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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

学人简介：年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士，年获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比较文学博士，曾任教于中国大陆、美国、香港地区多所大学，现为英国纽卡斯尔大学汉学讲座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性、中西跨文化研究。已发表中英文著述多种，包括《林语堂传：中国文化重生之道》（年台湾联经版、年广西师大版）（英文版：LinYutangandChina’sSearchforModernRebirth）(）,以及《小评论：林语堂双语文集》（编著）（年九州出版社）等。主编有《林语堂的跨文化遗产》（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本次访谈由學人Scholar志愿者林栋、孙绪谦、李青聿合作完成，下文简称“学人”。

关于林语堂研究

学人：林语堂创造了很多女性形象，最著名的如《京华烟云》里的姚木兰，再比如《英译重编传奇小说》改写了不少经典女性形象。林语堂笔下女性形象虽仍为传统女性，但是寄托了一定的西方想象，能否请您谈谈林语堂心中的理想女性形象，这种形象的构成又有哪些来源？

钱锁桥：“寄托了一定的西方想象”这种说法相当时髦喔。其实细想一下，当下中国女性的一切，从天足到上学、到红装到武装，不都是“西方想象”的后果？林语堂笔下女性都是从传统到现代转型中的人物，按性格境遇不同转型的程度不同而已。《京华烟云》给我们描绘了一个万花筒式的处于转型中的现代女性（因而也就是现代中国）的图景。他的理想女性当然是姚木兰，从小很活泼（vivacious），很有个性，同时仍很稳重、有担当。林语堂作品中创造了很多女性形象，其来源都是出自中国传统，特别是明清文学；或者更准确的说，是出自中西传统的结合，正如《林语堂的跨文化遗产》作者之一吕芳指出，林语堂“杜姑娘”小说其实来源于“杜十娘”和“卖花女”的结合体。在实际生活中，林语堂曾用英文撰有（应是最早的）一篇论中国女性主义的文章，曾鼓励女儿林太乙翻译了中国名著《镜花缘》，还从友人处买了一幅李香君的肖像画，并亲自题打油诗一首，走到世界各地都一直带在身边。当然，林语堂现实中的理想女性就是他的太太廖翠凤，两人风雨同舟一辈子，恩爱有加，年龄越大，感情越深，还在欧洲一起手拉手去菜市场买菜。廖翠凤是上海圣玛丽女中毕业的，英语流利，林语堂是圣约翰的高材生，两人都是基督徒，完美搭档。抗战时期，廖翠凤也出来担当一些妇女救援会之类的社会职责，但她一辈子主要做的是：林语堂作品的第一个读者和评论者。讲林语堂作品应该想到廖翠凤的贡献。晚年还和女儿一起写过中国美食书籍。真可谓最高档次的“上得厅堂、下得厨房”。

林语堂和妻子廖翠凤

学人：林语堂写了不少家族题材的小说。您怎样评价他的这些作品？与同时期的中国内地作家相比，他的家族小说更有传统的韵味，不会强调新旧之间、传统反传统之间的对抗，也不会过度渲染年轻人离家出走的情节。您怎么看这种区别？

钱锁桥：林语堂的很多小说如《京华烟云》都是强调新旧之间、传统现代之间的转型冲突调整适应。有关《朱门》易稿的过程，可参考拙著《林语堂传》，里面有详细描述。虽然美国市场有“东方主义”需求，林语堂也非常明了，而且自己也很需要钱，但他还是中意写“现代型”的人物。并不一定要离家出走才算现代型的人物。林语堂的家庭观和许多五四时期作家不同。像巴金那种虚无主义的家庭观和后来差点把他整死的激进主义都是相通的（他晚年《随想录》有没有反思这一点？）林语堂从来没有这种激进主义，这或许和他自身家庭出身有关。他来自福建山区并不富裕的基督教大家庭，一家人和睦相处，兄弟间互相提携，林语堂有好几个兄弟都上了上海圣约翰大学，不仅上学时经济上互相支援，毕业后在事业也都有互相合作和照应。

林语堂、鲁迅、胡适

学人：在八十年代之前，林语堂主要是借鲁迅《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以“扬名”，关于林语堂与鲁迅之间的分歧一直在研究热点，而后来林语堂则与胡适为主的平社过往甚密，请问您认为林语堂与鲁迅在思想上的根本分歧是什么？而后来林语堂先鲁迅后胡适的交往，是否有什么象征意义？

钱锁桥：林语堂和鲁迅互为他者而吸引。鲁迅看到一个年轻后生，西装笔挺，一口流利的英语，性格直率，俨然一个“假洋人”（后来被鲁迅刻薄地称作“高等华人”），所有特征都是他自己的“他者”，于是收为自己的至交；林语堂也是一样，他看到一个城府很深的中国式绍兴师爷，而且极有个性，一心要做先进、进步的表率，于是奉为至交。两人都有诗人性格，所以能走到一起。根本分歧是思想上的。鲁迅一生追求进步，要做青年表率，后来激进青年嫌他陈旧要抛弃他，他就迎头赶上，思想行为上做得比你还激进。林语堂从来不想做先进，在抵抗、揭露二十世纪最激进的思潮上他做了很多，可以说在中国知识分子中是第一人。林语堂是自由普世主义的表率。还可以说他得了他哈佛老师巴壁特文化保守主义的真传，虽然他和巴壁特的中国门徒学衡派学者不一路。

林语堂和胡适的交往再正常不过，三十年代就把胡林并称为自由派知识界领军人物。胡大林四岁。当胡适在康内尔做学生领袖、酝酿新文化运动时，林语堂是上海圣约翰大学的高材生。林语堂出国留学时就得到胡适的赏识和私人资助。君子之交之外，林语堂对胡适时常有微词，有一点竞争意思，后来在美国的声誉还超过了胡适，好像胡适都包容接纳。所以谁都可以说“我的朋友胡适”。

年，林语堂和他发明的中文打字机

学人：作为一个生于中国、接触基督教、海外求学、英文写作的作家，除了写作之外，林语堂的生活实践也充满了跨文化的色彩。这种跨文化的生存状态和写作环境，有没有给林语堂带来“漂泊感”？

钱锁桥：林语堂既是民族主义者，也是普世主义者，两者之间很多情况是不矛盾的（按西方思维两者必定是对立的），但有时也有紧张，这在拙著《林语堂传》中已有详尽描述。林语堂走到哪儿心里都装着“中国”，无所谓漂泊不漂泊。但是当这个实体上的国家真的回不去了，只能藏在心里时，这是很痛苦的。知识分子最需要国家，商人、工程师等都不一定需要国家、可以游移自如。和他那代知识分子一样，失去中国对林语堂影响很大，不光是精神上，而且在经济上，他因自己的创造发明（中文打字机）不再有市场而债务累累。所以他私下怨蒋介石没用，说这是他们整个一代知识分子的失败，等等。当时他的书商朋友华尔希好像发现金矿，建议林语堂何不就写这种中国知识分子的“漂泊感”，他们都“飘”到美国，却天天想着中国，但又回不去。结果被林语堂断然拒绝。林语堂的理由是：铁幕内外的中国人都是中国人，我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