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也就是宣统元年四月，父亲出生于泰州一个破落地主家庭。当时中国正处于清王朝即将崩溃、共和国即将诞生的前夕。由于没多久曾祖父去世，他的父亲，即我们的爷爷开始吸食鸦片，不理家族生意，父亲的家境也开始破败。

　　泰州史氏是明末政治家史可法义子史德威的后裔。史德威原是山西大同左卫人（左卫即现在的大同左云县--笔者注），字龙江，号愚庵，身材高大，隆准大耳，少好驰射，明韬钤（古代兵书《六韬》、《玉钤篇》的并称，后因以泛指兵书--作者注），年轻有为，很早（崇祯十四年，即年）即跟随史可法，是其属下一员大将，任援剿都司。明朝都司的官阶也不低，与布政使司相当。援剿都司相当于时下大军区司令和集团军司令之间的军职。年扬州城破时，时年45岁的史可法自知将死，但因自己还没有子嗣，遂收史德威为义子并遗书要其继承香火。史可法殉国后，作为其义子，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史德威只能选择活下来而没有自杀殉国。清攻城大将多铎很崇敬史可法，对其死国多有感佩，于是免史德威一死。因史可法尸体在战乱之中已不可找，史德威遂将史可法衣冠葬于扬州城天宁门外梅花岭，是为衣冠冢。然后，史德威避居并终老于江苏史氏宗祠所在地--溧阳。清乾隆四十年，清高宗念史可法忠义，追谥其为忠正公，并在扬州为其修建享堂。史德威一支嫡系后人便移居扬州梅花岭附近早晚祭祀其祖，后逐渐在扬州和泰州一代繁衍。

　　父亲的祖父，即我曾祖，父亲没有告诉我们具体情况，姓名已不可考，但据说是前清同治时期童生，后于光绪年间考中秀才。家学渊源。但不知为何，我曾祖上一辈，即我高祖，兄弟虽多，但各兄弟后代中男孩却不多，香火不旺，只有排行老五的高祖这一支以降总是男丁兴旺。于是族内便将高祖后人统称之为泰州史氏老五房后代。老五房后人多经商，曾在泰州老城西门一条老街上开有布庄、油坊等产业，店铺接连不断，足足占了半条街。又都是史氏族人开办的，所以人称此地为史半街。西门还建有一史氏大宅院。前后共有四进，每进都是一个大四合院，有房十多间。每个大院落东侧还辟有两个较小的院子。每个小院子都有4-5间房和一个天井。去年秋天我去北京见到我的大姐。大姐史地去年83岁，曾在这个大院子里住过多年。我问及此事，大姐还专门画了一幅铅笔平面图，详细描述了这个史家大院的大致布局。（大姐16岁即加入中共，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考取位于哈尔滨的外国语专科学校--黑龙江大学前身，王季愚时任校长--学俄语，后长期从事俄语翻译及教学工作，离休前曾先后任我国驻南斯拉夫及驻苏联大使馆一等秘书--作者注）上世纪年春，我也回过一次老家，在五叔陪同下去看过这个老宅。如没记错的话，当时这幢四进老宅分为两部分，各有两进，各自办医院。医院的名称。后来听说这座占地数十亩的大宅院全部被拆掉了。

　　到了我祖父这一代，家里仍有十多间房屋和一个带天井的小院子（医院所在院落中）以及一爿经济效益一直很好的油坊，在泰州西门外还有上百亩田。祖父名承宝，字善伯，青少年时生活很是安逸。民国初年，曾祖父去世后，好逸恶劳的祖父没人约束了，家里还有些闲钱，就开始吸食鸦片，也不愿花时间和精力去打点和经营祖产祖业，结果没多少年就将原本还算丰饶的家产败光了。父亲是老大。在生下我父亲之后，10年时间里祖母又一连生了4个儿子，家里开支越来越大了起来。这时城西的上百亩田土也基本卖光了。最后祖父也实在没钱吸鸦片了。

　　但不知为何，此时似乎出现了奇迹，祖父浪子回头了。他可能感觉到了自己身上所担负的养家糊口的重大责任，于是便想办法戒大烟。几经周折，鸦片居然硬是被他戒掉了，但他身体也因抽大烟而垮掉了。不过这是后话。与此同时，祖父又将家里仅余的那爿收入一直比较稳定的油坊卖掉，还清了以前抽鸦片所欠下的大笔债务。在我父亲10岁那年，祖父做了可能是他这辈子最让其后人感慨的一件事情：卖掉油坊后，他老人家竟然不惜低声下气，甘愿从老板变身成为了一个打工者，弯下身段到原来自己当老板的油坊里打工，给族内的新掌柜做个账房先生，以挣点薪水，贴补家用。像他这种屈尊纡贵的举动，就是在现在，也是一件一般人很不容易做到的事情。因此，以前父亲在说到祖父时，总是针对这段经历说：你们爷爷改过自新，能屈能伸，不简单啊！

　　祖父如此，祖母就更了不起。据父亲说，祖母史陈氏原是大户人家姑娘，在江都的娘家有很大产业，甚至也办有家族私塾，但其上人却不让女孩读书。祖母自己虽不识字，却懂得生活再清苦也要让孩子接受良好教育的道理。所以在祖母的坚持下，父亲兄弟五人，全部都接受过至少中学教育。其中，父亲、二叔和三叔早年还上过私塾，打下了良好的古文基础。因祖父抽鸦片，祖上留下的家产都卖得差不多了，后来家里小孩又多，收入远不够开销，祖母就只得再陆续将家里多余的一些房产出租以勉强维持生活。到上世纪三十年代，由于父亲兄弟几个陆续成人外出谋生了，祖父祖母先后一共租了出去十二间房屋。不过，由于世事沧桑和家庭变故，不仅这些出租出去的房间再也没有回到父亲及其兄弟手里，就是祖父母自己居住的几间祖屋也被政府变相征收了。当然，这都是后话了。

　　年6月，在我父亲10岁的时候，我母亲吴鹏云出生于距泰州西北多里路的扬州府江都邵伯乡的一家以弹棉花为业的手工业者家里。当时，母亲家没有土地，外公是一个弹棉花的工匠，他每天走村串巷给七里八乡的乡民们弹棉花，生活很是贫穷。母亲是家里最小的一个孩子。她上面应有八九个哥哥姐姐，但因贫穷，只有两个哥哥三个姐姐活了下来。我的这些舅舅和姨妈们都比母亲大很多。比如，大舅就比母亲大上快二十岁。最小的姐姐也比她大6-7岁。母亲前面两三个哥哥姐姐都早夭了。可能是还想生儿子，于是外公外婆就给母亲起了个很土、但当时也可能比较时尚的大名：招弟，而母亲的小名则循扬州江都乡下旧俗对最小子女的方言称呼--老巴子。

　　与祖父一样，父亲也是兄弟五人，还有一个妹妹。父亲排行老大，名金缄，字省三。金缄二字典出"金人缄口"，省三则源自《论语》中曾子的"吾日三省吾身"，该名与字都是我曾祖，也即父亲爷爷给起的。由此可见，作为秀才的曾祖父是希望这个孙子长大后谨言慎行，交信于友，忠谋于事，多习而后授可也。说实话，在深入调查了解了父亲生平之后，我切实体会到父亲终其一生也确实是这么做的。

　　后来父亲又更改过两次名字。年10月，父亲作为发行人与胡绳在汉口合作创办中共公开发行的《救中国》周刊时，第一次更名为史略。"略"字词义丰富，父亲没说过也没在纸上写过他为何改名及要用略字为名。但从父亲是为办刊而更名看，我猜想父亲可能是想借用刘勰《文心雕龙物色》中的"略语则阙，详说则繁"的含义，以办出一个好刊物来吧？后年父亲去延安学习，在入抗大时又再次更名。这次所用的名字叫史轮。这次更名的原因以及为何要用这个"轮"字，父亲几乎从未说过，我们也不知道，只是这次撰写此文在翻阅父亲遗留的各种亲笔所写的审查交代材料中才发现的，而且，父亲竟然曾用"史轮"这个名字度过了整个抗战时期（年才改回史略这个曾用名，一直到他去世再也没有更改）。父亲这么做想必是有其用意的。但具体是什么呢？还是在后文适当处予以分析吧。

　　父亲小时，禀赋聪慧，因家境尚可，6岁即被送入私塾开蒙读书，没多久就会背诵"三字经"和"千字文"等古文。后经塾师教育，父亲又比较系统地学习了"四书"和"五经"等古代典籍。据父亲说，教他的那位塾师也是前清秀才，经史子集，样样精通，对待学生要求很严格，文章背不出来或毛笔字写得不好，就用硬木戒尺打手心。父亲说他小时候淘气，没少挨过打。但是，这段私塾经历却给父亲打下了很好的古文底子。父亲的一手非常漂亮的楷书和行草毛笔字也是在那段时间里练就的。后来，民国政府对各地私塾进行改良，要求开设英语、算术等现代教育课程。父亲所读的私塾是族塾，也叫宗塾，是专为史氏家族子弟所办的，于是也聘了新学教师，上午教古文经史，下午则学习英语和算术。

　　祖父虽然吸食大烟败了家产，但受曾祖家学渊源影响，对几个孩子读书还是很尽心尽力的。我父亲兄弟五个都先后读过私塾和（或）中学堂。这在当时泰州也不多见，只有家境比较丰裕的士绅家庭才能做到。父亲也说过，祖父能做到这一点很不简单，也很不容易。要知道，那时的家道早已中落了（父亲后来的履历上填写的家庭成分都是破落地主）。我父亲十三岁时被送到泰州一家私立中学读书，后因家境更为困难，几个弟弟也要读书，结果只读了两年半，就不得不提前肄业了。年底民国政府颁布新学制之前的中学不分初高中，学期均为4年，统称中学。所以，父亲的学历也就是后来的中学肄业，也可叫高中肄业。

　　十七岁那年，也就是年，父亲经其舅父介绍，离开泰州过江到南边二百多里路的江阴西塘墅一家叫保泰昌的布庄当店员。这家布庄生意不小，在泰州也有分店，舅老爷就在泰州的这家批发分店当会计。当时现代会计学及其制度刚刚引入中国，布庄经营也需要用现代会计方式记账以便报税，老式簿记不时兴了。父亲有中学数学底子，在这段时间又学习了当时出版的有关会计的书籍，虽然没法去考当时刚在上海、广州和天津等洋行汇集的大城市兴起的注册会计师，但也考到了一张会计师证。这三年学员期，薪水很低，每月仅二元大洋。三年后，因舅老爷眼睛瞎了，泰州生意做的又不错，保泰昌布庄老板便将父亲派回泰州来接替其舅父的职务。这种状况没能延续多长时间，一年后因这位布庄老板做生意发了大财，可能觉得做布庄生意太累，于是便把这家保泰昌布庄整个盘给苏州另一个布庄--吴仲记布庄，自己跑到上海做寓公去了。这家吴仲记布庄老板的生意当时正在扩张发展期，干劲十足，接手保泰昌布庄后又将父亲调回西塘墅布庄负责那里的门市部。这年是年，父亲二十一岁。此时，父亲的薪水增加了不少，每月总有十多元钱，还往泰州家里寄钱，贴补家里并供几个兄弟读书。

　　上世纪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初，正是共产党开始发动土地革命战争的时期。在当时中国的某些省份，如湖南、江西以及鄂豫皖等一些省份的交界处和偏远地带，国共两党就土地问题打得不亦乐乎。共产党热衷于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苏维埃革命根据地，而执政的国民党则拼命地派遣部队进行围剿。残酷的围剿与反围剿战争在这些省份边缘地区几乎没有停歇过。但相对而言，江浙地区，尤其是江北的扬泰和江南的苏锡常地区，在那个年代还是比较平和安宁的。年左右，泰州以东的南通、如皋、海安及泰兴等地交界处曾发生过中共领导和发动的农民暴动并组建了红十四军，但因处地狭小，田土富饶以及阶级矛盾不那么尖锐复杂，很快就于当年被国民政府镇压下去了。自此以后，一直到抗战，这个地区几无战事。扬州、泰州以及江南苏州、无锡和常州一带普通百姓的生活依然如旧，贫穷艰难中也有耕读渔樵、吃喝拉撒、婚丧嫁娶。日子还要过的。

　　就在这时，年轻的父亲开始谈恋爱了。父亲当时谈的对象名叫孙岫云，读过几年书，长相姣好，岁数与父亲相仿，是吴仲记布庄老板家的一个亲戚。孙岫云经常到布庄店铺里来玩，父亲做账也经常在店里。父亲年轻时身材高大（年近八十时也有左右），英俊强壮，富有文采，时年二十出头，正值青春年少之际。就这么一来二去，父亲与孙岫云从互相认识起，又互相倾慕，渐生情愫，最后谈起恋爱来了。这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本为好事一桩。但不知为何，布庄老板知道后却大发雷霆，还叫人带信泰州要祖父赶到西塘墅来对父亲进行劝说，非要父亲表态与孙岫云不再往来，否则就要辞退父亲。父亲年轻时性格倔强，还读过中学，有文化，更有现代意识，何况自由恋爱嘛，怎能屈从于外部压力？于是，父亲宁愿被辞也坚决不肯就范。

　　最后，父亲失业了。这是年初的事情。好在孙岫云这位姑娘也对爱情忠贞不屈，非父亲不嫁。在父亲被辞退的第二天她也狠下心来，与其家人告别，跟着父亲和祖父离开江阴过江北到泰州老家来了。据说，孙岫云的父母当时也因此事而气得与这个女儿断绝了关系。回泰州后，祖父母见孙岫云对自己的儿子如此忠贞，觉得不能亏待这姑娘，于是便很快张罗孙岫云与我父亲于年春节期间结婚了。孙岫云女士便成为了我父亲的前妻。第二年，也即年春，她在泰州老家生了我的大姐，二姐则是年在武汉怀上但在抗日战事将起而又回到泰州生的。那年初秋，也即"八一.三"上海抗日开战后，决心破家以赴国难的父亲送其怀了孕的太太，即孙岫云女士及大女儿从武汉坐轮船经南京回了泰州。但自那以后他们夫妻俩就再也没有见过面了。

　　我们小时候并不知道父亲还有前妻，后来大了，也知道大姐和小姐（我们对二姐的称呼）与我们不是一母所生。但每次询问父亲总被告知，大姐和小姐的母亲于上世纪四十年代初那年不顾战乱执意要去武汉找父亲，可是没找到，后在返回泰州的路上失踪了，可能死于战火中了。父亲在世时，我也曾问过五叔和姑妈，但得到的答复几乎与父亲的说法如出一辙。也许大姐和小姐也都是这么认为的吧。但是，在撰写此文时，我无意间找到了父亲亲笔所写的一份材料，上面所说的大姐和小姐母亲离家出走的情形却与前述的截然不同。具体情况还是详见后文吧。

　　父亲虽然如愿结婚了，但很快就觉得日子不好过了，因为他没有工作也就没有了收入。泰州这个小城市那时主要是手工业为主，现代工业除了电灯公司和一家翻砂厂外几乎一无所有。像父亲这样中学肄业的小知识分子想在泰州找工作是很困难的。这时父亲想起他的一个发小，当年读私塾和泰州私立中学时的同学，名叫蓝乃真，于是便给远在武昌的他去了一封信。而这封信也最终有了结果：父亲也在武昌找到了一份工作。

　　蓝乃真字志一，读中学时随其父信奉了基督教并接受了洗礼，是一个基督徒。他父亲也曾是当地一个士绅，家里生活丰裕，但其父死得早，之后蓝家也就逐步破产了。一天，几个逼债人凶巴巴地堵上了蓝家大门讨债，声称不还钱就上房揭瓦。蓝家孤儿寡母的，害怕得直哭。蓝乃真小时经常到家里跟父亲玩，人长的精神，嘴巴也很甜，我的祖母很喜欢他。有好吃的总是叫父亲带上一份给蓝乃真。那次，具有豪侠之气的祖母知道蓝家困境后，就悄悄地将自己保留了很多年的一对金镯子拿到当铺里换成银元，一把全部交给了蓝母，不仅还了那笔债，还有些许结余。因为此事，蓝家对祖母很是感恩，两家日后也走得越来越近了。

　　中学毕业后，蓝乃真先是在泰州一家米铺里当学徒。后家里生活愈发困难。在泰州混不下去了，蓝便于年初去武汉投奔他母亲娘家的一个表舅。他的这位表舅姓沈，曾经留学美国学习法律，也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当时在湖北省第一分监任典狱长。湖北第一分监位于武昌。蓝乃真在那里做个庶务。所谓庶务也就是打杂的，当然也做一些收发记录等行政性事务。得知这一情况，失业在家、生活窘迫，但又百般无奈的父亲于是就给其发小蓝乃真写了一封信，诉说自己的苦闷。这位蓝乃真也确实够朋友，收到信后就找到他娘舅沈监狱长正式推荐了父亲。当时监狱里正好缺一个会计，被推荐者又是自己外甥的发小，信得过，加上父亲还有会计证书和多年做账经验，于是沈典狱长就叫蓝乃真写信给父亲，要他尽快赴武昌任职。年夏天，也就是我的一直在上海杨浦发电厂和缫丝厂锅炉房捡煤核的母亲虚报两岁到上海日资裕丰纱厂去做纺织女工之时，我身在泰州老家的父亲收到蓝乃真的信后，就很快动身到武昌去了。这也是我父亲第一次去武汉。

