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是胡适的得意子弟，因信念不同分道扬镳，死前头发被拔光，骨灰下落不明！

最近在读吴晗。

因为喜爱其文章，所以，对其人生经历也抱有好奇。

吴晗，原名吴春晗，浙江义乌人，著名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现代明史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其代表作品有《朱元璋传》、《明史简述》、《读史札记》、《历史的镜子》等等。

吴晗出生于年，时为清宣统元年，正是统治了国人数千年的封建王朝的倾覆之年——3年后的年，有年统治史的清朝彻底覆灭。他的出生，注定逃避不了动荡与沉浮、毁灭与新生。

吴晗的父亲吴滨珏是前清秀才，算得上是书香门第。

读书人的家庭，家教都颇严，吴家也不例外。只是，少年吴晗，却并不是一个“乖孩子”。

吴晗不仅早慧，而且早熟。12岁时到金华读中学，广读博览，一边吸收梁启超变革维新的思想，一边还学会了打麻将、抽烟，逃学旷课，所有坏孩子的特征，他无所不有。

在那个动荡的时代，吴家也深受影响，因而，吴家的经济时常颠簸于温饱与小康之间。吴晗中学毕业后，因家道衰落，遂在本村小学教书，赚取一点工资贴补家用。

那一年是年，吴晗26岁。

那种一眼能看到头的生活，并不是他想要的。在乡村蛰伏两年后，独自离家出走，辗转来到杭州，并考入之江大学预科。

之江大学是一所教会大学，由基督教美北长老会和美南长老会联合创办，为当时中国13所基督教教会大学之一。其余12所分别为燕京大学、齐鲁大学、东吴大学、圣约翰大学、华西协和大学、华中大学、金陵大学、福建协和大学、华南女子文理学院、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沪江大学、岭南大学。

之江大学因为它在体制、机构、计划、课程、方法乃至规章制度诸多方面，更为直接地引进西方近代教育模式，从而在教育界和社会上产生颇为深刻的影响。

但是，一年后，之江大学因故停办。吴晗又前往上海，考入中国公学。

吴晗少年聪慧，自小就对历史产生了浓厚兴趣。进入中国公学不久，吴晗写下《西汉的经济状况》一文，受到时任中国公学校长胡适的赞赏。从此，吴晗与胡适结下不解之缘。

能得到胡适先生的赏识，给了吴晗以极大鼓舞。年3月，吴晗径直写信向胡适讨教自己在整理《佛国记》时遇到的问题。不久，胡适离开中国公学，就任北平协和医学校董事，不久又获聘北京大学文学院长。吴晗也放弃在中国公学的学业，追随胡适北上。

进京后，吴晗已身无分文，经人介绍，吴晗由顾颉刚安排在燕京大学图书馆当馆员。此间，他写下《胡应麟年谱》，并以此成为他正式研究明史的开端。为此，吴晗再度写信向胡适讨教，胡适在收信的第二天即给吴晗回信，对其作品大加赞赏，并约吴晗“星期有暇请来谈”。从此，吴晗正式成为胡适的“弟子”。

吴晗本来想追随胡适进入北京大学的，但是，入学考试却考砸了。北大的入学考试，需考文史、英文和数学三科。他的文史、英语均得满分，而数学竟然考了零分。按北大规定，三科中有一门零分者，不得录取。胡适因而被北大拒之门外。

随后，他改考清华大学，结果，他的文史、英语仍为满分，数学又交了白卷。但是，清华却对吴晗网开一面——清华以文史成绩特别优异为由，破格录取了吴晗。吴晗遂成为一名“清华人”。

吴晗进入清华时，但是，家道基本败落。因为要入清华攻读，他的燕京大学图书馆馆员被迫放弃。那可是吴晗的生活来源。

胡适知道吴晗的困境，在吴晗被清华录取后没几天，即给当时清华的代理校长翁文灏和教务长张子高举荐吴晗。胡适在给翁张二人的推荐信中写道：

“此人家境甚贫，本想半工半读，但他在清华无熟人，恐难急切得一个工读机会。他若没有工作的机会，就不能入学了。我劝他决定入学，并许他代求两兄帮忙。此事倘蒙两兄大力相助，我真感激不尽。”

