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复旦大学迁校江湾永久校址一百周年及复旦功勋校长李登辉先生诞辰一百五十周年纪念。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召集海内外多位专家，于年5月6日举办了线上讲谈会《“沪滨屹立东南冠”：东南网络中的复旦大学》，研讨复旦大学与近代中国的诸多话题。本文为讲谈会台湾东海大学通识教育中心陈以爱教授的发言整理。

虽然五四运动在北京发起，然后传到上海，但是上海在后期扮演了更为重要的角色。这个重要的角色是由一个组织，即上海学生联合会，来开展的。上海学生联合会是学潮的指挥中心，其中坚干部与核心领导主要由复旦学生组成，包括正在复旦求学的学生，和曾经念过复旦但散布在其他学校的学生，比方说东吴法科（今虹口财大继续教育学院）、南洋公学（今交通大学）。因此，复旦的网络不局限于复旦校内。

年，当北京跟上海的学生联络上之后，就产生了一种联动的作用。如果说“五四”是第一波，到了“六三”的时候，就是第二波。“六三”不是以北大学生为主的北京学生联合会自己发动的，早在“六三”之前，北京与上海已经存在密切的联系，只要大家有一个信号，就会起来响应。这与“五四”的状况不一样。因此我们要看整个年5月到7月的事情，就不能只看北京，上海的角色与复旦学生的角色是极其重要的，学生的社会网络超乎我们过去的想象。我们一方面需要去看与复旦校史直接相关的资料，另一方面还要扩大去看除复旦的校史资料以外，各种各样的中文跟外文资料。因此今天的讲座，我将基于所看到的资料，重建复旦年前后的组织、人事、网络，用一些图片展现校内的气氛。

在《动员的力量：上海学潮的起源》（陈以爱著，台北：民国历史文化学社，年）中，我谈东南集团跟五四的关系。其中，复旦的学生、老师、校长、董事会，有一个丰富而复杂的社会网络，这个网络坐落在东南社会（以上海为活动舞台）。因此，我们应当要把复旦放在东南社会，尤其是社会中上阶层的脉络，从这个大背景来看复旦。

我做这个课题的时候，有一个观察，发现五四叙事不管是当事人，或者是旁观者，或者后世讨论到“五四”的时候，都有明显的重北轻南状态。这个状态，到了年之后，好像还更强化了。我在书中做了一些统计，“五四”50周年、60周年、70周年，编写的回忆录收到上海的资料，有明显的重北轻南状态。如果以学校来说的话，北大是最常被提起的，复旦的角色是很模糊的。从数量上来说，跟北大不是一个对等状态。那么，如果想要更了解复旦师生在“五四”中扮演的角色，我们就需要寻找校史的资料。但是校史的资料，尤其年之后，有很多写的非常笼统，比方说，如果谈到学生的活动，常常是用“学生＂这样一个笼统的字眼，把它带过去了，所以“学生＂到底是谁，他们的面貌如何？每一个人的个性、特质、背景如何？是不清楚的。一些看起来很重要的人，其中包括我们今天的主角李登辉校长，对于年他自己在当中起到的角色，也几乎没留下什么描述。当事人的不语或失语，是给我留下的印象。李登辉校长的形象、社会网络、政治关系、背景倾向，在校史著作里或者其他关于他的书或文章里头，又往往随着时代转变产生一种“变形记＂。这种情况，绝对不是只有复旦校史，或者李老校长的传记呈现出来，而是我们经常面对的状态。在各种“变形记＂里，我们可以看到那是一个什么样为主流的一个时代。因此，就是在这样的一种意识里，发现史料的隐曲性、当事人的不语或者失语、以及人物的“变形记＂。那么如何还原一个年前后复旦大学和在那个时候东南社会的样态，东南社会与复旦的关系？我先从文字资料来说明。有一段话，我第一次在钱益民老师《李登辉传》的后记中看到：“ManmuchablethanIhaveleftnorecord,whyshouldIleaveany?”李登辉校长认为那些比他更有本事的人都没有留下传记，因此，他更没有必要了。等到李登辉校长过世，学生辈也几乎都过世了，由后人来为他立传，有一些事情想去询问，也就没有办法了，只能透过那些变形的、残缺的、充满隐曲性的文字，透过这些缝隙，去回看当时的李登辉校长。