　　这位湖北第一监狱沈姓典狱长大名父亲记不得了，我也曾上网或翻阅了一些资料，但没查着。不过，他当年聘用父亲当会计这事，确实改变了父亲的人生轨迹：让年轻的父亲有机会离开当时封闭狭小的泰州或江阴这样的小城社会，来到武汉这样的风云际会的国际大都市，不仅打开了视野，接触和阅读到各种先进的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书籍，也接触和认识了很多富有才华的新朋友，思想上逐渐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而最终走上了抗击日本侵略和共产革命的道路。对于父亲而言，这条道路并非坦途，其中不仅充满了危险与挫折，也有很多振奋与欢乐。当然，父亲在此过程中还经历和感受过很多压抑和屈辱。不过，好在他最终还是挺了过来。 　　

　　武昌的湖北第一分监位于武昌民主路上，占地面积很大，主要关押刑事犯。其西南部是湖北省反省院，所有政治犯都被关在那里。湖北省第一分监与湖北省反省院是平行单位，行政、人事、财务等互相之间都没有关系。父亲被聘为会计主任（其实，那时正规单位的会计除了见习，似乎都挂个主任头衔），月薪二十四元，主要管理行政经费开支，发工资和报销之类的。据父亲生前回忆，当时监狱长工资有元，下面的科长们、看守长和教诲师的工资50元，再下面就是他和蓝乃真这样的办事人员和普通看守了，大约都是二十元左右。监狱东南部则是一爿工场，有一些车钳刨铣设备，生产一些五金类产品，让服刑囚人作业劳役以培训其技能（看来我们现在的劳动改造也并非首创，民国时就有了——作者注）。工场财务账目不归父亲做，所以平时的会计工作量不大。有一次我们问这事，父亲说一天只要干1-2个小时就完成做账任务了。父亲喜欢读书，空余时还经常到离监狱不远处的武昌图书馆去借书看。也就在武昌图书馆，父亲阅读了很多书籍，除了一些有关经济、历史和人文方面的书籍之外，居然还阅读到了一些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书籍。

　　到武汉工作没多久，也是通过他的发小、基督徒蓝乃真，父亲认识了蓝的一位教友、当时华中大学的一位学生，叫成庆生。成庆生父亲是一个神父，他自己也信奉基督，而且很虔诚。成的年纪与父亲及蓝乃真差不多，是江苏镇江人，润州中学毕业后到位于武昌的华中大学来读书，家境看来也很不错。泰州与镇江隔江相望，相距不远，成与父亲及蓝乃真都算是老乡。所以，一经认识，加上年龄相仿，身在武昌的他们很快就成为了好朋友。

　　父亲曾回忆说，那时他有空常去华中大学找成庆生。他说他之所以熟识并交往成庆生是因为他自己想学英语。他发现成庆生英语很好，发音纯正（华中大学是教会大学，聘有不少外国教师），而且待人诚恳厚道，有时间也愿意教他英语口语。当然，父亲常往华中大学跑，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他经常能从成庆生那里借到一些所谓的进步书籍。在与蓝乃真和成庆生这两位基督信徒接触和交往过程中，父亲也了解了不少关于基督教的一些知识，如，基督教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离婚，不可欺骗、宽恕他人以及爱神也爱人等基本教义。不能说这些东西对父亲没有影响，但奇怪的是，父亲尽管很尊重基督教的教义，年轻时也交了两个这么要好的信奉基督教的朋友，但终究未能成为一个基督教信徒，而成为一个无神论者、共产党人。这显然与父亲后来又认识的两个很要好的新朋友有关。这两个新朋友，一个是何伟（原名霍恒德，文革前曾任国家教育部部长），另一个是黄心学（又名黄海滨）。

　　成庆生当时读书的学校叫华中大学，也是现在的华中师范大学。华中大学与上海的圣约翰大学以及北京的燕京大学一样，都是基督教会办的学校，其前身是美国一个遵循天主教的新教组织圣公会于年创办的文华学院，后来又先后并入了英国循道会的博文书院和美国耶鲁大学在长沙办的雅礼大学，年更名为华中大学。华中大学也位于武昌，离湖北第一分监不远。由于经常去华中大学借书并跟着成庆生学英语，没过多久，父亲又通过成庆生认识了他的另外两个同班同学，也是成庆生最要好的朋友——何伟和黄心学。这两个人后来与父亲一样都成为了共产党员。何伟还是父亲的入党介绍人之一（另一人是胡绳）。可以说，上世纪三十年代初父亲在武昌所交往的这几位信仰不同、道路各异的年轻人——蓝乃真、成庆生、何伟和黄心学都是父亲青年时代关系最为密切、感情也是最为深厚的好朋友。

　　他们五个青年人信仰不同：成庆生和蓝乃真信奉基督教；而何伟、黄心学和我父亲则最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无神论者。他们的学识也各有千秋：蓝乃真和我父亲都是先读私塾后读中学，新学旧学兼修；而何伟、黄心学和成庆生三人则是当时最时尚的教会大学学生，视野也更加开阔。但他们相同之处也不少。首先是年龄相仿：何伟与成庆生均生于年，稍小；黄心学和蓝乃真稍大，都是年生人；我父亲则是年生人，居中。其次是性情相投。从所能搜集的资料看，他们似乎都是具有聪明、善良、严谨和独立品格的人。因为他们都很自尊与克己，知道自我检点与反省。而且，他们身上还带有一种比较强烈的理想主义情愫。更重要的是，他们虽然各自选择的拯救中国的路径不同，但在为国家的富强和百姓的福祉方面所做出努力似乎都体现了非常类似的人生抱负和献身精神。他们之间能建立起深厚的友谊，很难说他们所信奉的两大意识形态——基督教义和共产主义之间没有相通之处和互相影响。特别是何伟与黄心学，他们都在教会学校读书(何伟小学和中学都是在汝南基督教会办的学校读书)，对基督教的基本教义肯定有所研习揣摩，何况他们当年最好的同学就是成庆生，而后者又出生于一个神父家庭，自己也是虔诚的基督徒。

　　我在查阅他们的资料时发现，他们五人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共性，即他们虽说意识形态不同，人生道路殊异，但都崇文而不尚武。信奉基督教的蓝乃真和成庆生自不必说，基督教义就是爱神、爱人和不杀人。而何伟、黄心学和我父亲在参加了共产党的抗日战争和共产革命之后，也都没有直接打过仗，更没有杀过人，甚至在严酷的一波接一波的中共党内整风运动和路线斗争甚至文革中，连私下里揭发或诬陷他人之类的事儿一个也都没有做过。不仅如此，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他们都是不顾自己安危，还想方设法地尽量保护他人，为他人说好话。更有意思的是，他们五个人的一生几乎都是在从事为各自意识形态服务的宣传、教育、劝谕以及文化方面的事业（黄心学后来改为从事中共党内的组织工作，而中共建政后我父亲也才脱离宣教行业转行从事工业经济管理）。当然，他们最后也各自演绎了一段精彩的同时也是坎坷的、属于他们自己及其后人同时也是属于我们这个国家和民众的人生。可见，一个人年轻时的交友是多么地重要。父亲通过成庆生认识何伟和黄心学并成为朋友是年下半年的事情。

　　需要说明的是，自年秋武汉沦陷、天各一方后，他们这五个好朋友开始了各自完全不同的人生经历和遭遇。除了何伟，父亲似乎并不完全了解蓝乃真、成庆生以及黄心学这三位朋友分手之后的经历。就是何伟，父亲也是在中国建政后才得以重建联系的。而其他三位，即黄心学、成庆生和蓝乃真，可以说，父亲几乎不知道他们后来的情况（武汉沦陷后，父亲与黄心学曾在河南鸡公山铁路林场以及湖北大洪山国共合作的第五战区抗敌工作委员会政治指导部共事约半年时间，然后在襄阳分手——作者注），一直到文革期间被审查和被外调。因此，父亲生前不仅极少回忆并说起他的这几位老朋友，书写并留存下来的有关他们的文字资料也很少，即便有，也是在他人外调要求交代时不得不说它三言两语。但在武汉那几年的相处中，父亲显然与他们建立了极为深厚的友情。

　　因此，在写这本有关我的父亲母亲历史的书稿时，为了给读者提供更多的信息量，使这些可尊敬的前辈们的形象更加饱满和真切些，我在网上分别仔细地检索了这几位叔伯辈先生的情况，也查阅了一些地方志。其中有的人，像何伟，由于成名较早，在执政党内地位也比较显赫，网络上可查的资讯就比较多；蓝乃真和黄心学也还有一些，但不多；不知为何有关成庆生的公开信息却比较少，百度等好几个搜索引擎上也仅找到少量的有关他的断断续续的信息。最让我诧异的是，他们五个好朋友中，可查网络信息最少的居然就是我父亲。因为网上父亲的资讯干脆就是空白或者根本就被淹没掉了。我在想这也许跟父亲在那段时间里两次更改名字有关系吧。

　　年底，他在汉口与胡绳创办中共党史上唯一的一份中共公开出版刊物《救中国》周刊时，也许为了办刊方便，便将“史金缄”这个名字改为“史略”。年父亲辗转去延安并在延安抗大学习期间又改用过“史轮”这个名字。但由于“史金缄”和“史轮”这两个名字下没有什么值得载入史籍的东西，而“史略”这个姓名又因与许多简史类典籍名称通假，所以搜索时，父亲的姓名——“史略”这两个字几乎完全被淹没在网络上巨量的与目标人物完全风马牛不相及的各种庞杂信息之中了。不管怎么检索，我都无法检索出与“史略”这个姓名相关的任何有针对性有价值的资料来。这也让我试图从互联网上搜寻到更多有关父亲信息的努力变得毫无用处。这对于写这篇文章的我而言确实是很感遗憾的事儿。

　　当然，在撰写此文时，即便通过各种方式搜寻到文中所述某些历史人物的很多资料和信息，我也不会在这本书稿中将所有人的可查询到的资料和信息全部罗列出来。我所能做的是根据文章需要，尽量多地利用这些资料及其透露出来针对性信息及其与本文之间的逻辑关系，在后文中陆续向读者描述这些前辈各自的人生轨迹和业绩，以加强此文的可读性和历史纪实性。

　　父亲与成庆生、何伟及黄心学认识以后，有空就经常去华中大学找他们。他们也经常到父亲租住的离华中大学不远的住处聚会。父亲爱好学习且为人慷慨大方。那时父亲每月二十四元薪水虽说不高，但发的是银元，在当时这些钱的购买力还是可以的，又是一个人，除每月寄十元回泰州接济家用及供自己吃住外，余下的就拿来买书或供他们这几个年轻朋友们聚会时打牙祭用。那时，这些年轻人聚会的主要内容就是交换书籍和刊物并交流各自的阅读心得，有时也少不了高谈阔论和辩论。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中国的思想学术界非常活跃。西方各种政治、经济和社会学说和思潮都涌入了中国。但由于国共两党及其武装正在国内某些省份的交界区域进行残酷的战争较量以及当时的苏俄以第三国际名义在意识形态方面对中国的强力输入，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中国的传播十分强势。年的“九一八”事变，当时易帜内附的东北军阀张学良推行不抵抗政策，而国民政府也在内政外交政策上也多有错失，这使得日本得寸进尺，逐步占领了东三省。当时国人，特别是知识界的学者、教师和学生，在要求抗日呼声日益高涨同时，对国民政府的不满与失望情绪也开始滋生和高涨。这也无疑促进了很多有文化的青年人，尤其是青年学生去渴望了解和接受崇尚暴力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思潮。

　　父亲和何伟、黄心学以及成庆生就是在这样一个社会背景下开始阅读和学习马克思主义书籍的。最初，笃信基督教义的蓝乃真也参与他们的学习，第二年成为一名职业的福音布道者之后也就没有再参加了。据父亲回忆说，他们那时阅读的书籍种类较多，有博恰德的《通俗(资本论)》、柯资基（即考茨基）的《马克思经济学说》、蒲列哈诺夫（即普列汉诺夫）的《战斗的唯物论》和《史的一元论》以及河上肇的《政治经济学大纲》等，也有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政治经济学批判》和《价值、价格及利润》，恩格斯的《宗教·哲学·社会主义》、《家庭、私有财产及国家之起源》和《马克思主义的人种由来说》等。当时这些书籍还只是属于宣扬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公开出版物，并非是中共组织印刷的党内出版物，年时在武昌图书馆有时也能借到。后来这些书籍又大多被国民政府列为禁书。武昌图书馆借不到了，但何伟他们华中大学内部却有暗地里流转传阅。又过了几年，大约是年吧，上海生活书店到汉口办了一家生活书店分店，内有不少这类的所谓进步书籍。于是，他们就经常去这家书店借书或买书，后来还就此组织了一个松散的学习组织——读书会，专门讨论和研究学习心得。当然这都是后话了。

　　上世纪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初，中国的学界曾爆发过一次有关中国社会发展状况的大论战。这本来是共产国际，主要是苏联内部斯大林与托洛斯基这两个政治派别的论战，只有少量的论战涉及中国革命的问题。但这种俄国党内的政治斗争却通过共产国际反映到中国来，最后还演变成了有关中国社会发展问题的论战了。先是国内的左翼学者们分成两派加入论战。但他们始终没有搞清楚其中的内幕。不知为何，也许是凑热闹吧，后来中国的一些右翼学者，如国民党的陶希圣等也介入论争，结果演化成一场中国学术界的辩论。很多知识界和学术界的学者，左右翼都有，似乎都曾在报刊杂志等公开出版物上就此问题引经据典地进行了规模较大的公开辩论。很是热闹了一段时间。

　　现在看来，这场发生在国内的大辩论其实是国共合作的大革命失败后人们思考中国将往何处去以及中国该怎么办这类大问题的产物。但最终随着苏联党内斗争中的斯大林派的胜利，这次理论上的争拗和辩论却变成了苏联党内权力斗争的胜利者对失败者——托洛斯基派的残酷镇压和野蛮迫害——斯大林主义占了上风（但在清理了托洛茨基派之后没多久，他当年的论战盟友布哈林居然也被他杀掉了——作者注）。共产国际内部在中国社会发展现状问题上的思想统一并没有也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符合中国实际的结论。不过，这场论战却极大地促进了上述这些书籍的引进、翻译和出版，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当时中国的众多期望中国富国强兵、抵抗日本但在政治上尚较稚嫩的青年。当然，也包括何伟、黄心学他们这些思想正在逐步成形的大学生以及像父亲这样的接受过旧学和新学双重教育并已有了一定社会工作体验的知识青年。父亲对中国经济问题的 　　

　　在这过程中，随着日本侵华步伐加快，何伟和父亲他们的思想越来越激进了，似乎完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实践。比如，父亲生前的回忆中有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值得一叙：父亲到武汉几个月后，大约是年秋天的一天，何伟他们三人带了两瓶酒来到父亲的住处聚会，蓝乃真正好也在。父亲张罗了一些下酒菜，他们五个好朋友于是边喝酒边高谈阔论。也许是酒助人兴，那天他们几个年轻人开始谈起今后各自的理想。何伟就说自己不想不上学了。黄心学问他不上学去干嘛？他说他想到江西去。江西？大家都很惊讶，因为那时共产党的红军正在江西与湖南、福建交界区域与国民政府军队进行激烈而残酷的围剿与反围剿战争，于是忙问去江西干嘛？何伟说，到江西苏区去呀。黄心学说，那里国共两党军队正在打仗，还有封锁线，炮火连天的，你这么去很危险。如果真想去，我想最好是到江西苏区附近的某个县城去，住上一段时间，红军打过来时就跟着走。这样安全多了。这时，成庆生则插话说，还是到苏联去最好。大家更惊讶了，又问怎么去？成庆生还没有说，何伟却接过话题说，我们可以先到新疆，然后搞几匹马，一人一匹，找个人少的边界，就可以跑过去了。这些近乎天方夜谭的说法显然都是一种酒后的想象，但也能真实地反映出他们这些年轻人当时的思想变化。

　　父亲和蓝乃真那天有没有说或是怎么说出自己今后的打算和理想的？父亲没有说过，不得而知。但人们的思想如果发生了变化必然会影响人们的行为。我想，在那次他们几个好朋友聚会吐露真言之后，此时的父亲和蓝乃真显然开始严肃审视自己当时在湖北第一分监所谋到的那种看起来还不错的差事了。父亲说，他和蓝乃真说过，他们所在的监狱里不一定关的都是刑事犯，或许和隔壁的反省院一样也关押了一些思想进步的政治犯，说不定有些就是隐藏身份真心抗日的共产党人，所以他不想在监狱里再干下去了。没过多久，也就是年11月下旬和12月初吧，也就在父亲来到武汉谋生大半年后，父亲毅然决然地辞掉了自己好不容易才通过发小蓝乃真弄到的这个薪水也不错的湖北第一分监的会计主任职务——主动让自己失业了。

