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凤英文

对民国时期大学校园的回忆

明凤英：您和姐姐都考入当时教会办的私立贵族学校，有名的金陵女大。民国时期的大学校园是怎么样的？学生想的都是什么？有什么特别的人物和趣事吗？

黄美之：当时在北京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天津有：南开大学。上海有：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圣约翰大学、复旦大学。南京有：中央大学、中央政治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一般称为金陵女大。武昌有武汉大学，广州有中山大学、岭南大学，重庆有四川大学，成都有华西大学。中央大学在南京，是很好的。中央政治大学更难进，是国民党党校，成绩要很好的人才能进去念书，一毛钱学费都不用缴，以后是要派出去做干部，做官的。长沙有湖南大学、湘雅医学院，那是美国耶鲁大学的分院。医院医院。设备很好。战时湘雅医学院曾搬去贵州，战后又搬回长沙，仍是医院。

抗战时期，有名的大学都迁移至大后方。北京、清华和南开这三个大学，在昆明合为有名的西南联大。重庆沙坪坝有中央大学。山东的齐鲁大学和几个教会办的学校，包括北京的燕京大学，南京的金陵大学、金陵女大，都搬到成都去了。都位于成都华西坝，与华西大学校园在一起。华西大学也是教会学校，教会大学学费不便宜，算是贵族学校。每个学校虽在同一个区，但各做各的。

那真是年轻大学生的黄金时代。日本人好像也没有炸到成都去，大家都穿得漂漂亮亮，骑个脚踏车，很好看。那时候真是不一样。我是抗战胜利以后啊，才有机会去看看。我姐姐当时正进入金陵女大，我去看过她一次，好大一片地方。华西大学校园很美，地方很大，上海医学院也在那里，和华西医学院合并。

年秋天，我跟我姐姐又回去看了一次，可是已经整个不一样了。医学院的学生一面走路一面吃饭，已经没有当年年轻人的好看。那时候大家讲究穿着和manner（举止、礼貌）。现在那个时代已经没有了。

明凤英：当时的大学生在战乱中求学，他们所思所想，跟现代年轻人不一样吧？

黄美之：我不知道我这一代的人幸还是不幸，反正是在战乱中成长的。有好吃好玩时，会及时行乐，很自立。时局乱了，也能镇定以对，反正有父母可靠嘛。我们这一代真正是在内外战争中成长的，养成了吃苦耐劳的精神。也有了一种及时行乐的悠然，因为那个时代真正变化莫测，也看不到未来会是什么。至少我是糊糊涂涂不闻不问地过那年轻人天真无邪的快乐日子。我认识的同学都是这样。因为内战的战火并没有真正逼到我们身边来，真正南京危险的时候，我们已经都跑掉了。很多都是国民党的家属，跑得快！

不过，那时候，我们大学生常有“反饥饿大游行”，公立学校真的开不出饭来。他们的钱，政府按月给。但是我们金陵女大是私立教会学校，学费是一开学就缴了。他们把米什么的，一开始就买好了。最苦的时候，我们本是四个菜，只是改成两个菜而已。我们的学校，就是美国SmithCollege的姐妹校。学校不大，几百个人而已。哈金写的那本《南京挽歌》(NanjingRequiem)。就是以金陵女大为背景的。还有一张金陵女大的地图。宫廷式的建筑，现在还是那个样子，去年我去过一次，仍叫金陵女子学院，但属于南京师范学院的行政体系。

明凤英：男女学生的交往很自由开放吗？

黄美之：很自由的，好像我们金陵女大的，差不多都有男朋友。一下课，就有男生站在门口等。我们跳舞，多半在同学家里，大官小孩的家。我们还蛮会打扮的，那时我们已扎马尾，在学校穿平底鞋，出去就穿高跟鞋。我从小就喜欢跳舞，也没怎么学，就会了。大学时候大概跟男朋友跳，很快就会了。后来南京乱了，不能读书了，中山大学可以接受我们这些学生，我就去了广州。那时候，还有不少同学也是从南京去的，有朋友。哎呀，真是好玩。所以，我虽然坐了10年牢，但是坐牢以前还是玩得蛮过瘾的。

明凤英：有人说民国时代的人，风度品位是很不错的。

黄美之：我想当时若没有战争，中国是一个有文化的国家，那时候封建势力的旧习惯还有些存在，而且还讲究排场。我想，穿着、仪态、manner，都是重要的。现在，凭良心讲，大多数人是没有什么派头的。民国时候的那些清朝的官派还是留下来一些派头，还有学者们也是。

