一番倾谈。然后你刚离开，就又发现自己重新置身于愤激与痛苦之中。

高恩从温切斯特公学毕业后上了牛津大学的圣约翰学院，之后分别在华宝银行（S.G.Warburg）和摩根大通工作。他的著名朋友、同僚，泰国民主党党魁阿披实（AbhisitVejjajiva）当年则在伊顿公学（他的校友中包括现任伦敦市长鲍里斯·约翰逊，他们称阿披实为MarkVejj），之后他也进了牛津大学圣约翰学院。年轻一代里的阿卡纳特·奔潘（AkanatPromphan）念的是查特豪斯公学，然后也读的牛津大学，他之前是民主党国会议员，现在是反政府组织“人民民主改革委员会”发言人。我第一次见阿卡纳特是在位于曼谷市中心的一个政府办公大楼里，此处不久前刚被意图将总理英拉赶下台的示威者控制并占领。我之前刚去过支持英拉的红衫军抗议现场，那是一个露天运动场，在曼谷的另一边。里面挤满了人，热浪滚滚，很多参与者都来自泰国北部的乡村。两边的情景差异极大，在政府大楼这边，我和阿卡纳特喝着卡布奇诺，周围的人们从衣着、用品上看比运动场里的人们明显富裕许多；他们有的人站在太阳底下听演说，震耳欲聋的声音从众多扩音器里传来；更多的人则缩在出入境管理局下方一块能吹到空调的区域，手里摆弄着平板电脑、智能手机打发时光。

一群输不起的人加上支离破碎的政治制度造成了泰国的政治危局；它也是一场阶级战争，充满二十世纪色彩，十分老套。最重要的是，它关涉到民主制度中最难解的问题：对于那些有明显恶行却又通过公平、公正途径选举上台的政客们究竟应该怎么去对待？这就说到他信的故事了。

他信先是在电信行业获得十亿身家后，于年出任总理。他为疏远西方国家以及国内自由派执行了一系列政策，这让他一开始就显得与众不同。他在泰国南部对伊斯兰叛乱分子进行了猛烈打击，导致许多无辜民众身亡。在打击毒品交易中，他命令警察可以向任何一个他们怀疑是毒贩的人员开枪。媒体中敢于批评他的人会被惩罚，他还用自己的财富为其政治及个人目的服务（年，泰国最高法院就他信夫妇涉嫌达数百万英镑金额的非法购地案作出缺席宣判，这个判决可能具有政治性质，也可能没有）。对于投票给他的地区，他会回报以丰厚的财政投入，对于不投给他的地区则拿不到钱，对此他从来不觉得有何不妥。他曾经说：“民主是个好东西，但是民主不是我们治理国家的终极目标，它只是一个工具……我们的目标是要让人民过上好日子，幸福安康，国家繁荣。”

“民主，但是......”基本上成了战后东南亚众多专制政权的统治者们最经常说的话。只要幸福生活和发展进步真的能够实现，人民往往也能够容忍现状。他信也做到了新加坡、马来西亚早期的领导人所完成的事情：泰国国内数百万民众生活得到了改善，并且他信完成这一任务的速度更快。不过，他信不仅让人民害怕、尊重，他还得到了人民的崇拜。

他所实施的廉价医疗保健计划让许多贫困村民第一次能够看得起病；另外小额贷款计划令穷人得以不再受生计所困。他在年海啸中精力旺盛的表现（比如拥抱灾民，指挥救援，激励官员）令他成为一名英雄。他信成为泰国历史上第一位任期满四年的总理。他一次次获胜，且支持他的人数越来越多，即使在他因政变被废黜以后，他的支持者仍然在不断获胜。

