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汉奇（—），广东普宁人，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博导，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顾问兼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新闻史学会名誉会长，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特邀理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暨南大学等17所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顾问、课程教授及兼职教授，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学术总顾问，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名誉院长。曾任中国新闻学会常务理事、首都新闻学会副会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三届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四届新闻传播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

《南方》杂志全媒体记者丨刘艳辉

摄影丨刘树强

方汉奇先生，今年93岁了。老人最近一次出现在公众视野，是年。这一年，他荣获“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奖金万元。方汉奇决定把万元奖金悉数捐给中国新闻史学会，支持学术研究。结果转账当天，他被银行工作人员拦住，怀疑其遭到诈骗，一番解释后，大家才恍然大悟，成为一桩学界美谈。作为“90后”，方汉奇的步履已有些蹒跚，自嘲“年龄越大、功能越差”，说自己味觉和听觉逐渐减退，喝茶再也不能像年轻时分出好坏。但这并不影响他的工作状态：每天“两眼一睁，忙到熄灯”，工作学习10余小时，坚持每年带一名博士生，一开口还是娓娓道来的各种“历史段子”。方汉奇的学生，很多已成各大新闻院系的骨干，他编的教材影响了千千万万的新闻学子，他的微博有多万粉丝。世人喜欢称他为“先生”，他却说“当一天先生，就要当一天学生”。

嘉惠于学子，风行四海

年，临近中国人民大学建校30周年，长期从事中国新闻史教研工作的方汉奇向新闻系主任提出，想写一本《中国近代报刊史》小册子，为周年献礼。获同意后，方汉奇着手撰写工作。令他始料不及的是，本来准备写七八万字，后来一发不可收拾，逐步改为15万字、20万字、30万字……两年后成了一部50多万字的“大部头”。

彼时，方汉奇已年过半百。这部没能赶上献礼的专著，是方汉奇前半生厚积薄发的成果。《中国近代报刊史》详细讲述了年到年这年间的报刊史，订正前人错漏余处，提到报刊1种，介绍报人位，范围之广、内容之丰前所未有。同为新闻学泰斗的甘惜分教授评价：“此书一出，各高等新闻院校均采作教材，欲了解中国新闻史者不可不读此书。”

改革开放后，新闻史研究迎来黄金时期。当时国内只有若干断代的新闻史著述，还未有一部通贯古今，囊括各类媒体的新闻事业通史。为填补空白，—年，方汉奇组织全国50位新闻史教学研究工作者完成了一部多万字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上起先秦两汉，下至年，其当代部分更是填补了很多空白，被誉为20世纪中国新闻史研究的三次重大突破之一。

在方汉奇看来，新闻教育质量的高低，取决于师资和教材。而后者“一旦完成，就可以直接嘉惠于学子，风行四海，无远弗届”，作用更大。继《中国新闻事业通史》后，方汉奇于0年出版了又一部奠基之作《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这部由方汉奇组织13位新闻史学者编写的巨著，时间跨度从中国古代报纸肇始的年一直到年，以其丰富可靠的史料，进一步夯实了中国新闻史学科基础，学术价值极为重要。此外，他先后组织编写的《中国新闻事业简史》《中国新闻传播史》《中国当代新闻事业史（—）》等，都成为新闻史学领域的畅销书。

“方汉奇七十余年如一日，潜心致学中国新闻史，为新中国新闻学重要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他所撰述的《中国近代报刊史》，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成为中国新闻史学科扛鼎之作，他所创办的‘中国新闻史学会’成为中国新闻传播学界的学术重镇。”这是吴玉章终身成就奖颁奖词的评价。此前他曾两次获得吴玉章奖新闻学一等奖。

有人把他和戈公振并称为“中国新闻史上的两座高峰”，方汉奇却连连摆手：“前有高峰，后有来者，我不过正好给新闻学教学和研究站过岗罢了。”