我姐姐那个时代，仪态、穿着、走路、讲话都是有指导的。比如上一届的学长怎么做，讲究风度，下面的学妹也就不能太随便了，自然而然就有了一种风气。

在金陵女大时，黄美之穿着自己做的衣服。

黄美之和姐姐黄珏。

明凤英：刚才您说抗战时候大学生玩得厉害。我以前听见人说八年抗战，都是物资匮乏，生活艰苦啊。

黄美之：八年抗战时是很苦，但我这一代尚在中学，而中学都在很宁静不愁吃穿的乡下。至于那些大学生，相反的，他们生活虽清苦，仍是充满了希望和快乐哩。年冬天，局势就开始紧张了，考试也就马马虎虎了。日子过得糊里糊涂的。年冬天，那就很紧张了。从年到年，我们及时行乐，但是那时候我们确实也好可怜，不知道做什么好，在大街上走来走去。大家在那里讲谁谁谁要到台湾去。记得有一个同学说她不能去，她的父亲被调到重庆去了，她也要去。不久就听说重庆大火，不晓得他们怎么样了。我们大学生就逃难，有的去了广州中山大学，也有人去广州的岭南大学。我们金陵女大所有的文件都早送到SmithCollege去了，所以其实学校早就知道政治上的局势了，只是我们学生傻乎乎的不知道而已。

明凤英：及时行乐的背后，是严酷的战争。

黄美之：大学生当然知道时局很乱，很担忧，但也不知道做什么。又担忧，又及时行乐。我从小就经历战乱，先是抗战，后来是国共内战，所以也习惯了。反正不来轰炸我们就做自己的事，来轰炸了，我们就跑。习惯了。

国民党政府搬到广州，第一个承认共产党的就是英国，可是他们又刚刚才送了两条兵舰给国民政府。有一个小一点的舰，就叫“灵甫舰”。那时候国际政治就是这样。张灵甫，在山东被共产党包围，打不过，就自杀了。他是美男子，太太很年轻，才17岁，肚子里怀着孩子。老蒋最喜欢他，纪念他，就是因为他自杀，后来孙立人有几个部下从大陆回台湾来，老蒋把他们关起来，说，人家张灵甫能自杀，你怎么不自杀？那几个人是打不过被俘虏的，后来到了台湾。

老蒋那时候，总叫人为国捐躯，他自己不也是往台湾跑？他到台湾的时候，军舰在海上转来转去不敢登陆。陈诚告诉他，那时候还不安全，不能登陆。老蒋打电话给孙立人，孙立人说，你走高雄码头上来，我亲自到码头去接你。你看，后来老蒋却把他软禁了30多年。无毒不丈夫啊。

孙立人将军。

与孙立人将军的一段情

明凤英：时隔多年，您在80岁那年出版《烽火俪人》，以小说的文体写出60年前，在国共政治党派纠结，各派势力缠斗的氛围里，与孙立人将军不为人知的一段情。这段恋情公开之后，各方的舆论和压力想必不小？

黄美之：我是80岁后才写《烽火俪人》的，写我那段青春岁月的茫然和奇妙的甜与苦。我写《烽火俪人》不是未经考虑的，也许因为年纪大了，回看那一点情，也是温暖令人难割舍的。写下来就没有遗憾了。一种真正的放下和解脱。我很客观地认为我能十分冷静的来面对那段理还乱的情绪了。这书我本名为《小楼札记》，但出版社说这样的书名不会有吸引力，坚持要换成《烽火俪人》。我当然只有听从专家的话，有一些可爱的好心人很欣赏我的作品。他们是真正站在一种情的定位上来看我的这本书的。

明凤英：可以多跟您谈谈这段感情吗？您在一次访谈中谈到，当初和孙立人将军的感情，是少女的“醉了，但是醒来却很痛苦”。

黄美之：爱情确实是一个让人迷惘的问题，很多人活了一辈子，也还弄不清爱情到底是什么。但我觉得在台湾那栋小楼里的一段时间，是很值得珍惜的。我想孙将军也应该很珍惜那段在小楼的岁月。

明凤英：战乱的年代，年轻女子求生存，寻找自保，爱情是不是很脆弱呢？是不是身不由己，自己也不能完全掌握呢？您描述到故事里的女主人翁感到迷惑，似乎有罪恶感，也不知道该称呼自己喜欢的人为长辈、情人，还是将军。您那时候是不是也感受到道德的困境呢？

黄美之：乱世里，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命运和际遇。这不只是情欲和虚荣心的故事。每个人带着各自不同的背景和故事，在那历史的时空里，有一个交集。这个短暂的刹那和缘分过去以后，故事也就消散了。我原来的书名，是《小楼札记》。到现在，我都还很珍惜那段日子。我很崇敬孙立人将军，而对戎马生涯的孙将军来说，我大概也是新鲜的空气吧。