胡适还大力向二人介绍了吴晗的学术水准，吴晗因而顺利成为清华大学史学系的工读生，专攻明史。

吴晗作为清华学子，师法的却是胡适这位北大先生的治学方法。吴晗在清华读书期间，常常会去北大拜访胡适，就治学方面的问题求教于胡适，胡适是有求必应。

另外，两人还书信频频，胡适在给吴晗的信件中，也对其进行了多方面指导：“治明史不是要你做一部新明史，只是要你训练自己做一个能整理明代资料的学者。”

因而，吴晗曾表示：“光耀所及，四面八方都是坦途。”可见胡适对他影响之深。

因着胡适的关照，吴晗在清华兼职工读，待遇颇为优厚，足够满足求学之需。

没有了后顾之忧的吴晗，果然不负胡适的期望，在清华读书期间，先后写下四十多篇文章，其中《胡惟庸党案考》、《〈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明代之农民》等文，颇受当时史界名流青睐。

吴晗毕业时，在自己的毕业照上题写着胡适的名言：“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少说些空话，多读些好书——录胡适先生语。”

大学毕业后，吴晗留校，在清华大学讲授明史。

如果不是国际国内局势风云突变，吴晗也许会似有胡适在治史之路上越走越远，其学术地位也许另有新高。

但是，日寇的铁蹄却踏翻了中国的书桌，这让有着爱国激情的吴晗，最终与恩师胡适分道扬镳。

两人的分歧源于年。

20世纪30年代，中国有着动荡中的平安，这给觉醒的知识界一个自由探索的空间。年爆发“九一八”事变，东三省沦陷，群情激奋，也冲击了貌似平静的知识界。

首先被唤醒的，是广大青年学子，请愿活动此起彼伏。任教清华的吴晗，虽然未厕身其间，但他毕竟是血气方刚的热血青年，更是一位爱国者，所以以自己的方式积极支持。

为此，年1月30日，他专门写信给胡适，指责当局，并希望“先生也同样地予以解决的方法并指示一条应走的路”。胡适没有回答。他于年6月27日发表的《赠与今年的大学毕业生》一文，继续倡导其“读书救国”的理念。

但胡适在给北大毕业生开出的“药方”中，同时要求学生们“总得有一点信心”，算是对吴晗来信的一点回应吧。

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吴晗应聘到云南大学任教授。吴晗因对现状日益不满，逐步投入抗日民主运动。

此时，由北大、清华、南开等组成的西南联大亦南下建立。年，吴晗离开云南大学，回到西南联大任教。

只是，那段日子的吴晗，过的是朝不保夕的艰难生活。

年，西南联大在四川叙永设立分校，吴晗被调往叙永分校，且非去不可。校方所发的旅费去四百回九百元。这笔钱坐长途汽车是勉强够的，但是，当时他的爱人袁震身体不好，不能坐汽车，只能乘飞机。

袁震是湖北光化县人，年长吴晗两岁。18岁时考入武汉大学攻读史学，年，23岁的袁震又考入清华大学史学系，并很快成为清华屈指可数的才女。

但是，命运却给袁震开了个残酷的玩笑，袁震在一次回家看望父亲时，被父亲传染，也患上了肺结核，进而转为骨结核，从此便卧床不起。

袁震因为长期生病而无法上学，清华大学只能取消了袁震的学籍。在此期间由于发表文章的机缘，袁震与吴晗相识并相恋。年后，吴晗应云南大学的聘请到了昆明，袁震还被固定在病床上，只得留在北平治病。年，他们在昆明结婚了，那一年，吴晗30岁，袁震32岁。