　　同样，虽然没有资料记载或注明他们五个好朋友的时常聚会和频繁往来让蓝乃真思想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也没有证据表明父亲的思想变化及其辞职给了蓝乃真怎样的影响，但事实是，第二年春，即年3月，笃信基督的蓝乃真竟然学着父亲的作为，也谢绝了他表舅即那位沈监狱长的一再挽留，决然辞掉了湖北第一分监庶务主任的工作，跑到意大利天主教方济各会兴办的汉口慈幼院（是一家孤儿院）去教书布道去了。

　　蓝乃真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也是一个待人真诚平实的人。自那以后，蓝乃真便再也没有到任何政府机构或者盈利性机构（不管是国民政府的，还是后来人民政府的）工作了，而是将一切献给了主，遵从神的旨意，决心走神命定的道路，成为一个职业福音布道者和传播者。但是，后来成为汉口慈幼院院长的蓝乃真在抗日问题上依然是积极参与，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并与父亲等则一直保持着朋友关系。不仅如此，从他任院长的汉口慈幼院长大成人的孤儿，有不少都为父亲所在的武汉抗日职业救国会做了很多事情，还有的甚至也参加了共产革命并加入了中共。这显然与蓝乃真的教育和努力分不开的。自那以后，蓝乃真在教内和社会上便以字代名，多被称之为蓝志一。作为以为虔诚的基督徒，蓝志一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后文会叙述的。

　　父亲辞职后因在武汉一时找不到工作，便坐船回了泰州家里。那里有他父亲、母亲和四个弟弟，更主要的是那里还有他结婚没多久便分离的妻子。父亲的这四个弟弟，与他一样，一个个都长得英俊挺拔，也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其中，二叔史金鳌，只比父亲小两岁，年生人，身材比其兄长，即我父亲，还要高大些，从小尚武，体魄健壮，加之性格豪放坚韧，思想激进，早被祖父认为是当兵吃饷的料。中学毕业后，二叔最初在一本族长辈开办的油坊记账，后觉不适这份工作的寂寥，便辞掉，又连续找了几份工作都不满意，大多是干不多久就辞掉了。祖父对二叔这么做很是有意见，但儿子大了，性格又桀骜不驯，骂了几次不听就算了。年底，也就是第二年春父亲去武汉前，二叔就在老家待不住了，刚满20岁的他跑到北方当兵抗日去了。

　　年的“九一八”事变后，泰州民众曾组织了反日救国会，还订立一份盟誓性文件——《反日誓导公约》，声讨日本在东北占我领土杀我同胞的罪行。这事对二叔影响很大。于是没多久二叔就与他的一个同学好友结伴离家出走，说是要到东北参加抗日军队去了。头两年二叔还往家里寄信，告知他曾被派到在南京学习炮兵和后来还在长城罗文峪段血战日本人以及自己得以军功升迁的事。但年“八一三”上海打仗后，二叔突然悄无声息地回泰州老家了。他一身便衣短装，风尘仆仆。家人惊喜万分。但二叔对自己事并不多说，与左邻右舍、亲戚朋友也不往来，只是待在家中一门心思侍奉当时重病在家中疗养的祖父和祖母。那年底，日本占领南京，开始了一场大屠杀，江北的扬州和泰州城里民众纷纷逃难乡下。因祖父病重，行动不便，二叔和家里人哪里也没去，就在家听天由命。第二年，即年春，祖父去世，二叔料理完祖父后事，便紧随着他四弟（即我四叔史金龙，后更名力群）和堂弟（即我堂叔史金堂，后更名史敬棠）的脚步到汉口去找他那时可能已经是共产党人的兄长，即我父亲了。

　　二叔史金鳌对于我们家人来说一直是一个几近神秘的人物。因为不仅当年我的父亲和其他几个兄弟都对二叔情况知之甚少，到现在我们作为其晚辈也没有搞清楚二叔最后的人生经历究竟是怎么回事？首先，抗战胜利前夕泰州老家人也只是听说他在苏州当了大官，但已去世，家眷情况一无所知。不过自他离家赴武汉后谁也没有见过他。其次，五叔及姑妈生前也对他们的这位二哥了解不多，对我们说的就更少了。还有，那年他到武汉找到他的大哥，即我们的父亲，两人相处也只有两三天就分手了，时间很短，加上父亲那时正在几乎没日没夜地忙于和胡绳先生共同创办他那个《救中国》周刊，他们兄弟俩详谈很少。但从父亲存留下来的资料中以及我们以前从五叔和姑妈处听来的只言碎语，我们还是大致了解了二叔那些年的经历，但很多地方仍然模糊不清。

　　年底，也就是父亲还在江阴布庄当会计时，不屑于窝在老家谋生的二叔刚满20岁，就借着当时日益兴起的抗日浪潮，离家出走到河北西北军某部当兵去了。读过私塾也是中学毕业的二叔先是任文书，很快便升为少尉连副，后又担任营副，据说中途还曾被送到南京某炮校短期学习。年初的长城抗战期间，二叔参加过战事惨烈且重创日军的罗文峪之战。年夏，二叔又因实弹训练意外负重伤，被送到河北某地住院治疗。负伤前已升为校官（是上校还是中校或少校不确定）。二叔伤愈时，标志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七七事变”已经发生。此时在河北的东北军竟然不堪一击，没打几仗，一个月不到就全面溃散。很快就天津失守，紧接着华北也全面失守。仓促之中，医院逃出，本想去找部队，但兵败如山倒，其原先所属炮兵部队早已无处可寻了。在一片混乱之中，二叔只能装扮成逃难百姓南下，绕道山东孤身一人回到了阔别6年的老家泰州。这时，已经成年的四叔金龙（力群）也已于那年春天离开泰州到武汉去投奔父亲。中学毕业后三叔金相凭着能写一笔好文字和年轻气盛也早已外出谋职，据说在江南一家报社打工去了。父亲兄弟五人只剩下最小的弟弟五叔金钊留在泰州家里，那年五叔刚满18岁。祖父身体不好，二叔便哪里也没去，留在家里照顾祖父和祖母。

　　这年底，南京失陷。二叔在家行孝，一边照顾父母，一边思考自己今后的选择。第二年，即年初，祖父因病去世。《论语·里仁》子曰：“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安葬了父亲之后，二叔没有了牵挂，便也与他的四弟金龙和堂弟金堂一样，告别身体尚好的祖母，离家去汉口找他大哥，即我父亲了。此时的他没有再去找原来的部队，而是去武汉投奔他的大哥，显然已对国民党军队感到失望了。他想开始全新的生活，而这时父亲的政治倾向和政治身份因在武汉创办《救中国》周刊可能已被泰州家人所熟知了。

　　据五叔说，二叔负伤住院疗伤的那段时间，可能出于不想让家人为其担心，从未写信回家。当然，在那之前他就是写信也最多是报个平安，不会也不可能谈及任何有关家事以外的事情。这就有了一个问题，也萦绕了写这篇文章时的我很长时间却不得要领，即二叔在他的这段北上从戎抗日期间，有无与中共接触过、甚至加入了中共或中共外围组织？父亲对此不得而知。他们兄弟在武汉见面时父亲好像也没有问过二叔这个问题。但此时二叔能在那个时候跑到武汉去找他正在创办中共公开出版发行的抗日刊物的大哥，其思想上亲向共产党却是无疑的。很能说明问题的是，那次二叔与父亲在武汉见面时间并不长。父亲虽然可能了解一些有关二叔的情况，但也不会多，或者说，他们出于各自的保密需要和谨慎并没有向对方明说自己的真实政治面貌。不过，父亲能将二叔介绍与何伟认识，显然是知道了二叔想参加共产革命的愿望的。可是与年轻的四叔和堂叔不同的是，在父亲介绍他与何伟认识后，同样想参加共产革命的二叔不仅没有被推荐到延安去，不知为何在去了一趟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后，反而被派到国民党军队里去任职了。但是在哪家部队以及干的什么职务却一直无人知晓。父亲也始终没有弄清楚。详情后文再说。

　　从武昌回泰州后的短短几个月里，父亲一直保持与何伟和蓝乃真他们的书信联系。父亲很想念他在武汉所认识和交往的这几位好朋友，他们也都很想念父亲。年春，可能是出于神的召唤，也可能与父亲一样不愿意再从事监狱里的那种思想上充满压抑的工作，蓝志一也辞去了监狱的职务，转到了汉口慈幼院教书布道。

　　当时，汉口慈幼院的一位董事叫余香山，他是一位热衷于慈善的商人，也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余香山的父亲叫余选臣，湖北孝感著名的地方士绅，曾于19世纪末捐助十多间房屋给当年非常著名的来到汉口传教布道的英国基督教伦敦会传教士杨格非作教堂和教会小学校之用，对于基督教在孝感和汉口地区的传播起了很大促进作用。其子余香山经商公益也都很成功，除在汉口开了三家天字号纸庄，天福、天泰和天泰苏纸庄（民国时纸庄主要经营纸张、簿册和文具等，也经营印务，相当于造纸厂、印刷厂和出版公司三位一体——作者注）外，还身兼汉口大智门公益会会长。国民政府时期，武汉地方政府，尤其是汉口，推行市民自治，提高生活质量，鼓励各街区民众和商人成立各种互助自治性组织，如保安会、救火会和公益会等。大智门公益会主要职能是消防（这一点与救火会相仿），但还做一些慈善，如向区内病患、流浪和有需要人士施药、施粥和施水等。

　　那时，余香山先生的纸庄生意发展很快，大智门公益会各项事业也蒸蒸日上，需要大量人手。在汉口慈幼院（孤儿院）教书布道的蓝志一便向该孤儿院的董事，即这位余香山先生推荐了父亲。在得到首肯后，蓝志一便立即写信，要父亲尽快西行赴汉。更巧的是，此时父亲也收到了何伟的一封信，请他尽快来武汉重叙友情。于是，父亲也就在这一年，即年的4月，即在离开武汉小半年后重返武汉。

　　但是这一次，父亲不再像第一次去武汉那样是一个人去了，而是带着妻子孙岫云以及自己的刚出生两个月的大女儿（即我大姐）一起去武汉的。这次西行，直到年9月下旬武汉沦陷前父亲撤离，父亲在武汉一共待了五年半。在这段时间里，父亲从一个最初只想外出谋生养家的知识青年蜕变成为了一个最终毁家纾难投身抗日工作的职业共产党人。

　　那年第二次去武汉时，父亲24岁。

　　年4月，父亲重返阔别近半年的武汉。

　　这一次，父亲是带着妻子孙岫云和刚出生不久的大姐一起去武汉的。而在与祖父和祖母告别离开泰州后，一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去世，父亲再也没有见过他的父母亲。这是父亲一生的遗憾。

　　年初祖父去世时，因父亲正作为发行人与胡绳（主编）在汉口（后转移至宜昌）创办中共的一个公开出版发行的刊物——《救中国》周刊，根本离不开，也就未能给祖父送终。甚至直到五十年后去世，不知为何，父亲也从未回老家给其父母以及祖父母扫墓。不过平心而论，由于各种个人权利难以抵抗的因素，即便后来父亲萌生回乡扫墓的年头，可能也办不到了。

　　史家老五房的祖坟墓地——我的曾祖父母葬在那里，位于泰州都天庙西北不远处，但因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的一次修整河道、建造船闸的工程而被毁弃了（当时五叔在海安工作，姑妈出嫁，泰州老家仅有托人照顾的生病的三叔，而且也没有接到通知。祖坟被毁后，地理面貌变化了，后来家里去人找，但一片茫然，家族祖坟遗址也不知何在了——作者注）。据五叔说，我的祖父母，也即他和我父亲的父母，因均死于战乱的抗日战争年代，只得暂被安葬在泰州城西北的楼家庄，期待今后有条件再移坟至都天庙的家族墓地。但后来因为家族祖坟没有了，只得作罢。然而，人民公社时又大搞深耕平坟，位于楼家庄的祖父母的坟也得移了。但当五叔闻讯后赶去时已经晚了，坟已被平，祖父母骨殖都已散失。五叔只好原处找到并收集了部分骨殖，用蒲席包好就地深埋，后来也找不到了。从年最后一次离家出走参加抗日和共产革命，到年去世，父亲足有五十七年未曾回家见过他的父母，更不用说给其父母送终和祭扫坟墓了。这是父亲埋藏心中的一个一辈子的痛。

　　父亲这次去武汉，在余香山先生处仍然是当会计，先是在天福纸庄，第二年因余先生麾下另一爿天泰纸庄业务扩大开始搞印务，又被调至天泰纸庄（经查，该纸庄位于当年汉口特三区老大智门保华街号——作者注）。第三年，即年，基督徒余香山先生开始在汉口组建大智门公益会，联络地方士绅，捐款捐物做慈善，业务繁多，便又将父亲抽调至公益会做秘书兼会计，对父亲很是信任和倚重。父亲此时的工资也涨到了三十多元。后来，因父亲又兼做纸庄的账目，薪水也相应增加了一些。具体是多少父亲没说过，但从后来父亲所拥有的积蓄看，估计那时月入五十元以上都是有可能的。虽说那时他和孙岫云已有了一个女儿（大姐），生活负担重了，还要补贴泰州家里，但省吃俭用些，这收入还是足够宽裕的。

　　在此期间，父亲与何伟、黄心学、成庆生以及蓝乃真这几位好朋友依然保持紧密联系。不过此时，随着年龄增长和世界观的逐步形成，他们五人中有些人的理想与志向都开始明朗化了，区别也明显了。比如，蓝乃真主要从事孤儿院教书和基督教布道工作，成庆生出身于一个基督徒世家，每天祈祷和宣讲基督教义也在情理之中，加上工作地点在武昌（任教会大学——华中大学附属教会中学部主任），往来也少了。而何伟和黄心学则由于越来越多地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说，思想也越来越趋左倾。父亲虽然忙于纸庄和公益会事务，因性情相投且住得较近，与仍在华中大学读书的何伟他们往来也很频繁，思想上也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了。即便如此，出于友谊，蓝乃真依然与何伟和父亲等经常见面，互相交流各自的工作和读书心得。

　　年夏天，何伟他们三人从华中大学毕业了，哪里也没去，都留在了武汉。何伟和黄心学分别到汉口的两个女子中学任教（这两个女子中学，一个叫圣罗以女中，一个叫懿训女中，都是教会中学。前者与华中大学一样也是美国基督教圣公会于年创办的，上世纪五十年代更名为武汉市第二十中学；懿训女中现叫武汉市第二十一中学，当年就是本系列文章第二集提及的传教士杨格非所在的基督教伦敦会创办的——作者注），而成庆生则被聘为华中大学中学部主任，留在了武昌。此时，何伟、黄心学和成庆生他们三人还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从基督教的教会大学毕业后均仍然在教会中学工作。但是这并不影响他们逐步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信奉者。

　　此时，在汉口这两家教会女子中学任教的何伟与黄心学为省钱在汉口合租了一间宿舍，离父亲租用的住处不远。这样，工作和居住也都在汉口大智门附近的父亲与何伟及黄心学两人来往得更为密切了。成庆生则因在位于武昌的华中大学中学部（也叫华中大学附中）当主任（校长？），工作生活都在武昌，只能偶尔到汉口来聚会。此时，成庆生与父亲见面机会也少了许多。父亲的英语水平也就到此为止了。不过，我也曾听过父亲老年在家带孙女时教孙女说过几句英语，都是些问好和简单问答之类的句子，发音和语气还算标准，有点儿伦敦音味道。看来，当年父亲向成庆生学英语还是很用功的。

　　以前，父亲和黄心学、成庆生等在与何伟交往时，就听何伟说过他在汝南家乡就参加过共产革命并与中共有联系。当时，父亲他们都以为他是说大话，没在意，后来才得知何伟说的都是实话。何伟（原名霍恒德）的二哥霍德轩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早期就是中共党员了。何伟是一个天生的宣传家、教育家和活动家。毕业后当了教会中学——圣罗以女中的教师，何伟在教课（教授课程除国文外，还有历史和地理）之余，常与父亲及黄心学、成庆生等学习讨论各种马克思主义书籍和文章。授课时，他总将自己的一些学习心得和政治观点揉合到他的教学中去影响他的学生。黄心学似乎也是这么做的。当时，父亲和他们聚会讨论读书学习心得时，何与黄有时也带着几个他们的学生来参会。这些学生大多是14-15岁，都是些女孩子。比如，何伟的学生，父亲记得有范元甄（后来成为李锐先生的前妻——作者注），黄心学的学生则有梁立琳（年3月曾任中共武昌区委委员、宣传部长——作者注）等。可见，在何伟与黄心学的影响下，汉口圣罗以女中和懿训女中这两个教会中学的女学生后来确实有很多人参加了抗日和共产革命。

　　后到年，父亲与何伟他们的读书学习聚会也有了一个名称，叫读书会。读书会主要由何伟、黄心学和父亲等人为主组成。蓝乃真因汉口慈幼院事情太多，加上在信仰上还是有所不同，住得也较远，这时来得少了。成庆生则因工作生活都在武昌，离得远，来往也不是很多。在何伟等人的感召下，读书会名气越来越大，开始有大中学生慕名而来，比如，华中大学、武汉大学的学生以及何伟和黄心学他们任教的那些女中学生等。李锐先生那时在武大读书，叫李厚生，“一二九”运动后也时常参加读书会活动。我父亲也常介绍大智门公益会的年轻工友参加（其中一些就是蓝乃真服务的汉口慈幼院长大了的孤儿，这些人后来有不少也参加了抗日和共产革命——作者注）。这样，参加读书会的人越来越多，读书会的名气也越来越大了。