孙立人将军和妻子张晶英。

孙立人将军是有家室的人。孙太太好几次跟我说，她是不会离婚的。她说在台湾，除了孙立人是她的丈夫之外，她一个亲人都没有。我听了非常难过，身为女人我当然是同情她的。所以我想我一定要离开，走得远远的，最好是出国。他是个可爱的男人，说我不爱他，那是假的。但我是读过书的，有年轻学生的志气，绝不能当人家的姨太太。孙将军是有道义的人。但是，我很痛苦，也想过自杀，干脆死掉算了。

明凤英：那个时代的感情，有特殊的时代背景。

黄美之：时局混乱，战争和新旧交接的时代，一切都很迷惘失望。是的。他给我一种安全感。再说，20岁左右，懵懵懂懂，谁真的懂爱情？那时候只要你跟一个男人跳舞，别人就说那是你的男朋友。回头看，上帝对我也还不错。在牢里关了十年，后来跟Bob结婚以后，全世界到处跑，也好好玩了十年，算是弥补过来了。你关我十年，我就玩你十年，也不算吃亏。只能这么想。

明凤英：您觉得自己是个有韧性的人吗？您似乎总能在人生的某个死角，发现生机？

黄美之：有人在我的网上骂我，我也无所谓。因他们并不是我，不知道当时的情况。但多半是一些年轻读者，如我当年那样年轻的人，欣赏我的作品。他们是真正站在一种情的定位上来看我的这本书的，是真正懂得情和爱的有文学爱好的人。我也不生那几位骂我的人的气，因这些人会是从道德的观点出发的。我并不以我这段情自豪，心中总有份怜恤。一位在复杂的政治情况中，曾经坦荡的，为国拼命流血的将军的寂寥，我并不真正了解，但总为他有所牵挂。年，也许是年，他调成参军长后，定有所觉，送了三百元台币给在牢中的李鸿将军，三百元给陈鸣人将军，还有所有跟李鸿将军一同坐牢的军人。他们都住在我和姐姐的隔室。我和姐姐便很不平地说，奇怪了，为何不给我们两人呀？

但他要陈良埙把他唯一的一本Gen.JosephW.Stilwell写的《TheStilwellPapers》送到我妈妈家，要我妈妈转寄给我们。我们收到那本书便很生气，说谁要看这书。但我稍稍翻一下，就明白了。他要我们知道，他曾为国家，为世界都出过力的。因此，我一直好好地保护着这书。若看守长来查牢房时，我便把这书放在枕头下。其实那看守长是一个很知情达理的人，这书既可送进来，便不是禁书了，何况是英文的。

女作家赵淑敏教授曾跟我说：“你还可以和一些人谈谈你心中的委屈，但不管他（孙立人将军）身边有什么人，都无法提及你们两人的那段情，和他深心内的那种牵挂。”是吗？淑敏，我相信你是对的。若他的家人想要把这本书要回去，放在他的纪念馆，我也很愿物还原主。只请不要把我留在上面的字涂抺掉了。

明凤英：现在回顾，还是感慨？

黄美之：当年，我母亲和姐姐很顺利地到了屏东，一切都充满了阳光似的，却没想到结果是如此不堪。我和姐姐莫名其妙地坐了十年的黑牢。父亲匆忙来到台湾，见到我们的情况，竟是束手无策，就急死了。我母亲独自承担一切。

回想那年我到屏东不久，有一次随车去火车站接从台北回来的孙将军。他坐进车时，一语不发，车开后，突叹了口气说道：“就是找不到学儿童福利的人，托人在台北找了这么久，也找不到。”我说，“我姐姐便是学儿童福利的，才毕业。”“在哪儿？”他惊讶地掉转头来问我。我说：“她在广州的联合国儿童福利园工作。”他惊喜地道：“快请她来。陈参谋，快打电报去广州办事处，去请她来，她住在什么地方？”我说：“那儿童福利园的地址我不记得了，早两天你不在家时，我的侄女婿王军长来过，说我的母亲已到了广州，现在我姐姐陪我妈妈住在爱群酒家。”“那好找。”他马上吩咐坐在前面的陈参谋快打电报去广州办事处，把她们母女找到，即刻送来台湾。

我急着说：“快呀快呀。”陈参谋笑道：“不问你还不说，现在又这样着急了。”“我不知道去哪儿申请入境证呐？早两天王军长才来告诉我的，说我妈妈只知道她家的四小姐是来台湾找他的，现在却杳无音讯了，因怕共产党马上会到广州，便预备先和另一太太去香港看看房子，真希望她们尚在广州。早不知道你们可以申请到入境证。”孙将军，陈参谋，连司机田排长也笑了。

年孙将军也被软禁，直到经国先生去世。现在一切落幕了，所幸台湾“中央研究院”的学者们，在朱浤源教授的引导下，为后人留下了这一本厚重的《孙立人上将项目追踪访谈录》。这是一段七彩缤纷的近代史。令人喝彩，也令人泪下如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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