为了凑够机票钱，他们卖光所有的家具，在昆明住了半个月旅馆，天天到航空公司催问，天天跑警报。

结果，到了叙永，袁震就病倒了，一直病倒离开四川，前后七个月，闹得倾家荡产。

回到昆明后，无法还债的吴晗，只好把在云南几年来所收集的几千册书和拓片，扫数卖给清华大学，伤心之至。第二年，他打破以往不写的春联惯例，自撰一联以抒愤：

书在天禄阁，

人在阳首山！

即使是变卖了书箱与拓片，也难解燃眉之急。先是爱人旧病复发，接着家乡沦陷了，老母弱妹衣物荡然，无以为生。物价天天在涨，实在没有办法维持下去了。

都说天无绝人之路，刚好，他的一位旧友从重庆到昆明来，提出一个救济计划，说是在重庆筹了十万元，打算请十个朋友，每人写一本小书，从八万字到十万字，稿酬是一万元。分二期付款，第一期预支三千元，交稿一半再支四千，余数交清稿时付清。

朋友提议他写一本《明太祖》。

一万元在那时候是个大数目，抵得上半年多的薪水。困境中的吴晗，不得不同意这份约稿。先拿了三千元，寄回家二千元，一千元作病人的医药费。

他花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利用上课买菜打杂的余闲，完成了《明太祖》一书（解放后增补为《朱元璋传》）。

但是，出书的结果，却让他非常不爽，原来，出版人不讲“武德”，将他的一本，分作两本书来一同出版，即《明太祖》与《从僧钵到皇权》，两本书的内容完全相同，连原稿也从此无下落。

出版社是当时的官办出版社，所以，此事给吴晗的触动很大。出版家的道德令其愤慨。为表达其不满，他还专门撰文披露此事，并在文中强调：“我诅咒这本小书，也诅咒我自己。”

正是在昆明的那几年，吴晗的思想得到了根本性的转变。国难当头之时，官员们的腐败传闻沸沸扬扬，我地下组织则利用“云南王”龙云与蒋光头的矛盾在西南联大积极活动，鼓动师生反蒋，并与吴晗多有接触。

国难、贫困、艰辛、腐败传闻交织在一起，加上吴晗好友张荫麟教授因肾病不治去世，更加增加了吴晗对当局的仇恨。

年7月，吴晗加入民盟，并开始全面抛弃胡适的“读书救国”论：“长一辈的上一时代某些青年呢？却脑满肠肥，装作笑脸劝导着‘稍安勿躁！国事我们自有办法，青年还是读书第一，不必受人利用。’”

至此，吴晗从一名历史学家变身为社会活动家，在党组织的支持下，积极投身各种反蒋活动，态度越来越尖锐，对反动派的批判越来越激烈。

只是，自此以后，他再也没写出一部像样的史学著作。

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解散，吴晗前往上海。吴晗在上海时，恰好胡适也在，吴晗曾致信求见，胡适未予理睬。两人之间的裂痕越来越大。

在上海期间，李公朴、闻一多先后被暗杀的噩耗传来，吴晗深陷挚友之死的巨大悲痛中，怒不可遏，写下一系列文章痛斥独裁、专制、暗杀的罪恶行径。

年8月，吴晗回到北平，仍在清华大学任教，并担任北平民盟的主任委员。

回到北平后，吴晗也去拜访过胡适，希望他能认清形势，转变思想。但是，胡适依然是旧时的胡适，吴晗却早已不是求学时的吴晗了。那一次，两人话不投机，不欢而散。

吴晗后来提及此事时说：“联大从昆明搬回北平后，我做胡适工作，可是他顽固不化，我的脚就不再踏上他家的客厅了。”

而当胡适得知吴晗的去向后，也不由长叹：“吴晗可惜，走错路了。”

一个被称为顽固不化，一个被感叹走错路，孰是孰非，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师徒二人彻底决裂。

其实，一对师生的恩怨，并非单纯是个人情感的碰撞，而是一个时代的碰撞，是新与旧的碰撞。

重返清华的吴晗，已成为我党信赖的朋友，他承担起党组织的部分地下工作。更多的是宣传我党的政治主张。许多知名教授都受其影响，思想渐渐左转。其中受影响最大的是朱自清——一位不问政事的教授，也参加了各种反蒋反美的通电、签名等活动。

由于他活动频繁，引起了反动当局的注意，上了抓捕名单。经地下党安排，他于年11月来到河北西柏坡，先后受到周与毛的接待。

北平解放后，吴晗以副军代表身份参与接管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并担任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历史系主任等职务。