　　大约是年底，汉口的生活书店开张了，除了卖书还出版一些杂志，如《世界知识》和《妇女生活》之类的月刊半月刊等。这爿书店与一爿文具店相连，面积不大，但其楼上是交通旅馆。从上海生活书店调来汉口的书店经理叫顾一凡（后来也加入中共了——作者注），其思想也较左倾，他在书店楼上居住的交通旅馆的房间后来就经常作为读书会的活动地点。大约是年底，即何伟在南京被捕前后，顾一凡在汉口也曾被逮捕并入狱，甚至还曾被控告与时任湖北省长的杨永泰被杀案有关。年“七七事变”后国共两党开始合作抗战，国民政府开始释放政治犯。因无任何犯罪证据，顾一凡先生也被作为政治犯释放了。当然这也是后话了。

　　汉口读书会当时是以何伟为首的部分武汉进步青年为学习马克思主义而自发组织起来的一种松散的社团组织。可以说，那两年（年至年春）在读书会周围聚拢并团结了一大批武汉知识界和学界的精英，为日后武汉地区抗日活动高潮的掀起无形中起到了很大的凝聚和促进作用。可见，汉口读书会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而是那个时期武汉地区知识青年在彷徨中寻觅真理的一种尝试。由于一开始就是以阅读和学习以马克思主义或宣传马克思主义为主的书籍为宗旨，在苏俄第三国际意识形态强力输入以及抗击日寇侵华这一大背景下，汉口读书会成员最后大多走上了参加抗日和共产革命的道路，也是其一种自然而然的选择。后来到了年春，由于救国会这一新的民间抗日组织的产生和兴起，依托汉口读书会而成立的、社会影响面更为巨大而其组织形式也更加紧密的武汉各界别救国会开始登上武汉历史舞台并最终取代了汉口读书会。随着何伟加入中共，武汉救国会也就成为中共向国民政府施压以鼓吹抗日的一种组织了。此时，原本那个组织形式松散的、仅仅由汉口部分进步青年自发组织的读书会也就彻底偃旗息鼓了。然而，汉口读书会洒下的革命种子早已在武汉三镇各界青年知识分子中发芽、生根和开花了。

　　据《武汉党史网》介绍，何伟于年夏“在汉口生活书店结识书店经理顾一凡和读者光未然、孔罗荪、史略、何功伟等，一起组织读书会。”这些都是历史事实。父亲也曾在与我们的交谈中提及其中某些人的姓名。比如光未然。光未然是笔名，原名叫张光年，是名闻遐迩的《黄河大合唱》组诗作者，当年在武昌中华大学读书。还有孔罗荪。孔当年可能在汉口一家报纸任副刊编辑，年4月曾与周扬一起成为当时在汉口成立的中华全国文艺抗敌协会候补理事。不过，《武汉党史网》所说的何功伟，年时只是湖北省立高中的一名学生，史载他在年底的“一二九”运动后就离开武汉到上海参加全国学联工作了，实际上没有怎么参加读书会活动。两年后何功伟才于年底从上海回到武汉，任中共湖北省委委员兼武昌区委书记。但是，那个时候汉口读书会早已成为过去时了。何后来于年英勇就义。

　　其实，相比于高中生何功伟，那时候在武汉大学读书的李锐先生作为大学生参与读书会的活动的次数可能还多一些。说到读书会就不能不提到黄心学，因为他与父亲一样始终是汉口读书会的核心之一。黄心学年5月因病去世，生前任中共中南局组织部组织处处长。另外，在汉口参与组织读书会时父亲还叫史金缄。史略之名是他在年底在武汉与胡绳创办《救中国》周刊时才改用的。

　　年底“一二九”运动后，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开始兴起。何伟、黄心学和父亲等人创办的读书会主要成员一致决定应该做些什么以响应北平的学生。年春，听说上海成立了文化界救国会，读书会成员也开始为在武汉成立类似组织做准备。这时，北平“一二九”运动学生领袖李家栋（也叫董毓华，是董必武先生的侄子，中共党员——作者注）到武汉来串联，听说了汉口读书会，就与何伟联系上了。于是，很快就以汉口读书会为核心先行成立了武汉文化界救国会，主要成员就是何伟、黄心学、成庆生等十多个大中学教师，还有武汉《大光报》几位编辑（他们也曾参与过读书会活动，可能就有孔罗荪先生——作者注），当然也包括父亲在内。

　　据父亲回忆，武汉文化界救国会成立那天是在汉口《大光报》所在地（经考证，《大光报原址似乎在特三区鄱阳街34号，距父亲工作的天泰纸庄不远——作者注）开的会。《大光报》一位副刊编辑（不知是不是孔罗荪？——作者注）作为东道也参加了。何伟讲了话。后来，在武汉文化界救国会之外，他们学习上海做法又成立了武汉职业界救国会。而这个界别的救国会主要就是父亲去鼓动和组织的（其它界别救国会还有武汉大学学生救国会和武汉妇女救国会等，前者是以李锐等武汉大学学生为主组建的，而后者则也是由武大的女学生为主组成的——作者注）。那时，父亲找了大智门公益会的一些工友以及他认识的其他公益会、救火会职员，加上蓝乃真和成庆生及读书会其他成员推荐介绍的一些其他行业，如银行、慈善组织的职员等共约数十人，然后开会并共同起草和发表了一份文告，汉口职业界救国会就算成立了。但此后这个职业界救国会好像并没有组织什么活动，也没有编印发行什么出版物进行宣传。反观武汉文化界救国会和武汉学联，倒还出了一些用蜡纸钢板刻印的非正式宣传品进行宣传。

　　大约是年4-5月间，何伟跑来家里跟父亲说，他要去上海，是联系有关成立全国性救国会的事情，只是手头有些紧。父亲从未听过何伟说这话，知道老友遇到困难了，于是二话没说就拿出了三十块银元塞给了何伟。何伟也没有谦让就收下了，只是用力地握了一下父亲的手。在这之前，父亲也常常掏腰包补贴读书会的一些活动，但那都是主动的，而这次何伟张口却是第一回。这时，大姐已经3岁，孙岫云也没有工作，父亲虽说薪水比以前增加了不少，但仍须补贴泰州家里，家庭生活还远说不上富裕。当时这三十块银元于父亲而言确实不算小钱。由此可见父亲那时与何伟的友情之深以及其对抗日和革命的态度了。

　　何伟从上海回来后的身份已是全国各界救国会联合会的常务委员了，名气也大了许多。当时一些报刊对此都作了报道。全国各界救国会联合会的成立是中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政策和策略的一大胜利。民意的转向也迫使国民政府逐步收敛其对长征到陕北的中共及其红军的围剿和镇压。比如，全国各界救国会联合会成立宣言上说，“现阶段的主要任务是促成全国各实力派合作抗敌。宣言呼吁全国各党各派立即停止军事冲突，立即派遣正式代表进行谈判，以便制定共同抗敌纲领，建立一个统一的抗敌政权。”全国各界救国会联合会执行委员有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邹韬奋等40多人。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史良、沙千里、王造时、孙晓村、曹孟君、何伟等14人则为常务委员。何伟从武汉华中大学的一名普通学生和教会女中的青年教师，通过努力，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就成为与前述的那些早已功成名就的全国知名人物并肩的人，也确实了不起。要知道，那年何伟年仅26岁。

　　父亲也觉得那段时间何伟比以前忙得多了，当然他们见面次数也比以前少了许多。但有一天的见面父亲却记得很清楚。父亲回忆，年夏秋之交的一天，也就是何伟从上海参加全国各界救国会联合会成立大会后回到汉口不久，具体时间父亲记不清了，只觉得那时还很热，何伟满头大汗但显得很高兴地跑到家里来找父亲，悄声对父亲说，他已与中共联系上了，接上了党的组织关系，自己已经是一个共产党员了。然后，他又问父亲想不想入党。父亲说，他当时觉得消息突兀，就稍停顿了一下说，当然想啊，让我考虑一下怎么安排我的家人吧？何伟见状就说不着急，过一段时间再说也好，到时候我找你。

　　父亲生前曾回忆说，那次在加入中共问题上之所以犹豫未决，主要是感到突然。因为前两年还是学生时，何伟就常说他参加过共产革命并与中共有过接触。但黄心学、成庆生和父亲这几个好朋友听后，谁也没将此话当回事，估计是都不太相信。因为那时候在他们这些年轻人心目中，加入中共就意味着做一个职业革命者，将脑袋掖在裤袋上，连家带口的显然不行。那次何伟从上海回来后专门来找父亲时突然严肃认真地低声告诉父亲自己就是中共党员——这件事本身就已经让父亲有点吃惊了，因为他从来就没有听何伟说过这样的话——然后，紧接着何伟又问父亲想不想入党？一听之下，父亲在惊讶之余就立即决定下来确实有点勉为其难。其次，父亲也想到，与一人吃饱全家不愁的何伟不同，自己老婆孩子都在身边，泰州老家还有七、八口人需他不间断地拿钱接济呀。想想也对，在父亲看来，那时入党就意味着自己要舍家赴难献身共产革命，总得想一下家里事怎么安排吧？

　　后来父亲才知道，何伟那次到上海去参加全国性救国会组建大会后，又曾悄悄地从上海辗转到了天津并在那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可能是何伟临离开汉口去上海之前跟父亲说自己缺钱的原因所在吧？——作者注）。在奉中共北方局之命回武汉后，何伟与其他两位分散在武汉的党员（据查，这两位隐藏身份在武汉的中共地下党员一位叫习东光，另一位叫王锡珍，王锡珍也叫陈约珥——作者注）成立了中共武汉临时工委，何伟任书记，负责领导整个武汉地区的抗日救国活动。

　　值得指出的是，经考证，那时中共北方局似乎并没有要这个临时工委在武汉发展党员的既定计划。可见，那次何伟问父亲想不想入党可能只是一种朋友间的信任和关心，并非是一种正式的组织意见。当然，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顺口一说而已。这么分析不能说没有道理。比如，何伟的另一个好朋友——黄心学也与父亲一样，都是一年多之后的年底或38年初才先后加入中共的。那时，黄与父亲都是何的最好朋友。如果要发展党员，何伟不会厚此薄彼。何况当时何伟所在的武汉党组织还只是一个刚成立的临时工委，而根据当时中共地下党的工作及组织原则，一个临时工委一般是不会也没有发展党员的任务和资格的。当然，以上都是笔者个人的分析与猜测。最终还须以日后公开披露的史料为据。

　　几个月后，年底，已是中共武汉临时工委书记的何伟又一次来找父亲，还带了一张纸条交给父亲，说他准备去南京和上海执行一个任务，要父亲好好保留这张纸条，不要给任何人看到。纸条上都是些父亲不认识的符号。父亲不懂纸条上那些符号的意思，但他知道这张纸条很重要，于是就把它折叠一下插到自己书桌抽屉内层上方的一条木缝里。从桌子上看不到，拉开抽屉往里面看，因角度不同，也是看不到的。

　　自从那年秋天何伟首次当面问了他是否想入党以来的那段时间里，父亲已想好了家事安排，也下了决心要加入中共，成为一个职业革命者参加抗日和共产革命。为此，在那次见面时，父亲便对何伟很正式地说，他想加入中共，当一个职业共产党人。请他介绍吧。何伟听了非常高兴，就说，好啊，我很高兴我们成为同志。但现在来不及了，我从上海回来后就介绍你入党。父亲还记得，何伟那次来找他说要去南京是穿着一身灰色的西装来的。因为平时，何伟不是学生装就是长衫，是很少穿西装的。谁知这一去，去营救他人的何伟竟然也被国民党逮捕下狱，而他们两人的再见面就是来年9月份了。其时，年“七七”事变已经发生，上海也已经沦陷。

　　根据常情，作为工委书记的何伟被逮捕后，武汉临时工委的工作肯定会处于停顿状态了。这就是说，在何伟被捕的那段时间（年底至年9月），中共在武汉的组织活动基本上是停止了的。但有资料说，那段时间里，习东光与王锡珍这两位工委委员曾与一些进步学生和人士参加过一些进步活动，还自发组建过一个所谓的中共武汉临时党支部，甚至还以这个支部名义发展过党员。但是，根据当时的中共党纪规定，他们自己的党员身份如未经临时工委书记许可，无论遇到怎样情况都必须保密，除非组织上主动联系他们。所以，那个临时支部尽管有他们两个中共党员参加并主持，但囿于严格的组织原则，他们必须对自己地下党员身份保密，不能让任何其他人知道他们的党员身份。所以，尽管有资料说上述这个中共武汉临时党支部在那段时间可能有过发展党员或入党宣誓之类的活动，但因其未经其上级临时工委书记批准，只能属于自发性党组织，均作不得真。当然这是题外话了。

　　对于父亲而言，这两次加入中共的契机因客观原因未能实现其实是有着隐喻意义的。现在看来虽然这只是一段经历，但似乎却在冥冥之中暗示着今后父亲在党籍这一所谓的政治生命问题上可能会遭遇不顺。事实上，整个抗日战争期间，父亲也确实被他的这个所谓的党籍问题折腾得够呛。不知在那一个环节上出错了，父亲的中共党组织关系在他年从鄂北大洪山鄂豫边区去延安时居然被中断，衔接不上了，而且在求证过程中阴错阳差，虽几经努力，父亲的党籍直到抗战结束也始终未能获得认可。这真是一个历史遗憾。（具体历史情况，后续文章将仔细叙述——作者注），

　　年夏离开延安后，父亲随抗大渡黄河东征从一地到另一地，从事的工作始终呈流动状态，工作区域和单位一再变化。而且，由于无论在哪里，所有能够证明自己是中共党员身份的人，如何伟、黄心学和胡绳等当时都不在当地而在其它战区，也无联系方式，无法作证。而能找到的知道父亲党员身份的其他中共党员，包括经父亲介绍到延安去参加革命的那些人，如四叔史金龙（力群）和堂叔史敬棠等，因是兄弟关系且是父亲引荐他们走上共产革命道路的，却又都缺乏足够的证明资格和依据。结果，父亲在证明其党籍问题上的所有努力其实都毫无用处。中间有几次，其上级和同事也曾劝过父亲，要其放弃恢复党籍的努力，重新入党，不要再找证明人证明自己的党籍了。但耿直认真的父亲总是不愿意放弃。

　　年4月，时任《豫北日报》主编的父亲，在得知到何伟下落后，终于经时任太行七地委书记高扬（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任化工部部长，改革开放后先后任河北省委书记和中央党校校长——作者注）同意并派小分队护送，先是从八路军太行第七军分区从河南新乡一路通过封锁线北上到位于河北南部的晋冀鲁豫边区北方局获取许可，然后又一路南下，到位于淮河以南安徽、江苏交界处的新四军七师及中共淮南区党委所在地寻找何伟（当年何伟曾任新四军七师政治部主任，曾希圣任政治委员——作者注）。谁知到了那里父亲却被告知，何伟作为候补代表已经离开根据地去延安出席中共七大了。在父亲求证党籍的途中传来了日本投降的消息。可见这段千里求证旅程有多长。当这一切的努力无果后，倔强的父亲终于想通了，也认可了命运的安排。最后，父亲经苏北一分区回到老家泰州重新入党了。可以说，八年抗战，父亲为了自己的党籍居然求证了七年。

　　党组织关系丢失且未能续接上这事本身也许是人为疏忽，也许是一个故意，或者只是一个意外，但对父亲而言，这段坚持自证党籍而无果的经历无疑是一段让他的自尊和自信不断遭受重创的历史。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虽然此时父亲的入党时间问题终于有条件可被证实了，而且，某些活着的证明人也陆续找到并愿意出面作证了，但此时的父亲却已经失去了再次证明自己是年中共党员的兴趣，坦然接受了现实：他放弃了党龄申诉。不过，在父亲年3月去世后，中共安徽省委史略同志治丧委员会发的讣告上写道：史略同志“一九三八年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似乎承认了他的党龄是从年而不是年算起了。当然，这时再来认可这个问题显然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了。（因《我的父亲》系列文章这次仅写到年，为便于读者了解后续文章中的相关内容，特提前在这里将父亲的党籍求证过程的大致情况予以说明——作者注）

　　何伟这次离开武汉东去上海是奉中共北方局之命设法营救在上海被国民政府逮捕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七名常务委员和执行委员，如沈钧儒、王造时、李公朴、沙千里、章乃器、邹韬奋、史良等。因为被捕的这七人都是当时公认的社会贤达，所以世称“七君子”事件。没想到去营救他们的何伟自己也在上海被逮捕，并被押送到南京的监狱里关了起来。何伟的被捕让刚刚兴起的武汉各界救国会的活动因群龙无首而陷入了低潮。