泰国的少数派对他信又恐惧又厌恶，其部分是出于政治原因：这少数占据统治地位的权贵阶级突然被推到了权力中心以外；他们认为他信的民粹主义是一个可怕的骗局，专门蒙骗缺少教育，容易轻信他人的民众；之所以说他运用的民粹主义是因为他专门执行许多选民会投票支持的政策。生活在泰国中、南部肤色偏浅，生活富裕的商人阶层对生活在东北地区皮肤黝黑、贫困的村民（他们操不同语言，且与泰国的宿敌缅甸、老挝两国的国民有亲缘关系）产生了一种无人愿意承认的轻蔑，这种古老、原始的情绪与选举上失败的沮丧渐渐胶结在一起。年，黄衫军运动开始兴起，参与者反对他信，支持阿披实和高恩的民主党。年9月，黄衫军所掀起的一波接着一波的示威活动成为了军方介入的借口。

高恩的说法是，从长远出发，要救泰国民主，先要废黜他信，再要保证它不被自己毁掉。他信家族的巨大财富以及他信挑选亲信担任政府要职的做法令泰国政府各部门从里面开始腐朽。这便是高恩为何会容忍06年的军事政变的理由，他表示虽然政变让他很“忧伤”，但是他没有对政变提出抗议。从那以后，泰国人民便开始向全世界展示他们内部究竟有多么巨大的分歧，这一乱局已接近令人觉得可笑的地步。

政变之后，他信流亡迪拜，将军们聚集起一群听命的代表重新起草宪法，新宪法会令民主党在选举中获得更大胜算。可是阿披实再一次输掉了选举，一个自称他信支持者所组织的党派获得了胜利。黄衫军再次开展大规模游行活动，他们扰乱公共生活，占领总理办公室和曼谷首都机场。很快，他信的代总理沙马（SamakSundaravej）因在一档烹饪节目中出现，违反了新出台的“从政人员不得有两份工作”的规定被迫下台（沙马之前是一名电视台美食节目的知名大厨）。经过几个月的混乱局面，阿披实凭借法院裁决坐上了总理的位置，高恩出任财政部长，不用通过选举便掌握了大权。他信的红衫军组织起他们的大规模示威活动，示威遭到了军队镇压，91人在镇压中丧生。然而，选举毕竟是民主党避不开的，他们需要争取在选举中获胜，而这是他们向来不擅长的。年他们再次输掉了选举，这次是他信的妹妹英拉当上了总理，而她是一个没有任何从政经验的商人。

他信称英拉为自己的“替身”，这也正是许多给英拉投票的人想听到的。但对于这样一位政坛新手而言，履行总理的职责困难重重。她在面对重大洪灾季节做出的反应失误不小，更严重的错误是其所推行的一项的惠农措施——大米收购计划，该计划的内容是政府承诺以高出国际市场价约50%的价格从农民手中收购大米；英拉政府希望通过大量囤积大米，以推高国际市场的大米价格。可米价始终在低水平徘徊，导致英拉政府无力偿付农民；另外，由于政治危局所造成的动荡环境，银行拒绝向政府贷款。一些绝望无助的农民因而上吊自杀，一个本来希望惠农的政策结果却给最支持他信家族的农民造成了最大的伤害。英拉的政敌当然也有了更多攻击她的理由。

他信和英拉

然而，她最大的错误是试图通过一份赦免法案；该法案一旦通过，许多在军事政变后的动乱中有犯罪行为的人将得到赦免，能因此受益的人中就有阿披实，他因年对红衫军镇压中所扮演的角色被指控谋杀儿童。对于此法案，连一些英拉的支持者都表示反对。反对派表示这一法案的目的是为他信脱罪并为其重返泰国政坛铺路。等到英拉政府决定放弃该法案时，曼谷街头的抗议人数已然超过十万。