年后，吴晗历任北京市副市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市历史学会会长等职。年3月，吴晗终于结束了他的党外人士身份，成为党组织的一员。

身份的转变，并没有让他放下手中的笔，因为，他骨子里还是个文人。年9月，他发表《论海瑞》、《海瑞骂皇帝》等文章，提倡敢讲真话的精神。并在年写成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之后，吴晗和邓拓、廖沫沙三人共用“吴南星”的笔名，在《前线》杂志开辟了“三家村札记”专栏，以歌颂正义光明、匡正时弊为宗旨。

吴晗的《海瑞罢官》为新编历史剧，取材于《明史·海瑞本传》，说的是明朝巡抚海瑞不畏强权，秉公执法的故事。马连良、裘盛戎、李多奎等首演。

《海瑞罢官》的故事，现在看来也很老套的。

明朝内阁首辅徐阶告老还乡，其子徐瑛仗势霸占民田、气死赵玉山之子，又抢走赵的孙女小兰。小兰母洪氏赴县控告。县令王明友受贿，当堂打死赵玉山，轰出洪氏。海瑞正调任应天巡抚，得知冤情，复审此案。

徐阶自恃有恩于海瑞，代子求情，提出交田赎罪。海瑞指明占田应退，犯法当诛。徐阶恼怒，唆使朝臣弹劫海瑞，新巡抚戴凤翔亲来摘印。海瑞于交印前，斩了徐瑛及县令王明友。

但是，就是这样一个正能量满满的新编历史剧，却给他招来杀身之祸。

年11月10日的上海《文汇报》，突然抛出了一篇名为《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重磅文章。作者在该文把《海瑞罢官》中所写到的“退田”、“平冤狱”同当年的“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说这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并武断地认为《海瑞罢官》是一株毒草。

文章的作者为姚文*元。

《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发表，本身就是个蓄谋以久的大制作，因为，这一切都是由江*青与张春*桥等人共同秘密策划的。在江的操纵下，围绕姚的文章发动了一场“大辩论”。

更令吴晗难逃一劫的是，因为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得到毛的支持，这就使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带上了严重的政治色彩，也成为引爆“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与此同时，《三家村札记》也同样受到批判。不久，吴晗和邓拓、廖沫沙一同被打倒，并被定性为“三家村反党集团”。

年夏，吴晗被关进了监狱，但是批判并未停止，而且愈演愈烈，从精神到肉体惨遭摧残。

在批判“三家村”的日子里，吴晗的家人常常被“深夜里猛烈砸门声惊醒”，他的小儿子吴彰后来回忆说：“（我）老是吓得缩在妈妈怀里。他们翻过围墙，破门而入。整个院子贴满了‘绞死’、‘砸烂’的大标语。”不久，吴晗进了劳改队，“他的身上总是旧创未平，新伤又起”。

都说祸不及家人，但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吴晗的家人也未能幸免。

年4月，吴晗的妻子袁震“也被送入劳改队”。不久，在非人的折磨下，本来就身体欠佳的袁震，双腿瘫痪了。

父母被双双关进监狱后，家里只靠年仅14岁的养女吴小彦支撑，独自承担起照顾患病母亲和弟弟吴彰的责任。

年3月18日，袁震被迫害致死。次日，11岁的吴彰跟着15岁的姐姐吴小彦去太平间看已于前一天去世的妈妈时，妈妈留给他们的最后形象是：“双眼半睁，面颊上还有几滴泪珠。”

就在袁震含冤去世半年后的年10月11日，吴晗被迫害致死。吴晗死前，头发被拔光，其骨灰至今下落不明。

作为吴晗的养女，吴小彦饱受生活上的煎熬和精神上的摧残，于年罹患精神分裂症。年秋被拘留，在看守所遭受非人折磨，精神病加重。终因身心俱残，走投无路，于年9月的一天，在精神病院自杀。

吴小彦自杀三年后的年7月，“三家村反党集团”冤案被平反，吴晗也被恢复了党籍与名誉。

参考文献：《＜明太祖＞和＜从僧钵到皇权＞》、《邓拓、吴晗之死》等。

（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