　　这消息是黄心学来找父亲时说的。父亲听了很吃惊。经与黄心学等人商量，他们一致同意暂时减少武汉各界救国会的活动，以免引起更多的麻烦并造成更多的损失。这样一来，很多原本可以公开举行的抗日宣传活动也都偃旗息鼓，或者转为悄悄地进行了。何伟走后的武汉也平静了很多。此时，父亲除了在汉口大智门公益会和几个纸庄继续干他的秘书和会计工作外，与黄心学、成庆生和蓝志一等老朋友以及其他进步人士还时常来往，打听老友何伟的消息，交换一些民间抗日活动的情况或讨论一下他们该怎么办的问题，在焦虑和苦闷中观察和等待着。这样的日子过了大半年。

　　到了第二年，即年7月，“七七事变”发生，国共合作正式形成，全面抗战开始了。这时，南京政府宣布具保释放七君子，然后大赦政治犯。何伟也很快回到了武汉。父亲的参加抗日和共产革命的生涯也就此掀开了崭新的一页。

因著名的七君子被逮捕，年底，何伟奉中共北方局之命去南京和上海设法营救。谁知自己也被国民政府逮捕并投入了监狱。父亲知道这一消息是黄心学到汉口大智门公益会来说的。黄心学与父亲商量怎么办后，都同意暂缓组织武汉各界救国会活动，看看再说，读书会活动也减少了。

　　大约是年夏天吧，黄心学也因在学校授课时公开宣传抗日曾被国民政府抓起来一段时间，但时间不长，因无其他证据，十多天后即被释放。为此，父亲又紧张了一段时间。为防止出现意外，父亲将何伟临走前委托自己收藏的那张写满了不认识字符的字条从抽屉夹缝中取出烧掉了。在何伟不在汉口的那大半年时间里，父亲与黄心学、成庆生曾多次见面相聚，谈及老友何伟身陷囹圄，不知会有怎样的结果，都很惦记。蓝志一那时虽然忙于汉口慈幼院授课布道工作，但在与父亲见面时，也会问到何伟的情况并祈祷主保佑他。

　　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没多久，大约是9月初的一天，何伟突然出现在父亲面前，告诉父亲说，他被释放出来了，而且是中共周恩来先生亲自到监狱里面点名要求释放出来的。老朋友居然是周恩来亲自要求释放的？父亲有点惊讶。那时候周恩来先生的名声很大。前一年底的西安事变以及年初的国共合作杭州谈判，周恩来代表中共终于与国民政府达成了国共合作抗战的协议，名满天下。（不过，父亲那时候还不会知道，二十年后周恩来先生也曾以中国国务院总理身份亲笔签名任命自己为安徽省物资厅首任厅长——作者注）老朋友有惊无险，别后重逢，父亲很是高兴，还专门叫妻子给何伟烧了几个菜，他们在家里好好地小酌了一下。何伟的回来也使得中共领导的武汉的救国会、读书会以及其他抗日救亡运动得以恢复并更好地发展起来。

　　“七七”事变后，国民政府面对华北危机以及日本侵华加剧的现状，其对日政策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开始从政治、外交上的抵抗和军事上的弱抵抗，甚至不抵抗的对日政策转变为政治、外交和军事上全面抵抗，即全面抗战。“八一三”上海开战后，南京保卫战即将打响，在这种情况下以及在中共和国内各界人士的压力下，南京国民政府终于决定释放所有在押政治犯。“七君子”以及很多像何伟一样的共产党人政治犯都被释放出来了。周恩来到南京监狱里去核对释放人员名单就是在这种场合下发生的。

　　何伟回汉口后，似乎已不再回教会学校教书，而是成为一个职业革命者了。那段时间，何伟忙得几乎找不到人。父亲去他住处几次，要么不在，要么就看见他那里座上客常满，总是见到他在讲话，也总是找不到可以单独与何伟相处谈话的时间。不过那时候，父亲自己也十分地忙。根据何伟的意见，他与黄心学共同组建了武汉救国会武汉壁报队，父亲负责汉口地区抗日壁报的编辑、刻印和张贴工作，黄心学作为壁报队队长则负责武昌及汉阳地区的所有壁报。

　　父亲负责的汉口壁报出了不少期，有些救国会同仁分工编辑和刻印。父亲也亲自编辑和刻印了不少期壁报。壁报刻印和校对好后，就找人到汉口各处大街上显眼处张贴。文章多为从报纸上抄来的抗日消息和父亲及其他同仁自撰的小评论。蓝志一及其所在的汉口慈幼院的年纪稍长的孤儿们也帮助做了不少壁报的分发和张贴工作。那段时间，武汉三镇的大街小巷显眼处几乎都贴满了各种各样的鼓动民众抗日的壁报，下面则常常围满了阅读或观看的人群。这里面就有父亲的一份心血与努力。

　　同样是贴在墙上做宣传，但壁报与后来的所谓大字报有所不同。所谓壁报就是一种由团体而非个人自行刻印的并分贴于墙壁显著处上的手工印刷宣传品，而且其钢板刻写和滚筒印刷都很正规，没有书法功底者就很难刻出好字来。壁报分有版面、标题、文章，有时还刻有版画类图画等，那味道有点像报纸，只是手工刻印而已。所以，办壁报工作量很大，没有几个人分工去做编辑、刻印和分发张贴的事儿是办不起来的。当时，壁报在武汉地区的知识界和文化界很时兴。武汉各界救国会宣传抗日就常用壁报这种形式。

　　父亲那时候还干了一件事值得一说。据父亲回忆，那时他还以职业界救国会干事身份，在他所工作和居住的公益会楼上的一个小礼堂里，组织过一个名叫“晓鸣”的业余歌剧社团，帮他们排练些合唱和抗日小剧目之类的节目。父亲还曾组织过这个歌剧社上街去作抗日宣传，好像在汉口的一家剧场（不知是不是历史上著名的汉口新市场？——作者注）也演出过合唱和话剧。这个歌剧社大部分成员都是从上海流亡到武汉来的爱好音乐的年轻学生。虽说是业余的，但里面一些人拉小提琴和手风琴的水平很高。父亲回忆说，那些小剧目的名称记不得了，反正都是鼓动抗日的。虽说自己五音不全，但能组织这些懂音乐的年轻人用音乐去宣传抗日，他觉得也是挺有意思和成就感的。

　　因对父亲的这段在汉口组织过业余剧团的历史很感兴趣，于是便上网查阅了一下，发现只有政协中山市网上有一篇介绍戏曲名家郑桦的短文说到了这个名叫“晓明”（晓鸣？）的汉口业余剧社。上面说，这位郑桦先生年生人，“曾在上海尚德私塾、广肇义学读书。15岁开始做工，先后当过洋行学徒、英文报馆排字工、海关水手、小学教员、打字员等，同时自学小提琴。年在汉口参加业余《晓明》歌剧社，任小提琴手。年在汉口《大地》剧社演出话剧《回春之曲》中担任小提琴手，演奏由聂耳所作的插曲。同年秋参加《七·七》少年剧团，任合唱指挥。年参加汉口市青年抗敌协会流动宣传队，任合唱指挥兼话剧导演”等。

　　根据此短文介绍，郑桦先生所说的很多与父亲回忆是大致相符的，只是那个“晓明”歌剧社和父亲回忆中所写的“晓鸣”歌剧社后一个字同音不同字，一个是“明”，一个“鸣”。这两个词读音一样，含义也近似。前者是说早晨天亮了，人们该起来了；后者则是说早晨鸡叫了，人们也该起来了。如郑先生的回忆是对的，那么父亲写的“晓鸣”就有误。当然，也许父亲记忆得并没错。而且，父亲在-年间只是组织这个剧社排练一些抗日演出节目和活动，而剧社本身则在两年前的年就存在了。但不管怎样，这也算得上不谙音律的父亲在武汉投身抗日事业的一段佳话吧。

　　此时，父亲虽说可能还没有辞掉大智门公益会的职务，但作为武汉职业救国会发起人之一，他大部分时间都放在了参与组织各种抗日救亡活动上了，经常接待一些来访的要求抗日的青年，并根据他们的特长介绍给相关抗日组织和机构。

　　作为虔诚基督教徒的汉口大智门公益会会长余香山先生是一个慈善家，也是一位开明的抗日士绅。《武汉地方志》对余香山的记载很少，仅见其中《汉口租界志》上记载云：“余香山：商人，热心公益。”其实，余香山先生的所作所为远不止“热心公益”。他在抗战时期对抗战以及对中共的抗战活动曾给与了极大的支持。他默许甚至支持父亲做这些从他的企业以及从大益门公益会角度看也显然是份外的抗日工作。不仅如此，余香山还经常无偿提供中共，即何伟和父亲他们救国会借大智门公益会的场地召开一些公开的或秘密的抗日会议。现在看来，余香山先生当时曾大力支持过中共以及父亲所从事的抗日救亡工作。后来父亲与胡绳先生共同创办的公开出版物，即历史上著名的中共抗日救亡刊物——《救中国》也就是在余香山先生的纸庄印刷出版的。（我未能检索到有关余香山先生的更多的信息，也不知父亲年秋离开武汉后余先生后来的情况。这是很大的遗憾——作者注）。

　　年9-10月间，也就是何伟回到汉口没多久，上海沦陷了，南京会战即将开始。鉴于抗日战争形势日渐严峻，父亲此时做出了一个对其个人和家庭来说都是十分重大的决策，那就是让自己的正怀着二女儿（我的二姐）的妻子孙岫云带领着已经4岁的大女儿（我的大姐）回泰州老家去，好让自己能从家庭的羁绊之中解脱出来，做一个彻底的职业革命者，全身心地投入到抗日救国工作中去。

　　在那个炮火连天、国难当头时期，下决心与挚爱的妻女告别、一个人投身困难险恶的抗日和共产革命可不是一件容易事，也许就会是永别吧。但此时已经下定决心的父亲还是咬咬牙这么做了。那天，父亲给妻子和女儿买好了从汉口到南京以及从南京到泰州的轮船联票（南京到泰州是小火轮——作者注）并将她们送上了船。妻女这么一走，在那个战乱时节对自己来说也许就意味着永别。我不知父亲在汉口码头送他妻女上船回老家时心里是怎么想的？因为父亲始终没有留下只言片语说他当年是经过怎样的思想活动才下了如此大的决心，也没有说当时他的前妻对他的这一决定是否理解或存有怎样的抱怨？但我知道，那时的父亲能够送走妻女全身心投身抗日显然是准备献身他所认为是最神圣的事业了。

　　妻女走了，苦心经营了多年的小家也不复存在了。而父亲一直想做一个职业革命者的愿望可以实现了。但是，父亲肯定为此后悔了一辈子，至少我的两个姐姐后来那些年她们过的几近孤儿的童年也让他感到了自己对家庭，对妻女以及对自己父母的那种深深的却又无可奈何的愧疚。这也是那段时间父亲之所以能做那么多抗日工作背后的故事。不过，父亲事实上也因此而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妻分离、女散失、父母故、兄弟分。

　　父亲在年初亲笔所写的一份回忆资料中曾写到，那时泰州家里，老的老（祖母还在——笔者注），小的小（指我的大姐和小姐，当时一个约8岁，一个约3岁），“一家没有收入，生活靠变卖衣物度日，经常吵嘴。……记不清我妹妹说的哪一年了（大概是四零、四一年），孙岫云（父亲前妻——笔者注）带了一个衣箱离家走了。”父亲还继续写道，“我妹妹说是‘跟人走了，不知道哪里去了。’由于我对这事搞不清楚，我对这两个女孩都说你妈妈出外找我不见了。对别人也这么说的。怕小孩知道了恨他的母亲。大女儿今年已经卅五岁了，仍不知道此事（大姐年生人，年恰为35岁——作者注）。”后面，父亲还写下了这样的话，“有痛苦自己承担，怕孩子们精神上留下一个伤痕啊！”父亲还写道，他问过其前妻孙岫云的弟弟——孙南琴（据说文革前在安徽省邮电管理局工作，后退休——作者注），可是“孙南琴说不知他姊姊的下落，也没有接到过信。是不是也怕我难受呢？”

　　“有痛苦自己承担”。年初写下这些文字时，父亲深藏心底三十余年的痛苦怅然纸上！

　　父亲的前妻孙岫云领着4岁的大姐回到老家泰州后的第二年，即年初，祖父因病去世了。二姐也在那年春天在老家也在亲生父亲不在身边的情况下出生了。由于那几年父亲兄弟五人已有四人先后离家抗日或谋生去了，泰州家里日子过得非常艰难。按父亲的说法就靠变卖家里的东西度日。穷苦的日子是很难幸福的，婆媳之间不睦也是可以想见的。再后来，也许是年或年，父亲前妻孙岫云终于忍受不了这种生活，抛弃了她的两个幼小的女儿离家出走了（父亲生前不确定具体哪一年时间，但现在看来其前妻年出走的可能性较大，因为祖母是在这之后才去世的——作者注）。长儿媳走后，没多久，也就一两年吧，祖母也在无尽想念几个儿子的贫穷生活中去世了。

　　祖母去世前那段时间非常想念她的几个离家出走参加抗日的儿子，也时常抱怨她的大儿子，即我的父亲。去年秋天我到北京时曾听大姐说，那时在老家，祖母去世前那两年经常一个人唠叨说：都走了，都给缄儿带走了。缄儿怎么也不回来看我？（父亲原名史金缄。我的二叔、四叔和一位堂叔都是年和年初先后离开泰州到武汉去找他们大哥，即我父亲去了，但他们全都再也没有回过家，因为作为长兄，父亲除了逐一将他的这几个兄弟推上了危险重重的抗日和共产革命的道路外，自己也始终未能回家看望并告慰他那思儿心切、孤苦零丁的母亲。撰写此文时，每次回味祖母上面说的这句话，我的眼睛都会酸涩潮湿起来：奶奶的晚年太苦了啊！——作者注）

　　祖母史陈氏年去世后，我的两个当年还很幼小的姐姐就由那时也很年轻的姑妈和五叔代养。后来几年姑妈出嫁，五叔结婚，疏于照顾了，我的两个姐姐就过着有一顿没一顿的生活。好在那时出于家风，姑妈和五叔谨遵祖母遗志还让大姐继续在老家读完了小学。但因父爱和母爱的长期阙如，大姐和小姐（二姐）在泰州老家吃了不知多少苦，形同孤儿。这种状况一直到年抗战胜利后，身在新四军淮南路东根据地的父亲才托人辗转将两个女儿接到身边，父亲此时也才见到自己失散多年的大女儿和从未见过面的二女儿。那年大姐敏健13岁，小姐慧澄8岁。

　　但父女三人相处没有多久，内战即将爆发。在父女短暂团圆之后，需要跟随部队转移走的父亲便将已经小学毕业、13岁的大姐敏健送到当时位于所谓解放区的“泰一中”（可能是后来的泰州中学？——作者注）去住校读书并托一位女教师照料。在那里，大姐敏健自己更名为史地。8岁的小姐慧澄（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更名为建国——作者注）就只好又被送回到位于泰州北部的兴化县城里已出嫁了的姑妈家里生活。三年后，大姐中学毕业，正逢国共内战，也即解放战争渡江战役即将打响，刚满16岁的大姐便参加了解放军当了一名卫生兵，跟随苏皖边区卫生部过江一路打到无锡，途中冒着炮火，救死扶伤，立了功，还加入了中共。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大姐史地又考上了大学，学俄语，一直从事俄语翻译和教学工作，离休前曾任中国驻前苏联大使馆一等秘书（大姐夫邵鸿芳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就读莫斯科大学，获副博士学位，时任驻苏联大使馆政治参赞，年因病去世，享年63岁——作者注）。小姐史建国上世纪五十年代末也考上了合肥工业大学，学理工，从事国防科技工作，退休前系第三机械工业部绵阳某研究机构高级工程师，年不幸因故去世，享年66岁。

　　妻女送走后，父亲也就此成为一个了无牵挂的职业革命者了。后来他也搬了家，住到了自己原来工作的地点——汉口大智门公益会楼上，专心致志从事抗日救亡的各项组织工作，虽然他那时可能已经不领公益会的薪水了。父亲在公益会对面的一个小饭店包饭了一个较短的时间。当时，同为职业革命者的何伟和黄心学就住在附近，他俩合请了一位四十多岁的小脚女佣做饭，看父亲一个人吃饭不方便，便要父亲也去他们那里搭了伙。于父亲而言，这样搭伙吃饭不仅方便实惠得多，也能每天与他的这两个老朋友见面，听取他们的意见并交流各自革命活动的情况。父亲与何伟、黄心学三人共同搭伙吃饭延续了整整一年时间。其间，大约是年11、12月份吧，何伟曾回到他河南老家汝南一趟，去主持当地党组织的恢复和重建工作，年初才返回武汉。何伟回来后，黄心学似乎也紧跟着去过汝南一个短时期帮助地方工作。估计黄心学也就是这个时候前后由何伟介绍加入了中共。父亲那时则因与胡绳一心一意搞《救中国》周刊一直待在汉口。

　　到了年8月，黄心学被中共组织上派去河南信阳鸡公山工作后，父亲还和何伟两个人在一起搭伙吃饭了一个多月。那段时间也是父亲与何伟交往最频繁也是最密切的时期。工作中何伟是领导，但生活中两人却是挚友加兄弟。父亲比何伟大上整整一岁（父亲年4月，属鸡，而何伟则是年4月，属狗），私下场合何伟多对父亲口称“缄兄”（没多久何伟也变换了对父亲的称呼：那年10月父亲因创办《救中国》周刊而更名为史略后，何伟在个人交往中则称父亲为“略兄”了——作者注）。