到年11月，泰国政府反对派面临一个选择。英拉从一开始就对局面没有任何驾驭能力，她在任多一个月，他信家族的声誉也就多败坏一点。这样的“败坏”如果继续下去，那么泰国民主党就可能有机会在选举中获胜——从至今他们没有获得过一次胜利。可能距离当时最近的一次选举胜算还不大，但是再下一次可能就能够得胜。英拉只要再犯几次错，再加上民主党在他信的选民集中地区开展的有序、耐心的活动，那么长久以来对泰国政治产生巨大损害的民众两极化局面就有可能得到根本改善。今年2月高恩跟我的谈话中也差不多承认，上面说到的安排原本也是他的打算。他的原话是，“英拉政府放弃大赦法案，我们胜了一局。我们中间很多人都认为下面我们应该朝着赢得选举的方向努力。然而，我们却没有这么做。”一位名叫素贴·特素班（SuthepThaugsuban）的与阿披实、高恩非常不一样的角色从他们手上夺走了反对派的控制权。

素贴是民主党人士，但是他无论在形象和脾气上都与阿披实大相径庭，他大腹便便，好冷嘲热讽，煽动起来没完没了，一副狡黠的神情，总是得意洋洋的样子。他原本是泰国南部素叻府的一个头人，他家里的虾和油棕的生意做得很大。素贴之前为阿披实工作，担任副总理一职，外界普遍认为他需要对年政府军残酷镇压红衫军负责。后来是他带领泰国民主党反对英拉政府提出的赦免法案；然而他没有采取步步为营的战略，而是孤注一掷，倾力以搏，逼英拉下台。

之前抗议英拉政府意图通过赦免法案的民众才从街上下来，素贴又在号召他们站出来要求英拉政府内阁辞职，由未经过选举的“人民委员会”取而代之。据称，“人民委员会”由“好人”组成，他们将再一次对泰国政治体制进行“改革”，以确保某种含混不清的民主制度在未来的某个时间点能够回归。这一号召的目的当然是为了让他信不再获得国内多数人的主持，作为合法选举的政府，英拉自然不能妥协退让。英拉随后表示希望进行对话，素贴拒绝对话，他希望的是军队可以介入，通过另一次政变来实现他的要求。

素贴的手下攻入政府部门，封锁英拉的办公场地，在曼谷市中心的路口扎营。整场运动有起有伏，但从去年十二月起，混乱一直都没有停过，暴力事件虽然不多，但也没有断过。死亡人数已达28人，其中包括反对他信的示威者、红衫军和警察，其中多人死于神秘飞车枪击以及手榴弹爆炸。制造这些混乱无非是想给将军们提供发动军事政变的“经典”借口：恢复秩序。然而泰国陆军司令巴育·占奥差（PrayuthChan-ocha）却尤为固执，偏偏不发动政变。

自从年泰国废除君主专制以来，泰国差不多每四年就会发生一次军事政变或者政变未遂。政变发生频率如此之高，它几乎成了每一位将军的礼节性职责之一。尽管巴育这位前王室卫队长以其“反动”、保守的立场著称，他也很清楚年的军事政变导致了什么样的灾难后果。在那一场军事政变之前，泰国社会还没有像如今这样如此严重的两极对立，然而随着他信被赶下台，泰国社会就被一把推进了两极对立的泥潭里。几乎一夜之间，他信从一个诡计多端的准专制者（相比较于新加坡、马来西亚的统治者，他的统治水平要糟糕许多）变成了一个为民主“牺牲”自己的人——因为看上去，他是作为民选领袖被枪杆子逐出祖国的。政变前，泰国国内外不乏对他信采取的手段与做事风格表示鄙夷的人，可在政变之后，同样一群人却不得不站在他信的立场为他说话。外国政府对泰国纷纷责难，美国也停止了对泰军事援助，反对他信的人只得声嘶力竭，竭尽全力为自己辩护。可是，军事政变仅仅让泰国付出了高昂代价，除此以外反对派一无所获：尽管他们尽力让自己在选举中占优势却还是输了。巴育去年11月表示，“政治问题需要用政治途径解决，不要想让军方支持某一方，反对另一方，因为军方认为所有人都是泰国公民，因而政府，国家各权力机关以及社会各行各业的人们都需要尽力寻求和平解决目前局面的方案……然而，我们军方将在一定距离之外对事态进行密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