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Saying:

笔会的老朋友董鼎山先生于年12月19日上午在纽约去世，享年九十三岁。

董鼎山先生和文汇报的交情，始于这张报纸的创办之初。网上关于他的介绍都会说“在上海复旦附中读书时即开始为柯灵所编刊物撰稿”，“17岁起给柯灵主编的《文汇报》文艺副刊投稿”。本报创办于年1月25日，前述的“文艺副刊”，就是笔会的前身“世纪风”。

本报老报人郑重先生在年7月24日发表的《抗战期间的〈文汇报〉》一文中说：《世纪风》于年2月“在硝烟之中”，“脱颖而出”——

“自上海成为孤岛，许多文艺刊物停办，作家也只好蛰居在家，搁笔观望，文化界是一片萧条。自柯灵创办《世纪风》副刊，作家们自是喜出望外，个个拿起笔来，给予支持，投入反侵略战斗，上海文学也从此开始复苏。《世纪风》周围有一批有名的杂文作家，如王任叔、唐弢、周木斋、孔另境、陆象贤（列车）、文载道、周黎庵等，也哺育了一批新秀后来成为有影响的作家，如黄秋耘、何为、刘以鬯、董鼎山、黄裳、徐开垒、沈寂……”

“董鼎山”这个名字在内地报纸上的回归，始于年12月16日的文汇报笔会。这篇《卖文为生的专栏作家》，是董先生给我们写的“美国文化缩影之一”。囿于邮路不便，这篇“一九七九年九月于纽约”的文章，过了三个月才登出来。但是，一扇窗口，从此打开了……

这里刊发董鼎山先生在笔会发表的三篇旧文，希望可以略尽本报同仁的依依之情。众所周知，董鼎山先生的文章都不长，恰也像极了他为一本书的题名——“小的是美好的”。

与米洛兹共进早餐

刊年3月13日文汇报·笔会

我事前没有约请与他共进早餐。我们的相聚是偶然的。我们一起参加了年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第22周年庆祝大会。昨天我们一起参加了“社会与作家”这个主题的讨论会。今天早上我坐在自助餐室吃早饭，一边喝咖啡，一边摊开《纽约时报》时，他从外边进来。他的斯拉夫族脸上最惊人的特征，便是两条几乎向上直竖的眉毛。他的健壮的躯体与轻快的步伐掩盖了他的真实年龄。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波兰诗人札斯劳·米洛兹看见了我，就大踏步过来问我是否可与我共进早餐。

“当然，”我回答。“这是我莫大的荣幸。”

他去取了他的早餐：一杯橘汁，一杯装了袋茶的热水，两片烤面包。很简单的早餐，很快就用完了。他的动作都很迅速，他的英语带有浓重的波兰口音，但是听来没有困难。他是会上的“明星”，昨天会上与会者的讨论和反应都很热烈，但是没有机会作私人的谈话。因此在他喝了茶，我喝了咖啡以后，就向他提了一些私人的问题。

我问他有没有直接用英文写诗(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俄裔布罗德茨基到美国后就开始用英文写诗——后补记)。他说他从未。他的所有诗作都是用波兰文写的。但是他认为一个以文字创造意象的艺术家不应受文字的约束。

我问他的同裔同行尤赛·柯辛斯基的近况，他微笑了一下，没有直接作答。柯辛斯基年纪比他轻，在美国写了不少小说，以《上了漆的鸟》一书成名，在纽约文艺界和社交界出过一阵风头。但是前几年忽然有传说，这位出风头的作家的英文并不好。我问过好几个编辑朋友，他们有的说他不会写英文，有的说他是交际家，也许因为锋芒太露，遭人妒忌。但是自从这个传说张扬出来以后，柯辛斯基就很久没有新作问世了。米洛兹究竟是个大家，他对我的好奇问题淡然一笑说:作家应该勤勉写作，不要做“社交蝴蝶”。他又自言自语说:“社交蝴蝶，这个外号真配得上他。”

仿佛想起来什么似的，他话没有说完，就起身告别，说要回到房子去“工作”了。

我望着他的坚实的背影，一边想着他刚才的话。

与金斯堡为邻

刊年5月20日文汇报·笔会

“垮了的一代”诗人亚仑·金斯堡的逝世令我意识到一个时代的结束。他活了七十岁，与我是同时代人物。我甚至可以说与他在同一文艺气氛中成长：我作为一个有兴趣的读者，他作为一个不断扬名、有特别风味的创作家。他长期在纽约居住，我们可以算是大邻居：他住在东十三街靠第一大道，我住在东十九街靠第二大道。虽然他的邻区是穷苦艺人作家集居地，他不以为意。他的后期盛名已令他脱离穷苦的牢笼，但他仍愿与一些收入微薄的诗人与画家为伍。他始终没有摆脱落拓派气态，这是我对他敬重的原因之一。

有时我兴致来了，在一个星期日晴空下午，会步行到东城下区去蹓跶，地区虽不整洁，那里多的是青年勃勃的生气，来自外地与本城的游客众多。画廊展出前卫派青年画家作品，餐馆各种各色(印度菜、中国菜、犹太菜、乌克兰菜、波兰菜、菲律宾菜……)，价廉物美。就在这类场合中，我偶然会见到一个面貌熟悉的身影，在人群中徐步踽行：秃顶，悬了后脑的长发，丰盛的胡须，厚厚的眼镜片，缺空的门牙……他的衣饰随便，很可被人目为无家可归者(homeless行乞者，纽约街头多得很)。一被行人认出，他就会受到青年崇拜者包围，兴致一来他就站在一个教堂前石阶上向众人朗诵诗。