　　年10月的一天，何伟带了一位个子不高、但前额很高的年轻人到大智门公益会来与父亲认识，介绍说这是胡绳。他还告诉父亲，这位胡绳同志是北平大学学哲学的，很有学问，也很有才气。这次组织上要求父亲与胡绳合作创办一种刊名叫《救中国》的正式出版发行的刊物。胡绳作为总编，父亲则作为发行人。但是当时主办这份周刊的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何伟时任部长——作者注）却没有给经费，主要是靠父亲筹款。那时因参与牵头组建了武汉职员救国会，在公益会任职多年秘书和会计的父亲在汉口还有不少人脉，加上当时武汉各界抗日情绪高扬，一开始募捐了一些钱用于创办《救中国》周刊。后来经费越来越紧张时，父亲就将自己送走妻女后留下来仅有的一些积蓄也逐步花到办报中去了。

　　当时为何要将这份刊物起名《救中国》？父亲不很清楚。但在那个抗日救亡最紧迫的年代，父亲觉得这份公开发行刊物取名为《救中国》也不错，而且很切合当时上海已经沦陷、南京保卫战正在展开、中国正处于危亡之际的抗战局面，也很合己意，于是便无任何犹豫地一口应允下来。

　　胡绳原名项志逖，江苏苏州人，与父亲也算很近的老乡了。那时胡绳虽然年仅19岁，比父亲约小9岁，但已在当时的思想学术界小有名气。3年前，他在北大哲学系读书时，曾以胡绳笔名，写过一篇批判北大哲学系教师的资产阶级哲学思想的文章，当时就引起了学界的重视。北大中共地下党组织也曾与其有过接触。后胡绳到上海，为艾思奇、夏征农等马克思主义学者当编辑的《读书生活》刊物撰稿，文笔和观点都很引人注目。刚满18岁的胡绳在年初还曾出版过一本以马克思主义观点为指导的名为《新哲学的人生观》的书。这本书是青年胡绳的代表作，当时影响较大，曾几次再版。后胡绳又受聘为沙千里创办的《新学识》杂志内部编辑。这次胡绳是随着《新学识》杂志一起从上海转移到汉口来的。这时何伟身为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部长。他代表省委要父亲与胡绳合作创办《救中国》刊物应该既是当时国内抗战形势的需要，也是中共中央的要求。

　　年10月，北平、天津、上海相继被日本侵略军占领，南京岌岌可危，国民政府不久宣布迁都重庆，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重要机关先撤至武汉办公，大批新闻工作者和文化人士从北平、天津、上海和南京云集武汉，他们办报纸、编歌曲，演报剧，宣传抗战，鼓舞士气。武汉一时成为全国抗战的政治、军事、文化中心。

　　据说，在抗日救亡的旗帜下，武汉地区在一年之间创办和发行的报刊竟然多达余种，其中，由共产党人及进步人士创办的报刊也有30余种，如李公朴的《全民》周刊，邹韬奋的《抗战》三日刊（到汉口后更名《抵抗》，仍是三日刊——作者注）等。但是由中共直接创办并公开发行的报刊只有两种，一是年1月11日，即中共长江局在年前成立后在汉口创刊发行的《新华日报》（武汉沦陷后，《新华日报》报社迁往重庆继续出版——作者注）。胡绳和父亲负责创办的《救中国》周刊就是第二种，而且，《救中国》周刊不仅出版日期早于《新华日报》，也是年当时唯一的一种由中共创办的合法的同时也是公开出版发行的刊物。

　　父亲与胡绳经过仔细商量并经何伟批准，将此刊定性为时事综合性通俗刊物，初定十六开八版铅印，后经常加印成16页、24页甚至还有48页的，面向工农兵和普通市民等一般民众阅读，周刊，即每周一期，栏目也比较多，据说还有散文和小说。篇幅较大。根据资料，《救中国》周刊注册的发行所就设在汉口大智路韩家巷14号。其实这里也就是汉口大智门公益会的另一个门面地址，就在父亲工作和居住的地方的旁边。从遗存下的刊物看，该刊的主要作者，除胡绳和史略两人外（胡绳是主编，父亲史略是发行人，但这两人也写些文章——作者注），还有史枚、吴敏、徐盈、彭子冈、绿川英子和马识途等。这些人在当时也都是国内比较出名的记者、编辑、作家和理论家。他们的文章鼓舞了国人，也让很多中国人走上了抗战道路。

　　比如，吴敏，也叫杨放之，后来曾任《新华日报》和《解放日报》编委，建国后曾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和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常委。再如绿川英子，也叫长谷川照子，嫁给一个中国留日学生刘仁而来到中国。这个被很多中国人称之为“参加中国抗战的日本女人”，当时在武汉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对日宣传科负责对日播音工作。她就住在汉口的上海路15号，每天她来到设在武汉关附近的怡和街怡和洋行楼上的国际宣传处，用她那柔和而流畅的女中音，说着流利的日语，对日本士兵进行反战广播。当年她的对日广播影响巨大，让很多日本士兵认识到侵华杀戮的罪恶性从而丧失了斗志。她能给《救中国》投稿，真不简单。还有马识途先生。这是一位曾与巴金、张秀熟、沙汀、艾芜并称“蜀中五老”，也是目前唯一一位仍然健在的著名老作家。

　　《救中国》从年10月在汉口创办到年6月因经费不足而暂停出刊（年9月迁至宜昌复刊了一期——有说两期，主编仍是胡绳，史枚等也参与了编辑，但周刊发行人也仍然是父亲史略。但此时父亲则受何伟派遣已经离开汉口到河南鸡公山去了——作者注），一共出了好几十期。

　　从许多历史资料看，很多当年在武汉及其附近地区的参加过抗日活动的人都曾提及自己阅读过甚至组织阅读过《救中国》这一刊物。而且，在抗战胜利六十周年之际，即年，《救中国》周刊还曾被大陆某些现代媒体视为中共在抗战时期的八大报刊之一。其它七种上榜报刊分别为：《新华日报》、《救亡日报》、《大公报》、《生活日报》、《华商报》、《老百姓报》以及《抗敌导报》等。可以想见，年秋在汉口出版发行的《救中国》周刊在当时对于宣传动员民众抗战起到的作用还是不小的。

　　根据当时国民政府刚颁行的《修正出版法》，既然是公开出版物，那么就要有人作为该刊的发行人，也就是出版物的出资人——老板，去当局的主管官署申请报批。当时汉口主管报刊注册核准事宜的主管官署是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在一应审批所需的资料准备齐全后，父亲便将自己原名史金缄更名为史略，拿上这些资料到位于汉口江汉路上的国民党省党部登记报备了。据说，国民党省党部还要将此刊的出版申请上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核批。实际上，由于抗日宣传工作的急迫需要，胡绳和我父亲等不得国民党中宣部的核准批复就先斩后奏自行编辑出版了。在这方面，胡绳对组织稿件早就胸有成竹，而《救中国》的印刷也就在父亲曾工作过的汉口天泰纸庄印务所印刷装订，很是便捷。所以，第一期《救中国》在何伟交办不久后的10月底就成功创刊并出版发行了出去。这种速度就是现在来说也是很不容易的事。之后，《救中国》便每周一期地连续出版了，很准时，一期也没有拉过。《救中国》的刊物发行也很便利，是由汉口生活书店总代理发行的。只是麻烦也跟着就来了。

　　两个月后，也就是出了十来期以后，办刊批复还是没有下来。父亲催过两次也就不去了。大约是年春节前后的某天，汉口大智门警察分局一个警官跑到大智门公益会来找父亲，说是要传唤他，现在就要跟他到警察局去。事发突然，不知何事，也无法脱身，父亲在去警局的路上心里有点忐忑，一直琢磨此行究为何事?但也想不出个所以然来。只好跟着那个警察到了警局。在警察分局一个大办公室内，一位高级警官拿着一本很新的某期《救中国》对父亲大声警告说：你们的《救中国》这本刊物未经批准就出版发行，是违法的，必须立即停刊待批。否则就要以违法论处。父亲听了这话，心里也就有底了，觉得这事还好对付，就对这位警官说：

　　我们刊物上报的手续完全齐备，你可以检查，估计贵省党部批准只在朝夕之间。现在是国难当头，南京已经失守，我们这里很快也要打起来了。宣传和鼓动民众抗日至为重要，法律规定办报要官署批准没错，但官僚主义害死人呀，我们总不能墨守成规，束手待毙吧。警官先生，你们看看现在的抗日战争形势，日本人都要打到武汉来了，作为中国人，宣传一下抗日总没错吧？

　　父亲这段话说得有理有节，踞而不傲，措辞却谨慎得当而不刺激。那位警官听后，略显尴尬，只好就着台阶下坡说：你说得也有道理，那就再给你们一个月时间吧。如果到时上峰还没批复或者驳回，就别怪我们去封门了。最后，那位警官还是很礼貌地送父亲出门走了。父亲知道这一关算是过去了，回去后便将情况跟胡绳说了。胡绳听后笑了笑说，你说怎么办？父亲说，不管他。我们继续干。不过，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对刊物的批复文件没多久还是下来了。汉口警察局也就没有再次生事问罪。

　　年3月，在《救中国》周刊创办大约4个月后，何伟正式提出要介绍父亲入党。这时距离年夏秋之交何伟从上海参与组建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后回武汉首次询问父亲是否想入党已经过去一年半时间了，其间何伟还被捕并在南京关押了大半年。得知自己终于被吸纳加入中共，父亲显得很是平静。因为他觉得自己经受住了中共组织上对他的考验。同志加兄弟的情谊让他与何伟双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父亲的两个入党介绍人，一个是何伟，另一个就是与他合作共同创办《救中国》周刊、岁数比他小9岁的胡绳。胡绳也只比父亲早入党一个月不到。当时入党程序比较简单，父亲写了一个简历交给何伟，也没有候补期，父亲就开始参加党的有关会议了。

　　那段时间，父亲与胡绳一个党小组，三个人，胡绳是党小组长，还有一个李姓同志。父亲在回忆中说到此人姓李，年岁比自己大些，是在中共湖北省委工作的秘书，曾被捕坐过牢，大约也是抗战后的年8-9月间才被放出来的，但名字叫不上来了。父亲说，有一次他们开会，这位李先生还带了一个4-5岁的男孩，说是他儿子。那位李先生还感慨地说，我入狱时，这孩子还在吃奶，现在都这么大了。还有一次，父亲到中共湖北省委去找过他并在那里见到了董必武先生。父亲回忆说，董必武那时已留了胡子，五十多岁的人，跟自己握手，问东问西，很亲切。那个时期，父亲去过八路军办事处办事好几次，分别见过周恩来和叶剑英等中共领导人，但都没有具体接触谈工作，只是点头笑笑之类的打招呼。不知为何，自从两年后父亲离开汉口到延安一直到父亲去世，他自始至终都没有记住这位曾跟他一个党小组的李姓同志的名字。记不住人的姓名本为常事，但这却对父亲今后的所谓党籍问题竟然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因为在那战争年代如果多说出一个可以证明父亲党籍的人的姓名，或许那人就在附近，或许组织上即可很方便地找到此人并由他为此作证吧？

　　根据这些信息我曾查过，父亲回忆中的党小组里的另一个同事——这位李姓湖北省委秘书，很可能是李抱一先生。此人又名李实，生于年，湖北襄阳人，是中共老党员，也是一位传奇人物，曾任中共满洲省委代理书记和江苏省委组织部长，年和年初曾两次被捕（后一次在武汉被捕），年9-10月间经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交涉被释放，年3月左右，也就是跟父亲他们过党小组活动没几次即离开武汉去鄂西北了（难怪父亲没有记住李先生的大名——作者注）。据资料说，李实先生离开汉口后到了老河口创办了新知书店，并筹建鄂西北特委。中共建政后曾任湖北省民政厅长和文教厅长，年审干时被清查，开除党籍，年后恢复党籍，年去世。从李先生的上述经历情况看，无论是年岁、坐牢经历和释放时间、孩子大小、党内职务以及离开武汉时间等，均比较符合父亲回忆材料中所说的那位与胡绳和父亲一个党小组的李姓成员情况。但我对此始终不能肯定。不过写这篇文章时我也发现，即便那些年努力求证党籍的父亲能够想起李抱一先生姓名，但由于李先生一直远在鄂西北工作，还是帮不上一直在太行山抗日的父亲忙的。

　　需要说明的是，《救中国》周刊发行量较大，每期有几千册，少则8-16页，多则24-48页，印刷装订成本不会低。虽说发行由生活书店负责，胡绳与父亲也不拿薪水，而作者稿费总是要给的，所以开销还是挺大的。这是其一。其次，由于《救中国》刊物的读者群主要是普罗大众，所谓的刊物发行很多情况下就等于赠送，真正卖出去的刊物还是很少的。但当时中共湖北省委员会交办父亲和胡绳创办《救中国》时并无固定经费，主要靠父亲的募捐维持的。由于该刊面向基层呼吁抗日，语言直白，文章粗浅易懂，很受民众欢迎，再加上父亲利用他的职业界救国会负责人身份以及大智门工艺会秘书身份认识了不少汉口企业界和慈善界人士并向他们进行抗日宣传和募捐，也曾募得了不少钱款。在中共这个公开出版刊物上，余香山先生也给了很多支持。比如，刊物在天泰纸庄印刷和装订都只算纸张、印墨及工人工资等成本，有时还打折，不足部分就由纸庄自己承担起来。这在当年确实是一种很实在也很了不起的支持。一些熟识的党外人士和朋友，如蓝志一和成庆生等，也都曾帮助募捐过，而且他们自己也还捐过款（他们还在职，有薪俸收入）。而父亲则几乎是倾其所有了。

　　这方面的事在父亲的回忆中没有提及。但据四叔（史金龙，到延安后改名力群）生前对笔者说过：你爸爸曾对我说过，在汉口为办报曾将所有积蓄数百块大洋全部投入进去了。父亲在汉口期间除了办过抗战壁报，就是办这个《救中国》了。办壁报也许花了一些钱，但干那活儿时间短，成本也低，即便贴钱也不会多。现在看来，四叔说的这件事可能就是指的办《救中国》这刊物了。在汉口这几年，父亲的薪水并不高，先是每月三十块银元，后来可能陆续加了一些薪，但最多也不过五六十元吧？因还要养活妻女，贴补老家，父亲那几年能最终节省并积蓄下数百块大洋来确实不容易。年秋怀着二姐的孙岫云带大姐回泰州老家时，父亲可能让她带了一部分积蓄回去。余下的部分积蓄可能全部都被父亲花在这份《救中国》刊物上了。可见，那时的父亲对此刊对抗日无疑是倾注了自己全部心血。

　　《救中国》周刊就这么从年10月一直连续出刊到年6月。这时，日本侵略者和国民政府都开始酝酿武汉会战，很多文化界人士、资产丰饶的士绅以及有条件的中产阶级人士都纷纷撤离武汉。父亲在汉口已经实在募捐不到钱款了，自己的积蓄也花了个净光，难以为继了。在征得中共湖北省委及何伟等上级同意后，中共创办的《救中国》周刊在正式出版发行约十个月后无奈停刊了。在那个战乱岁月里，一份根据抗战需要、几乎都是由个人众筹经费创办的抗日周刊能够一期不落地连续出版发行三十多期，鼓舞了多少民众的抗日热情，这是多么值得骄傲和纪念的事情啊！

　　停刊后，胡绳将主要精力转向了编辑邹韬奋创办的《抗战》三日刊。父亲则继续去办汉口壁报，同时兼搞一下汉口青年抗敌协会宣传队的活动。是年9月，何伟派父亲到河南鸡公山协助黄心学工作。临走前，也准备撤到宜昌去的胡绳叫父亲将《救中国》周刊的国民政府批复和登记证件以及父亲作为发行人登记过的个人私章全部交给他，说如条件许可，也可能会再复刊《救中国》。后来，在胡绳的努力下，《救中国》周刊果然于是年9月，也就是父亲离开汉口到河南鸡公山的第二个月，在湖北宜昌再次出版发行了。此时，刊物的主编仍是胡绳，名义发行人也还是父亲。但这次复刊很短暂，可能只出版了一二期就又再次停刊了，而且是永远停刊了。

　　胡绳是年10月底就去了襄阳。虽然后来父亲与胡绳先生在襄阳还见过面（那晚胡绳拎了一瓶酒和卤菜来父亲临时住处看望和送别父亲，第二天一早父亲就乘卡车去西安并转而徒步去延安了——作者注），但两人之间在工作上的合作还是结束了。父亲与胡绳先生在汉口的这段长达近一年时间的紧密合作不仅加深了双方的了解和友谊，还催生了一份在中国抗战史上留下深刻印迹的刊物——《救中国》周刊。这是值得我们后人纪念的。