集报大王

方汉奇年生于北京，因战乱关系辗转读了14所中小学：西安培德小学、西安女师附小、北京西直门小学、师大二附小、香港九龙文化中学……有时甚至一个学期读了两所学校。

转学次数太多带来的直接结果是数理化跟不上。年，方汉奇高考报考了复旦大学、暨南大学和国立政治大学，都名落孙山，最后勉强考上苏州的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新闻系，“读了四年全部公费不花一文钱的书”。

读新闻系是方汉奇的愿望。当时，他是范长江、萧乾、彭子冈的“粉丝”，期待着有一天自己也能“相机身上挂，足迹遍天下”。遗憾的是，由于一些客观原因，方汉奇大学毕业后没能如愿成为一名记者，不过离新闻工作也还不远。年，他开始在上海新闻图书馆从事旧报整理工作，整天跟老报人打交道，并应邀在圣约翰大学新闻系讲课，由此和新闻史教学和研究工作结缘。

年，他从上海调到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教新闻史，年北大新闻专业被并入人大新闻系，中途又调回北大中文系工作五年，直到年人大复校后，他又回到人大。25年间，他尽可能利用边边角角的空隙时间，多看书，多作积累。即使在被打进牛棚和下放干校劳动期间，也没有中断。

“积累”这两个字，一直贯穿方汉奇的学术和教学生涯。他曾是业界有名的“集报大王”：从高中时的几十份，到大学时的0份，毕业后到上海工作时达到份，其中有些还属于“海内孤本”。在上海新闻图书馆整理旧报资料期间，他读完了已出版78年的全部两万多份《申报》。

大学时，在老师曹聚仁的引导下，他又掌握了一种受益终身的本领——做卡片。从那时起，方汉奇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做的卡片累计已达10万张。卡片上或是摘引资料或是剪报信件，密密麻麻写满了蝇头小字，然后归类存放备用。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徐培汀曾在专著《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中记载，方汉奇下苦功夫积累、收集、研究第一手材料，仅是为了撰写《中国近代报刊史》，就做了2.5万张卡片。

充分占有材料对于历史研究来说至关重要。无论是旧报还是卡片，这些积累为方汉奇后来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一俟机遇来临，就能源源不断地转化为学术成果。方汉奇不止一次说过：“如果年我就退休了或者改行了，或者死掉了，那这一辈子就什么也没干成。”

凡是人类感兴趣的，我都感兴趣

4年，方汉奇从人大退休后，继续担任博导，一年带一个博士生，从开题一直管到论文答辩。而从年成为中国新闻学科首批博士生导师算起，方汉奇至今已经培养了50多位博士。

“知识老化了还当什么老师？”在方汉奇眼中，新闻史的研究者是新闻事业的守望者，更要不断学习，永远保持对新事物的新鲜感和好奇心。“凡是人类感兴趣的，我都感兴趣。”这句马克思的名言，他时常挂在嘴边。

不待扬鞭自奋蹄。这位“90后”形容自己的状态是“两眼一睁，忙到熄灯”，从早上6点起床到晚上12点，除了中午打个盹，一般都在工作学习。

方汉奇并非想象中皓首穷经的“老学究”，而是大步走在了时代前端。年，学会五笔字型输入法，“一指禅”出神入化；年，加入早期网民队伍，按照操作步骤，自己摸索上网；年，成为“微博控”，粉丝多万人，其中很多是他的“徒子徒孙”。他还与时俱进，把卡片做到了电脑上，0G的硬盘里有条不紊存放着一个个文件夹，全部按内容、类别、地区分好了类，堪称“强迫症福利”。

不过年以后，方汉奇的微博就停更了，大耋光阴短，发微博对他来说太占用时间。他更像开启了“隐身模式”——不写文章、谢辞作序、很少发朋友圈，彻底封笔了。认为“绞尽脑汁不快乐”的他，现在更愿意把精力用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