不过，对复旦师生的五四叙事，我们还是能够找到残余断片。朱仲华可能是写得最多的，有的是他跟别人合写，有的是别人访问他，有的是他自己写的。而几乎所有研究复旦校史的学者都不会忽略他这篇文章《五四运动在上海》，但这篇文章从写作到发表也相差了十几年（年撰，年发表）。朱老先生在年是复旦的学生，也是五四运动的重要参与者。这不是只有他自己在这篇文章那样说所以我就接受了，我比对过其他复旦学生，还有非复旦学生留下来的资料，可以证实他的重要性。他写了很多篇文章，这篇是比较早写的，说是凭他的记忆写的。不过查证之后，我发现他当时手头上是有参考资料的，不是纯靠记忆。在这篇文章里，他讲了复旦的学生在里头扮演的重要角色，有提到李登辉校长。

另外一个是年台湾出版的《程天放早年回忆录》。程天放先生也是一个复旦学生，后来在台湾当到“教育部长”。程天放讲他早年事情的时候，也提到五四这一段，因为他也是这一段里的重要人物。这本书在比较长的时间，大陆看不到。如果我们比对这些在不同的地方发表的著作，就会发现它们各自存在不同的忌讳。比如程天放的书中，如果涉及到留在大陆的老师与学生，就含糊其词，只是把事情说了，不提人名。所以，五四叙事不管在哪个地方，都有时代忌讳留下的印记。

《复旦大学志》（年）是对我帮助很大的另一本书。其中提到五四的时候，老师邵力子先生和李老校长被描述成一个合作的状况。换言之，在学生运动中，校长和教职员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邵力子在校外的另一个重要身份是《民国日报》的主编。《民国日报》是中华革命党背景，跟孙中山比较接近。邵力子先生在回忆或者被人家访问，谈到五四运动，说他对学生的鼓励，包括对复旦学生的鼓励，是秉承孙中山先生的指示。有人再推过去一点，就说五四学生运动，孙中山是幕后的指导者，这是一个说法，是需要考辨的。

事实上，在复旦校史以外，许有成先生编了《复旦校史大事记》，年出版。十年后，钱益民老师撰写了《李登辉传》。有意思的是，这两本书涵盖了一些校史没有记载的人物。比方说，许老师的大事记记载了瞿宣颖，钱益民老师的《李登辉传》把李登辉校长早年在复旦以外的社会网络，尤其是青年会与环球中国学生会的网络，留美学生的网络，揭示得前所未有的丰富。《李登辉传》书后，更附了四篇文章。钱老师用直接收录史料的方式，其中一篇《追慕腾飞夫子》，是特别重要的史料，作者章益后来也成了复旦校长。他本来是圣约翰的学生，因为圣约翰校内对于学生运动有不同的看法，章益就被退学了。章益和那些自愿退学退出圣约翰的学生转到复旦求学。章益是李老校长非常欣赏的一个接班人，后来也接任了复旦的校长。

我注意到这篇文章和《李登辉先生哀思录》，是得益于钱老师的《李登辉传》。《哀思录》中收录了很多篇早期的学生、老师、董事对李登辉校长的回忆。其中一个学生黄华表，有一篇《我所知道的李登辉先生》，文章中特别讲到五四这个事情，他说“五四运动是一件富有历史性的大事，是李老校长教育指导的结果。……如果说近三十年的民族运动、文化运动是起源于五四的，李老校长便当得到这一种荣誉，不应是什么大学独占的！”我想他是在针对北大，很愤慨，带着情绪。在《哀思录》里头，有他的全篇文章。我也比对了里面谈的一些细节，因为是多年后的回忆，有时是不准确的。但是他表达的意思，正如我刚才所说，复旦学生自己认为五四的叙事过分重北轻南了，北大跟复旦究竟是谁扮演的角色比较重？他是觉得已经被北大独占了。

章益在《追慕腾飞夫子》中，对于李老校长的角色，是这样说的：“是时五四运动风起云涌，有志青年皆思对于国事有所贡献，而当时主持教育者，大多墨守旧章，力加抑制，以是各校风潮叠起。……时先生方任国民外交后援会及华侨联合会会长，对于救国运动，奔走不遗余力。上海学生联合会为五四运动中南方之重镇，中坚分子多为复旦学生，遇重要决策，常就教于先生，先生亦乐为之指导，师生相为表里，所生影响尤巨。当时是，北方学生力主严惩曹陆章，拒绝巴黎合约，与北京政府相持，未获结果。北府且将更取高压手段，学生运动情势危殆，得上海学生响应，乃能重振声势，终使北府屈服。先生支持之功，实为重要因素焉。”其中“师生相为表里”六个字，对我来说，照亮了五四这段历史，照亮了上海学生联合会的表现，学生联合会后头是有老师的。