　　年9月，武汉会战拉开序幕。国民政府和有条件的企业与个人均纷纷迁往重庆或往更南方迁徙。邹韬奋任主编和发行人的《抗战》迁往重庆，作为编辑的胡绳没有前往，而是被中共派遣到湖北襄樊去办《鄂北日报》了。父亲则比胡绳晚些天，也即9月下旬，就受何伟委派到河南信阳鸡公山的“豫南民运专员办事处”协助专员李相符以及父亲的另一位老朋友黄心学去了。该办事处主要任务是短期培训一些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和豫南附近县、市抗日组织送来的抗日积极分子，再分到豫南地区各县去做抗日工作。实际上，此时的鸡公山铁路林场是中共在豫南地区培训军政干部的一个基地。

　　据父亲回忆说，那天在吃饭时，何伟对父亲说，现在形势紧张，日寇已进攻武汉外围，中共省委机关准备撤到鄂西，他自己也可能要走了。父亲问他要去哪里？何伟说具体还不清楚（中共建政后才知道，是年10月，周恩来要何伟到鄂豫皖区的中共安徽省工委驻地传达中共长江局对大别山地区工作的。后来何伟就留了下来，参加了新四军的工作——作者注）。何伟问父亲打算怎么办？父亲说想去延安中央党校或马列学院学习。父亲向往延安已久，而且他的想法何伟是了解的。因为在这之前，也就是年底和年春，父亲还将自己的四弟史金龙（后改名力群）和另一个堂弟——史金堂（后改名史敬棠）先后推荐给何伟并由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分别介绍去延安了。但那时，日本人正组织重兵对武汉合围，此时直接去延安显然不合时宜。于是何伟说，我同意你去延安。但现在鸡公山黄心学那里很缺人手，你先去帮他。那边工作告一段落你再去延安，如何？父亲答应了。就这样，父亲也与自己最好的朋友何伟于年10月初在汉口分手了。

　　当时父亲根本想象不到，他们这么一分手就是十八年。中间父亲为了寻找他的这位好朋友也是入党介绍人以证明自己的党籍，曾不惜步行上千公里，在交通员和地方部队的护送下从太行山南麓穿越了好几个日伪军封锁线。可是达到目的地——淮南区党委，何伟却在此之前去延安了，没有见上面。直到年，父亲从安徽到北京开会才与当时在外交部工作的何伟见上面了。

　　那次，何伟摆了家宴，他们哥俩终于一叙别后之衷肠

　　前面已经说过，父亲史略（原名史金缄）一共兄弟妹6人，除一个妹妹（史雪芹）外，还有四个弟弟。二弟史金鳌，三弟史金相，四弟史金龙（力群），五弟史金钊。抗战期间，父亲的这几位兄弟所走的道路截然不同，最后的命运也各不相同。这里笔者想在继续叙述父亲离开武汉以后的抗日生涯之前，先将父亲的这几位弟妹，也就是我的叔叔情况分叙一下。父亲在武汉期间，二叔和四叔，还有我的一位堂叔史金堂，即后来当过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及文革初期陈伯达办公室主任的史敬棠，都跑到武汉去找父亲，有的想去工作或学习，有的则想去参加抗日，结果也都通过父亲的引荐和介绍而走上截然不同但却殊途同归的抗日道路。

　　年初，祖父在老家泰州突发脑溢血中风卧床不起，不到一个月就去世了。父亲那时正在汉口与胡绳合作一期接一期地出版发行《救中国》周刊，且事发突然，路途上多有战事，长江客货轮都已经停航了，没有时间，而且就是想回也不可能赶得上回泰州奔丧了。好在年前伤愈找不到部队的二叔史金鳌在年前返回了家乡。二叔将祖父后事料理完也就到汉口来找父亲了。那时大约是年3、4月间。

　　在那之前一年多，即年底，四叔史金龙就已经到汉口来找其兄长谋生活了。那一年四叔刚满18岁，原在泰州一家印刷厂当排字工人，也会一些钳工活，时常修理破旧的印刷机器。四叔来汉后，父亲从切身体会中觉得弟弟读书少（四叔在泰州也读过中学，只是因为后来家贫，读了两年多就辍学了——作者注），就找了自己的朋友（很可能是成庆生或蓝乃真，不过父亲没有明说是哪一位朋友——作者注）将其送到汉口基督教青年会办的一个中学——汉光中学去读书。与四叔几乎同时在那里读书的还有中科院院士邹承鲁先生（那时邹承鲁年仅13岁，是从长沙雅礼中学转学到汉口汉光中学读初中的。抗战后期，汉光中学升格变更为国立湖北师范学院，不知为何年被武汉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并强制解散了——作者注）。四叔在汉光中学在大约读了一年书，也即两个学期就毕业了。年秋，可能就是二叔金鳌到汉口来之前约4、5个月时间吧，在父亲的认可和何伟的帮助下，刚刚毕业的四叔金龙就经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推荐到延安学习去了。

　　四叔史金龙在汉光中学读书期间受父亲影响，阅读了很多马克思主义书籍，加上当时武汉浓厚的抗日氛围，四叔萌生了强烈的去延安学习并参加八路军抗日的念头。那时，何伟已回到了武汉。一天，何伟来找父亲，被父亲留下来吃饭，恰好四叔也来了，见到了何伟他就当场提出自己想去延安学习，态度很是坚决。何伟被打动了。

　　四叔年轻时身材修长挺拔，长得很英俊，也很聪明，思想积极向上，周末和假期常往父亲处跑，经常帮父亲做些印刷和张贴壁报的工作。何伟很喜欢他，也很器重他，经常交办他干一些联络交通和分发传单资料之类的工作，而四叔也每次都完成得很好。那天，听到年轻的四叔当面要求去延安，何伟就问父亲，你舍不舍得你这个弟弟去延安？父亲说，当然舍得。我自己也想去呀。何伟见状便答应安排。那时候，国共两党已经合作。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和陕北公学都通过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在武汉地区公开招生。后者也将输送从全国各地云集武汉并想参加八路军抗日的青年到延安去作为自己的一项重要工作。所以没几天，何伟即通过八路军办事处开具介绍信安排四叔到延安去了。

　　四叔去延安还有一个任务，就是一路护送高士其先生去延安。高士其是留美医学博士，有名的科普作家，因细菌感染，留下终身残疾，经常发病，而一经发病就必须有人在旁边照料。那时，高先生刚从上海经南京来到汉口，坚持要去延安。八路军办事处便安排四叔等人与高士其先生一起走。路上，四叔根据办事处嘱托，对比他大十来岁且身有残疾的高先生的衣食起居尽心尽力，照顾有加。那次是八路军办事处从当时国民政府军政部联系到一辆军用吉普车，由四叔等人陪同高士其一路北上，经郑州到西安，然后再在西安换卡车到延安去的。结果整个旅途也算一帆风顺。高士其先生是当年第一位到延安的留美博士，所以很受中共方面重视。在延安期间，高士其受到了当时在延安的几乎所有中共领导人的接见，后被安排到陕北公学任教，年初加入中共，年去世，近些年被称之为中国的霍金。

　　四叔史金龙到延安后上的是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毕业后又接着上了第四期。四叔其时自己更名为力群，年在抗大学习时四叔加入中共，毕业后被分配至当时刚组建的中央军事工业局当秘书，之后到下属兵工厂做技术管理工作。延安整风时曾遭受“抢救式”甄别和审查。中共建政后，四叔一直从事军事工业管理工作，文革前是四机部上海某研究所所长，文革中遭受冲击，后平反，离休，年去世，享年95岁，去世时被有关方面誉为中国兵器工业先驱者之一。

　　在四叔去延安后，父亲又通过何伟介绍了他的一位堂弟，也是我的堂叔——史金堂到延安去了。史金堂是祖父兄弟的儿子，也是老五房后裔，父亲的堂弟。他在泰州也是中学肄业，但跟父亲一样之前也读过私塾，记忆力特好，为人谨慎细致，文字能力也不错，很有一股少年才气。年幼时，由于年龄相仿、性情相投，堂叔经常到家里来找四叔玩，与大他七八岁的父亲也比较熟识。年夏秋之际，得知四叔到武汉去了，二十岁的史金堂也来到武汉找父亲希望参加抗日工作。何伟见其聪明能干、严谨细致，便安排他做一些宣传、交通以及保卫等外围工作。后来，堂叔得知父亲介绍四叔去了延安，也十分想去，就请父亲向何伟推荐。何伟得知后也是二话不说，即刻照办。这里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何伟在向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推荐堂叔史金堂开具介绍信时，将其姓名史金堂误写成史敬棠。堂叔看到介绍信上史敬棠字样，觉得这个名字也不错，也就将错就错，此后也就以史敬棠为其姓名了。

　　父亲对堂叔史敬棠到延安后的情况不是很清楚，也没有跟我们多说。我只知道堂叔在延安加入中共后进入延安马列学院学习。因勤奋好学，且对中国古代历史和经史子集等典籍颇有见地，年被调到位于杨家岭的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当时这个机构内分为三个研究组：政治问题研究组、经济问题研究组和国际问题研究组。陈伯达为研究室主任兼政治问题组组长，邓力群为经济问题组组长，国际问题组组长是张仲实。中共“七大”后该研究室由张闻天负责，后撤销。但中共建政后即予以恢复，五十年代还叫中央政治研究室，与中宣部及红旗杂志社平级，还是陈伯达任研究室主任，胡绳和田家英任副主任——作者注）。

　　延安整风后期，因其严谨聪慧和博闻强记，史敬棠又被选派到中共领袖毛泽东身边管理图书，以代替生病的江青。四十年代末史敬棠参加渤海区中央土改工作团，与于光远、曾彦修并称土改工作团青年“三杰”。近年报载的毛岸英给史敬棠一封信中所说的事情就是在那个时候发生的。淮海战役后，史敬棠曾南下短期任徐州市委宣传部长（其助手副部长则是后来当过外交部副部长和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的周南先生——作者注），五十年代初即又被调回北京，到刚恢复的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文革期间因受陈伯达、林彪事件影响，坐了几年牢，后平反，被调至中国社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同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后离休，年去世。

　　堂叔史敬棠参加抗日和共产革命后就一直在中共领导权力核心处从事政治理论研究工作，其经历极为独特，耳闻目濡的政治事件很多，也极有才华。但遗憾的是，他没写回忆录，自己署名的著述也不多，多为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或陈伯达等中共领袖撰文提供文献检索及资料性服务。不过，其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署名编撰出版的数千页版面的《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史料》（上、下册），数千页，确是一部记录中国那段毁誉参半的土地改革与合作化历史的很有价值的大型文献性图书（不知道堂叔文革后被平反又被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工作是不是他本人的意愿？但由此可见堂叔直到晚年其内心里居然还有一个试图解决积弊已深的中国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的情结。真值得钦敬——作者注）。陈伯达的《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这部鸿篇巨作也是堂叔帮助编撰的，但最后却没有署名。

　　史敬棠妻子张凛，我的堂婶，也曾是中央政治研究室为数不多的主要工作人员之一，中共党内有名的才女，后为红旗杂志社某部主任编辑并曾在文革初期短时担任红旗杂志主要负责人。年大饥荒后，毛曾派田家英组织一个调查组到湖南湘潭地区进行农村调查。张凛当时是宁乡县花明楼炭子冲调查组副组长。调查后她们形成了一个报告，提出可以参照安徽部分地区的做法，以包产到户方式增加粮食产量，解决农民的困难。此报告经刘少奇阅批赞成后送毛泽东阅处，但最终却被毛否决。毛与刘之间的政治分歧和裂隙也就在此之后产生的。当时，包产到户虽说在有些地方，如安徽，都已经不宣而做了，因为这确实是当时能让中国很多地区大饥荒中的农民活命的最佳途径。但将包产到户这一实践最初形成具体的文字建议并直接呈递最高领导人，在当时却是一个极为大胆的做法，特别是该调查的发起者以及该报告的建议对象都是造成这场大饥荒的主要责任人毛泽东。这种行为弄不好显然是要掉脑袋的。虽说这份报告最终没有让堂婶承担责任，躲过了一劫，但从历史角度看，这份报告很可能是堂婶政治生涯中最有价值的一个亮点。

　　文革初期，即年9月至年8月，堂婶张凛还曾任《红旗》杂志社临时领导小组组长。年夏天的庐山会议后，随着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陈伯达政治上的倒台，堂叔史敬棠作为其办公室主任也被抓，堂婶当然也在劫难逃，屡经批斗。文革后，堂婶身患癌症等多种疾病却得不到很好的医疗服务，后因病去世了。

　　可以说，在近现代中国，堂叔和堂婶他俩都是饱读诗书、才华横溢之人，尤其是堂叔史敬棠，他能够在数十年时间里，无论战争时期还是和平时代，几乎一直工作生活在距中共主要领导人及其群体最近的政治研究机构之中，虽然始终仅仅从事各种秘书性工作，未能得到迅速升迁或外放，但其学识和才智显然是极高的，而且他那谨慎细微的处人之道亦非常人可比。不过即便如此，敬终慎始的堂叔最后居然也未能躲过中共高层之间的权斗，成为了政治倾轧的牺牲品。这是很让人扼腕叹息的。

　　有意思的是，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整个中国参与过中央政治研究室这样一个政治研究枢密性很强的机构中工作的人本来就不多，先后最多不过二三十个人吧，但其中与父亲有过密切交集的却不止堂叔和堂婶这两个人。抗战初期与父亲在汉口合作创办《救中国》周刊的老搭档——胡绳先生上世纪五十年代也曾在重建起来的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过。那时政治研究室主任是陈伯达，胡绳是副主任，还有一个副主任是田家英，胡绳主持日常工作，同时任红旗杂志副总编辑（总编仍然是陈伯达——作者注）。尽管如此，父亲参加抗日和共产革命后的经历也历尽了坎坷与屈辱。

　　父亲二弟史金鳌来汉时，四弟史金龙（力群）和堂弟史金堂（史敬棠）刚先后去了延安。父亲那时心里产生的那种孤寂感可能是很浓厚的——也许，父亲想到延安马列学院或中央党校去学习的念头正是此时产生的吧？为此，二叔的到来着实让父亲喜出望外。其实，二叔早在五年前父亲第二次离开泰州赴武汉之前就单独离家出走到北方去当兵抗日了。这就是说他们兄弟两人近六年都没有见过面了。所以，当父亲看到自己二弟出现在自己面前时的那种惊喜交加是可以想见的。父亲说，那天见面，他们兄弟抱成一团。孔武有力的二叔将他大哥抱起来转了一圈，一是表达一种亲兄弟久别重逢后的激动，还有可能就是想以此告诉大哥，他自己的身体早已痊愈无碍了。

　　在得知二弟也想参加八路军抗战的想法后，父亲很高兴，便立即向何伟引荐了他。父亲知道二弟参加过西北军宋哲元的部队，干的是炮兵，还参加过罗文峪战役浴血抗日，而且负伤前就已是国民革命军的一位团级校官（父亲始终没有搞清楚他二弟的具体军衔——作者注）。他了解自己的这个二弟，性格刚烈豪迈，同时也能坚忍无畏，所以他对曾经身为国民党军队校官的二弟决心改换门庭要求参加八路军抗日的想法一点也不感到奇怪，但对其为何要这么做的深层次原因却并不了解。不过，父亲当时也没有多问，很快就将二叔介绍给何伟认识了。何伟对二叔史金鳌要求参加八路军抗日一事非常重视。与开张介绍信就让四叔和堂叔自己去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报到的做法不同，那次何伟是亲自领着二叔到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去的。

　　过了两三天二叔才回来。他对父亲说，他们同意接受我参加共产革命了，我要搬到他们那里去住，谈工作方便。于是，二叔很快便从父亲住的公益会楼上的宿舍里搬走了。但是二叔具体搬到哪里了？父亲没去过，也没问过。总之，二叔到汉口来以后，父亲对这个弟弟的了解似乎并不多。在父亲的回忆中，父亲好像从来没有弄清楚自己这个二弟的真实政治身份和最后的下落。父亲说，后来几天他们兄弟俩在汉口还见过一次面，但二叔在八路军办事处见过哪些人？如何谈的？以及他这个弟弟最后被派到国民党军队里做什么样的工作？等等问题，父亲说他并不知道。父亲说，二叔只对他说过，他是被中共派到国民党军队里去工作的，而且还有其他人和他一起去，要兄长放心。

　　父亲也曾对我们说过，二叔是被中共派遣返回国民党军队内部做地下工作去了。我们还问过：二叔去的是哪一部分国民党军队？干什么职务？还是干炮兵吗？在那以前二叔就是中共党员吗？对这些问题父亲说他一概不知道。而且，自那以后父亲就再也没有见过他的二弟。再以后父亲得知二叔下落的消息就是他死了。父亲曾回忆说，抗战胜利后他是从姑妈处得知二叔抗战胜利前夕可能死了，但怎么死的姑妈却说不清楚。姑妈还说，那些年二叔还曾在苏州作了大官，有太太，还有孩子。据此，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出于兄弟情谊，父亲还曾有过去寻找二弟媳及其孩子的想法，但后来因没有任何头绪，力所不逮，最后只好作罢。不仅如此，二叔是怎么死的？以及何时死的？父亲更是一个问题也说不清楚。