他的波希米亚生活模式是著名的。他从不因享了盛名而具有对奢侈生活的企望。他是同性恋者，与他的“爱人”已同居了四十余年。四十年代时他是哥伦比亚大学学生，结识了后来以《在路上》著名的杰克·凯鲁亚克与后来以《裸体的午餐》著名的威廉·波罗斯。他们的写作产生了所谓“垮了的一代”。到了五十年代他的新诗《嚎叫》出世，当众朗诵，立时把他升为当时文艺界的传奇人物。就在那个时期。我在布鲁克林高地的文化界朋友家中开始熟悉了他与“垮了的一代”作品。

六十年代是美国社会最动荡的时代，金斯堡的革命性诗作触动了青年男女的心弦。他参与他们的反越战游行、黑人人权运动。社会习惯禁例的打破，造成大群人士吸毒与性自由的现象。他的同性恋成为公开的秘密。不少“垮了的一代”诗人作家因吸毒或酗酒过度而早逝，金斯堡是硕果仅存的一位，他的逝世表明一个时代告终。不过他于年出版畅销的《诗集》已把他挤入当代美国文学主流。他不再被目为旁门邪教的诗人。

也忆石挥

刊年6月27日文汇报·笔会

黄宗江自加州寄给我一张他在文汇报五月八日、九日所发表的《我记忆中的石挥和蓝马》的影印，令我感慨万分。我在纽约看不到文汇报，不过四月间，在上海时与“笔会”编辑订了君子协定:我供稿，他将剪报送我。我想宗江大概也有同样的“约法三章”。他目前自北京来美，住居在加洲女儿的家中，大概要过一年半载才回去。我们在外替国内写稿的就是苦于见不到自己文章的刊印。编者寄剪报越是快，我也寄稿越勤。不过这次寄稿是自发的。读了宗江那篇忆念的文章，我的思潮涌发，控制不住，不得不迅速写下来。

宗江是个老友，虽然在他文中所述的青年时代我们尚不熟悉。不过他述到年和年在上海与石挥同台演戏的一段时间，我也恰在上海。我是话剧迷，经常到辣斐德路的辣笑剧场观剧。上海剧艺社那时是最出名的剧团，重要的导演有佐临、于伶、顾仲彝等，重要演员有石挥、蓝马、夏霞、韩非等。我记得我所最崇拜者是《撒谎世界》剧本编译者李健吾，曾经写信向他打听可否人社实习，结果我去了孔令境所办的华光剧艺学校上夜课，在那里初识了后来成为电影大导演的谢晋。

话扯得远了，这里我所要谈的是我的印象中的石挥。四月间我在上海首次在友人间闻到石挥惨死的详情，毛骨悚然。这样一位天才的牺牲是谁的过失?由于我与他相当熟悉，他的生命终结的惨况(即使是这么多年后)，特别令我心惊肉跳。五十多年前，我与著名剧评家麦耶常在剧院后台厮混，与著名演员们称兄道弟。石挥就是其中一个，还有一个是白文(宗江那时恐已去了重庆)。

宗江把石挥形容为“忧郁，阴郁，严峻，严厉”，有时甚至“冷酷”，与我的印象完全不同。不过他当然不能与宗江的豪放、开朗、唠叨的坦率性格相比。把他俩放在一起，我可看出鲜明的对照:宗江嘻哈善谈，石挥沉默寡言。他们两人的演技，即是在青年时代，已是炉火纯青的老练。

我对石挥最活现的印象是在圣约翰大学校园中，那时“约大”是个时鲜的地方。某次石挥、白文心血来潮，要前来听课当旁听生，请我帮他们办理手续，英国文学系开了“现代戏剧”一课，由影剧界名导演姚克主讲。两位名演员要听课当然不成问题。我记得那天讲的是尤金·奥尼尔。上午十时我到校门口去接他们，两人都是衣冠整齐，高高兴兴的。一会儿他们就被一群服饰时髦、活泼可爱的女生包围起来。我突然一想，这可不是他们来此的原由。不过课堂中姚克(他们的戏剧界师傅)还是热心地欢迎他们。英文系的讲授当然是用英语，不久石白两位就不再来上课。但是我可以说，在圣约翰校园我所见到石挥的是他最开怀痛快、和霭可亲的一面。我与弟弟和他打浑开玩笑，他一点也不在乎。

我与他最接近的期间，是昔翰剧团(上海剧艺社的后身)在卡尔登戏院(现长江戏院)上演《大马戏团》期间，他所饰演的慕容天锡角色动人心腑，演技的精巧是前未见的，把中国的话剧正式提人了舞台艺术之堂(他当时的破天荒成就令我后来想到美国演员马龙·白兰度)。《大马戏团》连演四十天七十七场不衰，最后他终于困不支而在台上晕倒。我当时在谈话间曾问他何不在写作上一施身手，把他的演剧经验书写下来。果然，他的《慕容天锡七十天记，——从受胎，育成，产生和灭亡》一文在一本杂志发表后，轰动一时，成为演员们创造角色性格的圣经。那时我们都只是二十岁左右的青年。由于我是喜欢写文章的，我不但敬佩他的演技，也惊服他的作文天才。后来他曾一连写了好多篇有关演技艺术的文章(被魏绍昌编入《石挥谈艺录》一书，上海文艺社年版)，极受读者欣赏。这样一位天才明星的受迫害的殒落，是中国文艺界大损失!

………………………………………………

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