如果我们再去看英文史料，《密勒氏评论报》是研究上海史、中国近代史常常用到的史料。《密勒氏评论报》编印的Who’sWhoinChina在年和年等版本都有李登辉小传，其中有一些相同的内容：“T.H.Lee......hetookanactivepartinthe;chairmanoftheLeagueofPublicOrganizations［国民外交后援会会长］toprotestthetreatyaffectionChineserightsandopposeChina’ssignaturetothePeaceConferenceatVersailles［凡尔赛和会］;duringtheWashingtonConference［华盛怵会议］,hewaschairmanofthePeople’sNationalDiplomaticFederationrepresenting［国民外交后援联合会主席］organizationsalloverChina......”T.H.Lee就是李登辉，说他在年的学生活动中，有着活跃的角色。但是，年有可能写错了，而应作年。也有另外一个可能，年，中日军事协定之后，就已经有学生的风潮了，复旦在其中也有角色，但是较少人去谈这个年的风潮。罗家伦认为，有年的学生风潮，年五四运动是势所必至的。所以也有可能是年。从文中可以看到，李登辉校长对于外交事务是极为关心的。李登辉校长的角色、社会身份、对外交问题的参与情况，决定了他是一个重要的桥梁性人物。这篇小传，有可能是李登辉提供的，因为里面提到的一些讯息，一般人不会知道。

如果需要去看李登辉校长的相关资料，我在此罗列了一下。有一些是复旦的，以复旦的老师和学生编写为主，像《李登辉校长哀思录》（年）、复旦自己出版的刊物《复旦杂志》和《复旦年刊》。《哀思录》中有《行状》，给我们提供李校长在复旦以外的社会活动、社会关系的线索。还有寰球中国学生会（《寰球》、《寰球中国学生会题名录》）、青年会（《上海青年》、《青年进步》）、基督教刊物（《教务杂志》）、西文报刊（《字林西报》、《大陆报》、《密勒氏评论报》、《中国名人录》）和日记资料（《颜惠庆日记》、《郑孝胥日记》）等等。比方说《颜惠庆日记》，颜惠庆和李登辉的关系非常密切，他们一起参加了上海青年会，颜惠庆还委托李登辉在上海帮他处理财务，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线索。《郑孝胥日记》提到晚清时期李登辉和聂云台、张籋云、曾季融一起讨论外交事务。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些相关的组织和人事，所透露的线索表明李登辉的社会网络相当的复杂。

李登辉的社会网络，如果我们再介绍一些重要的人物的话，有一些是大家都熟悉的。比方说曾铸，他与复旦的成立有关，在晚清的时候，做过上海商务总会（上海总商会前身）的会长。伍连德和林文庆是南洋的关系。在美国读书的时候，李登辉念过两所学校，其中一所学校是教会学校，俄亥俄州威斯雷阳大学（OhioWesleyanUniversity），另一所学校是耶鲁，耶鲁早期也具有教会背景。威斯雷阳大学当时的校长是白赐福（J.W.Bashford），他们关系是相当亲密的，李登辉结婚的时候，这位校长还是他的证婚人。在青年会中，我们发现留美的学生占很大的比重。除青年会以外，他又在年创办了寰球中国学生会。颜惠庆也是寰球中国学生会的发起人之一，据他说，寰球中国学生会是模仿世界基督教学生会组织，希望能够联络全球的学生为中国效力。在“五四”时，我们刚才提到的上海学生联合会办事处和全国学生联合会筹备处，就放在寰球中国学生会。所以寰球中国学生会在“五四”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它的会址在公共租界里，华警不能进去要人，公共租界对这些组织比较包容、允许他们活动。李登辉在寰球中国学生会中，担任了将近十年的会长，后来也有一些人参与进来，帮忙募款，比如伍廷芳、唐绍仪、唐露园、钟文耀。后来担任总干事的是朱少屏，在五四时候非常活跃，有多重的社会身份。基督教团体中广学会的瑞思义（Rev.WilliamHopkynRees）、圣约翰的卜舫济（Pott,F.L.Hawks）大家很熟，不用多说了。从5月11号到6月9号，公共租界对于上海学生联合会所做的事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后来学生公开示威游行，英国人改变了政策，不过对学生仍有同情的态度，瑞思义在其中扮演了一定的角色，所以这些基督教网络是重要的。当然，江苏省教育会的黄炎培，跟李登辉的关系也相当密切。还有华侨联合会和华侨学生联合会，都和李登辉校长很有关系。