　　我曾问父亲，何伟叔叔是怎么说二叔的？他说，何伟好像也不了解具体情况，只是说他将二叔领去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向有关部门介绍了二叔情况后就走了，他也不了解组织上具体是如何分配其工作的，但二叔干得肯定是很重要的工作（经查，年底至年，一直负责中共特科工作的李克农到达武汉，时任中共中央长江局秘书长和八路军总部秘书长，分管机要、电台和情报工作。何伟那次领着二叔去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也许就是见的李克农先生？——作者注）何伟对二叔的具体去向不知道还情有可原，但总应该知道二叔当时是不是中共党员吧？我在写这篇文章时也是这么想的。但令人遗憾的是，父亲没问，何伟也没说。结果历史告诉我：二叔始终是个谜。

　　记得年3月下旬父亲去世时，五叔曾来合肥参与治丧并帮助料理后事。那次，我曾问过五叔关于二叔史金鳌的情况。五叔说，抗战胜利前不久他得到消息说，家乡有人看到二叔好像在苏州当了“大官”，可能还是少将，但不知道具体是什么职位，而且得到的这个消息的最后却是：二叔死了。但二叔究竟是怎么死的以及有无遗孀和孩子等问题他也是一头雾水。这个说法与姑妈说给父亲听的相似。五叔还说，抗战那些年二叔从无与泰州家里联系过，就是奶奶还活着的时候，二叔不仅没有回去过，甚至连一封信也没有寄回去过。为什么会这样呢？不得而知。倘五叔此言属实，这就表明抗战时期二叔确实在苏州干过，而且还当过“大官”。然而，在那个时期，苏州甚至整个苏南地区都是在汪伪国民政府的控制下。这么说，二叔当年还当过“汉奸”？

　　带着这个问题我查了一下相关资料。经查，苏州在抗战时期是汪伪政权的重点管辖区域之一。汪伪国民政府在江浙地区设有两个绥靖公署，一是苏州绥靖主任公署，管治苏南及浙江大部分地区，主任是汪伪第一方面军总司令且手中下有7个师兵力的任道援。另一个则是苏北绥靖公署，主任则由汪精卫亲自兼任。

　　任道援此人是江苏宜兴人，发迹于年底南京失守之后。据史载，任道援当时收编了数以万计的散失在各处的国民党军队，投靠到大汉奸梁鸿志于年春组织的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门下任苏浙皖三省绥靖军总司令，年后又转为前一年成立的汪伪国民政府手握兵权的要员之一。这个任道援还时任汪伪国民政府的江苏省主席和伪江苏省保安司令。抗战后期他似乎还曾当上了汪伪政权的海军部长。年后，任道援居然又率军投诚重庆国民政府，获委先遣军总司令，负责南京和苏州一带治安。待国民政府回迁南京后，任道援主动交出所有兵权并自请当了上海寓公以避祸。年在其儿子遭通缉时此公用数百根大黄鱼（金砖）成功贿赂有关关防全家潜逃至香港，无几又迁徙至加拿大终老，年去世，享年90岁。

　　如果年春二叔在汉口受中共派遣打入国民党的军队就是打入到任道援的队伍里，那么这其中也有很多问题没有答案。比如，二叔打入国民党部队时改换名字了吗？如更名，那么更名后的二叔又叫什么名字呢？既然是当了“大官”，还是“少将”（？），那二叔担任的是何具体职务？他又是如何死的？二叔如在苏州，为何不与近在咫尺的泰州老家联系？更让人疑惑的是，二叔既然是受中共派遣而打入敌人内部的，为何死后却迄今未见被哪一级组织上追认为烈士？是中共组织上忽略了还是二叔后来与党组织失去联系脱党了？甚或叛变了？（根据已知二叔的性格，这后一可能性显然不大——作者注）这中间还发生了什么不被外人所知的事情？另外，如果二叔死于抗战后期，他那时也应有三十三、四岁了，如果有孩子，那么他的孩子应该也至少有5、6岁了。可是，二婶和孩子现在那里？可惜的是，上述所有这些情况均已不可考。而现在，因与之有关的当事人均已故去，史金鳌，我们的二叔，他自汉口与父亲分手后打入国民党军队后的经历，无论悲壮或卑鄙与否，也就永远成为了一个谜。

　　不过在写此文时，我突发一想：也许当年说二叔在苏州当了大官并死去了的事儿会不会就是一个道听途说？但二叔与父亲在武汉分手后打入国民党军队之后的经历又是怎样的呢？不得而知。为此，我也只能相信那个传言了。

　　除了二弟和四弟，父亲还有三弟和五弟。对于三叔，父亲生前几乎没有跟我们说过他的任何事情。遍查父亲遗物和亲笔写的资料，提到三叔的仅是在一张父亲亲笔写的有关自己简介的纸上写到的“我有兄弟妹六人，……三弟金相（已死）”这么六个字。

　　关于三叔，父亲没跟我们说过，但四叔和五叔生前也曾跟我们三言两语谈论过三叔史金相。透过这些零碎的讲述，我们只知道三叔年轻时长得十分帅气，肤白体健，也很聪明，只是性格优柔，说话低声细语，与其桀骜不驯、孔武有力的二哥金鳌形成鲜明对比。三叔小时候也读过几年私塾，古文底子和文笔都很好，年少时就很想有番作为。于是，中学毕业后三叔就过江南下到苏州一家报馆当校对去了。那年大约是年底，三叔18岁，父亲那时则刚从武昌分监辞职回到泰州。后来三叔又去了上海，也是在各家报馆干，后来还曾在上海当时某个很有名的报纸的副刊（不知是不是《申报》？——作者注）做过编辑和记者，还曾以笔名发表过一些报道和文章，据说在当地业内小有名气，但很少回家，与家里联系也很少。

　　大约是年初秋，在外面闯荡了七八年的三叔突然从外地回到了泰州家里，而且再也没有出走。可是，过了不久家里人就感觉到他可能有病了，而且精神状态也有点不正常了：有时不分场合，甚至在大街上就突然自言自语地说些话题宽泛但语无伦次、谁也听不懂的话语，或者他开始不想见人，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一两天，或一声不响，或自言自语，不吃不喝也不洗澡（据大姐说，三叔回家后那些年一直单独住在史家大院最北边的一个小院子的三间房里，与祖母等其他家人不在一起住——作者注）。但他的这种发病状况为时不长，没几天就会好起来，然后过一段时间不知为何又会再次发作，时好时坏。听在老家度过童年见过三叔的大姐说，她印象中的三叔长相儒雅，文质彬彬，就是有这个疯病，发病时疯癫谵语，邋遢肮脏，病好时又衣着整洁，随和文雅，言行举止仍像一个正常的饱读诗书之人。

　　我们曾问过五叔，三叔是什么原因导致神经失常的，但先后几次得到的答复不同。五叔曾跟我们说三叔可能是因为生病发高烧把脑子烧坏了，后来再问又说他也不大清楚，三叔病好时也不愿意说，可能是他在上海报纸任职期间时因写什么文章得罪了什么人而受到帮会或日伪政权官方的恐吓？或因婚姻爱情之类的事情受挫精神受到刺激造成的？总之，不管是什么原因，从小聪明异常的三叔的精神失常给祖母的打击非常大。还有一个对祖母的沉重打击就是长媳（即父亲前妻孙岫云——作者注）在三叔回家前不久居然丢下两个女儿不告而别，离家出走了。这两件事先后发生，祖母的身体与精神很快就垮掉了。

　　再加上过去那几年里，自己的几个亲生儿子，如父亲、二叔、四叔等一个接一个地离开故土，都是先到武汉然后去延安或不知去向，但都是离家出走去参加抗日救国和共产革命了。那时，中国的抗日战争正处于全面展开的胶着状态，国共之间也龃龉丛生，各地战事频仍、死人无算。自己外出的三个儿子又多年没有回音，也不知生死如何？穷困不堪的生活现实也让祖母愈发地思念自己的儿子们，身体也变得越来越差了。结果在年春，也就是三叔从上海因病回到泰州老家一年多后，两位姐姐的妈妈离家出走近两年后，整天唠叨着“都走了，都给缄儿带走了。缄儿怎么也不回来看我”（父亲原名史金缄——作者注）的祖母史陈氏怀着对儿子们的怀念和忧伤以及对两个小孙女（即我的两个被其父母丢在家中几同孤儿的姐姐——作者注）的怜惜和不忍因病去世了，享年仅五十七岁。

　　祖母去世后，发病时生活不能自理的三叔先是由年轻的五叔和姑妈帮助照料生活。年五叔离开泰州到海安工作，将自己的住房出租，由其前妻的三伯父，一位名叫佩瑶的长辈，代为收租，以供三叔生活费开支。就这样一直到年，三叔在疯魔了10多年后死了，年仅38岁。但是我记得五叔曾肯定地说过，三叔金相不是死于疯症而是吃刀鱼不慎被卡死的（那年头刺多的刀鱼很便宜——作者注）。也不知真假？不过，可怜的三叔一辈子没有结婚也没有留下孩子倒是真的。

　　在父亲兄弟五人中，五叔史金钊年岁最小，年生人，比父亲小10岁，年在泰州老家去世，享年90岁。五叔一生谨小慎微，承袭祖父账房先生职业，当了一辈子会计。退休前先后在泰州一家蔬菜合作社和一家菜场当会计。五叔年轻时在乡下油坊学生意（学做账），抗战时期给汪伪政权办的一家企业当会计。年，经父亲同事介绍五叔到泰州专区干校学习了一年，后被分配到泰州附近的海安县粮食局工作，也是当会计。几年后，因那段汪伪时期的历史被精简遣送回乡，以后就一直待在泰州，先后在泰州一家蔬菜合作社和菜场当会计。五叔结过两次婚，无后，收养一女，比笔者大月份，我称之为敏姐。敏姐让其大儿子姓史，以承继五叔香火。年春五叔去世时我曾开车赶回泰州老家为其送终，见到了敏姐一家。敏姐夫妻恩爱和睦，子女懂事孝顺，让人欣慰。

　　上世纪五十年代，五叔曾为在泰州的祖屋打过官司也向当地政府申诉过。但结果却让人无可奈何。现将此案例简述此处，也好让后人多了解一些这几十年来所颁行的一些能体现城镇住宅及其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变迁的制度和政策。

　　据五叔生前所述，抗战前和抗战期间泰州史家大院先后有十多间祖屋被祖父和祖母租给他人居住，在家的家人则靠此租金生活。但这些租约不知为何都只约定了租金数额而未约定明确的租期。祖父和祖母于抗战期间先后去世时，家中均无钱安葬，五叔和姑妈便向此时某位租房最多且已富裕起来的承租人先后两次借款若干，算作租金预支。而此时这位承租人早就当起二房东，将所租房屋转租多间予他人以赚取价差牟利了。

　　年五叔为此打官司向这位承租人拟索回其非自住的厢房四间和堂屋三间的祖产，法院最后裁判五叔（原告）分三年归还承租人预支款的仍欠部分（看来当年预支的房租金额不小，后因家贫始终未能还清——作者注），被告（承租人）在收讫欠款后返还所租房屋。这个判决本很公道，但无想第二年大跃进时对城市私房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史家老宅房屋，包括官司申诉中的承租人非自住房屋以及其自住的两间半房屋在内，史家大院几乎所有祖宅，包括自住及祖父母租出去的房屋均被改造了（当时所谓私房改造其实就是一种变相的房产没收，即将私房性质改为公房，由公家代为收租并支付给私房主一定的定息。该定息一般为原租金的一半或三分之一，实际上更低——作者注）。

　　根据当年这一私房改造政策，父亲一家祖传的十几间房屋外带两个独门小院子的偌大物业就由政府一纸文书改为公房了，此时房主五叔就只能从政府处而不是承租人处拿定息了。这样一来，那场诉讼及其判决也就不作数了。就这样，政府公房的定息也只给了七八年。到文革期间，五叔不仅连定息也拿不到，所有祖宅房子也成了国家的财产。据五叔说，政府那些年给的所谓定息，十几间房屋外带两个小院落的大宅，五叔每月拿到手的定息只有区区5块钱，后来居然又减为3块钱（不知道五叔说的这点儿定息可能是仅指家里租出去的部分抑或仅是指官司诉讼中所指的房屋？——作者注）。再后来到了文革，政府代收房租并转付的定息被当作剥削全部取消了，五叔就一分钱收入也没有了。这就是说，政府将私房改为公房，说是代收房租，几年后却拒付房租于原房主而将房租连同房产一并划归自己的收入了。

　　于是，经过所谓的社会主义私房改造和文革，这十多间房产以及带有两个院子的祖宅连同十来亩宅基地也就与我们史家没有任何关系了。后来这片老祖宅院落被当地政府交给卫生部医院。最后，五叔一家无奈搬到原建于老宅大院墙外所附的一个菜园子中的一爿仅有两间房的厨房去居住了。五叔去世前几年，又逢拆迁，这间位于泰州老城西门处的由老宅厨房改装的面积约50平方米、周围还有至少一亩地菜园子的住房，最终又被置换成了位于泰州市西北郊新建的一个动迁安置小区里一栋简易楼房底层的一套约70-80平方米且只有土地使用权的房子了。

　　年改革开放最宽松时期，国家似乎感觉到二十多年前城市居民住房社会主义改造中存有的错误做法和失误，曾颁发了文件对年的所谓私房改造中的蛮干和错误试图予以纠正，但地方政府在执行中实际上可能也不是那么坚决。当时得知这个消息，五叔心中燃起了索回部分祖产的希望，也曾努力向当地政府申诉过。刚开始得到的回答竟然是，你如果是台湾人或是海外华侨就好办了。五叔不为所动，坚持申索，于是当地政府就出了一个难题，要求五叔的那两个仍健在的但离开家乡已快五十年的哥哥（即我父亲和四叔——作者注）与五叔一同提出申诉才受理，否则申诉无效（我纳闷，要回房屋产权就需要产权所有人共同声索，那当年将史家祖宅改造成公房时咋不征求五叔的两个哥哥，即父亲和四叔的意见呢？——作者注）。五叔无奈只好向当时在合肥的大哥和在上海的四哥分别提出了兄弟联名申诉的要求，结果却在他大哥面前碰了壁。

　　那一年，同样身为中共老资格党员且拥有一定政治地位的父亲和四叔均不约而同地对祖宅维权一事表示了沉默：他们回绝了与五叔联名向当地政府提出索回祖产的要求。结果可想而知，几经努力的五叔最后也不得不放弃了索回祖宅的奢望。我不知三十年前父亲和四叔他们兄弟俩是怎么想的，也许是多年的政治运动和文革让他们心有余悸？或许是另有他因？但我想，更多的可能是，共产主义革命消灭了私有制，也一并消灭了很多老共产党人心中的私有财产权概念和维权意识。（那年，在上海的四叔力群曾专门写信给在合肥的父亲问及他大哥对此事的态度并表示他将以兄长的意见为准——作者注）

　　上世纪七十年代，四叔养女敏姐结婚了，有了孩子，前妻去世已多年的五叔此时也要再婚了，再在那两间厨房改装的房子住下去显然也不合适了。五叔便搬了出去，住进了五婶原住的公房。三十多年前我去过五叔的住处。此房位于一条老巷子口处，门朝北无窗，面积最多八、九平方米，除放有一张大床和在角落上放置的一个木柜和一张书桌外，只能容两人站在过道那里了。由于没有窗户，白天只靠铺着小瓦房顶上的一片玻璃瓦采光。那间房内阴暗潮湿，人待在里面一会儿就感到凉阴阴、冷飕飕的。可以想见，此屋冬天将是如何的寒气逼人？不幸的是，五叔也遗传了史家老五房后裔呼吸系统不好的体质，住在这样阴冷潮湿的房子里对他的病只能是雪上加霜。他果然很快就得了哮喘病，然后是肺气肿，再就是肺心病，最后也是死于这个让他痛苦了后半辈子的病症上。五叔的整个晚年，包括那么多个寒冷的冬天，都是在这么一个恶劣的居住环境中度过的。

　　年春，我借去扬州参与主持一个中国科技情报学会学术会议之机顺便到泰州老家去了一趟，也看了一下史家老五房的祖宅——史家大院。当时，那一大片祖宅中原属于祖父母的那近乎四分之一的医院，白墙、绿门、红十字标志，病人和医护人员不少，院子里和回廊上人来人往，各诊室进进出出的，但很是静谧肃穆。敏姐一家则住在离原祖宅大院墙外十多米远的那两间厨房改装的住房里，虽说狭小，倒也还朝阳干燥。而患有气喘病的五叔五婶却只能挤住在数百米外的一条巷子口边的一小间阴冷潮湿的房屋里。

　　那是我第一次回泰州老家，目睹那一切后产生了如下想法：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一条“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收入、储蓄、房屋和各种生活资料的所有权。”宪法第十二条还规定“国家依照法律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的继承权。”遗憾的是，这些庄严的宪法原则在其颁布之后推行的城市居民私有房产社会主义改造上不仅没有得到任何体现和贯彻，而且在21年后的年重新制订颁行的文革宪法上却被彻底地否定掉了。这意味着，文革期间及其以前，政府否定了年宪法，而国家则不再保护国人的私有财产权了。

　　我必须说，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改革开放和拨乱反正纠正了很多历史上的政策错误，但遗留问题仍然很多。全国各地普遍存在的私房改造问题就是其中之一。

来源：爱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