不过，我们也要转过来看东南社会的联系，包括李登辉校长以外的马相伯、严复，他们是怎么把李登辉拉进复旦来。总的来说，复旦是东南社会这些士绅支撑起来的。复旦董事会其中一个责任，就是帮学校募款，甚至连校长也是董事会来决定的。一些重要的学校建设，是否要建设新校区，需要募集大笔的经费来翻新校园，这些都是董事会的事情。校长比较像一个CEO，是一个执行的人。所以我们说五四的时候，复旦忽然接收一批圣约翰转过来的学生，超过20个，导致学校资源紧张，教室能否容得下这些学生，桌椅怎么办，就是很具体的问题，恐怕不是校长一个人就能决定，应该会跟董事会重要成员来讨论。就五四来说，唐绍仪和聂云台都很重要。唐绍仪从晚清到民国的时候，在政治上都是重要的角色，还是年南北和谈的南方总代表，他是复旦董事会重要成员，儿子唐榴也在复旦念书。北方总代表是朱启钤，老交通系的重要人物，他的表弟瞿宣颖，是复旦的应届毕业生，又是聂云台妹夫。总之，南北和谈的双方总代表，跟复旦董事会核心人物、和学生，都有亲戚关系。所以学生公开请愿前后，有没有私下的联络就很耐人寻味了。聂云台当时同时担任几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尤其到了年的时候，成为上海总商会的会长，他的家族成员也有好几位在复旦念书。复旦学生的家庭，还有绍兴绸商之子朱承洵、新加坡华侨富商之子何葆仁，都是社会中上阶层的背景。

复旦学生手绘董事漫画，形象颇为传神，且能反映各人在董事会中地位（从左到右：于右任、唐绍仪、聂云台、简照南，及一位无面孔者）。图片来源：《复旦年刊（）》还有就是复旦的社会资源，包括：青年会、中华童子军协会（租界系统）、上海精武体育会。青年会分为两个系统，一个是城市青年会，一个是学校青年会。上海市有九所“校青年会＂，全都是教会学校，只有一所不是，就是复旦。精武体育会，以健身强国为宗旨，聂云台是赞助者之一。年5月9日之后，上海每年都有国耻纪念会，老师和学生上去演讲，强化爱国教育。一方面是反对日本压制中国，另外一方面是联美制日（以夷制夷的老办法），因此对于美国的一些组织，他们都乐于参加。

复旦青年会的全盛时期，前排中央是李登辉校长。图片来源：《复旦年刊（）》那么，五四运动当中李登辉的角色是什么？根据复旦学生的讲法，他鼓励学生发起联合会，团结全市学生，建立上海学生联合会，又从中指导。从报上看，他又建议联络欧美回来的学生，一起讨论未来应对策略。一直到上海三罢，罢课、罢市、罢工，跟北京政府的要求重点是什么？后续怎么进行？上海学生联合会不是独立运作的，跟欧美同学会很有关系。关于“三罢的”细节，我会在第二部书《行动的策略：上海三罢始末》详细说明。再来，就是上海学联的中坚干部或者领导核心，我在这里列了几个比较重要名字，何葆仁（上海学生联合会会长）、朱学洵（上海学生联合会副会计）、瞿宣颖（上海学生联合会文牍）、桂勖刚（上海学生联合会交际部长）、程学愉（天放，上海学生联合会副评议长）、《上海学生联合会日刊》主编）、吴冕（南轩，复旦分会会长）、俞大纶（复旦分会交际部长），都是复旦在籍学生。在《复旦年刊（）》中，可以看到他们清晰的面容。毫无疑问，复旦学生是上海学生联合会的领导核心。又如北大的罗家伦、东吴法科的狄侃（上海学生联合会评议长）、南洋公学的浑震（上海学生联合会文牍），都是复旦校友，他们在不同的学校里，也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复旦跟洋人的联系也是重要的，尤其是跟英美人的联系。像唐绍仪、唐露园是早期的留美幼童，和美国人关系很深。聂云台没有留学，但是从小在家里学习英文，启蒙老师是傅兰雅夫人，可以用英文流利演讲。李登辉校长是留美的。俞大纶和瞿宣颖都没有出过国，但是英文都非常好，用英文写作、演说毫无问题，这都有助联络英美人，向他们解释学生运动的意义。

年级复旦学生，后排右一是何葆仁，前排右二是朱承洵。图片来源：《复旦年刊（）》

年级复旦毕业生瞿宣颖，起草上海学联章程、中西宣言及电稿。图片来源：《复旦年刊（）》评议与讨论：杨琥（北京大学校史馆副研究员）：我想谈一下阅读陈老师这本书之后的感想，20年前我研究五四运动，后来长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