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全国恢复高考后77级78级大学生参加高考40周年纪念。复旦大学搞了一场盛大的回校纪念活动，并派出摄制组，到京城等地拍摄部分77级78级毕业生。摄制组曾采访老詹并制成视频，放入专题片《激荡40年：复旦人与大时代》中。日前，采访组领队邓长娥老师发来文字实录，稍加整理，发表于后，算是对视频的一种完善补充吧。这大概也是自年考入复旦以后，老詹人生近40年历程较为完整的辑录。

人生的小船，沿金沙江而下，在上海突然拐了个弯

——复旦新闻系77级毕业生詹国枢答问录

年9月在京接受复旦摄制组采访。

问：詹老师，这次访谈，咱们先从恢复高考说起吧。您是什么时候得知恢复高考消息的？当时有怎样的反应？

詹国枢：记得那是年夏秋之交吧。当时，我在四川金沙江边一个山区小县会东县文化馆当副馆长，抽调到县委宣传部帮助工作。当时，县里各单位都要抽调干部到农村搞“三分之一”。毛主席曾经说过，要三分之一、三分之一地把农村搞好。我参加的就是这样一个工作团，到金沙江边搞“三分之一”。记得那天晚饭以后，没什么事，一边散步，一边听广播，突然，听到全国恢复高考的消息！当时非常激动，立即给家里打电话。正好，爱人杨乔也得知这一消息，她说，这是好事呀，你一定得参加！快请假回来吧，复习复习，准备高考！

回到县城，杨乔坐在床前，脸色不大好，原来她病了，得了急性肾炎，医院出来。看她这个样子，我非常着急，说还考什么考，算了吧，不考了！杨乔说，不行，你一定得去考！

杨乔为什么坚持让我考大学呢？结婚前，我们曾聊过这事，她知道我是老三届高中生，在地区最好的西昌高中读书，学习很好，一直是学习委员，完全有机会读大学的，就因为文化大革命，一切全打乱了，学校停课了，外出串连了。年，我下乡当了知青，年回城到县文化馆工作。恢复高考时，已经工作6年。按当时规定，5年工龄以上，可以带薪学习。这条件就非常难得了。所以杨乔说，你必须去，一定要去，不要管我！就这样，我参加了恢复高考后的首次高考。

年，与妻子杨乔和儿子在城郊留影

问：您是怎么准备的？有印象深刻的事情吗？

詹国枢：印象深刻的事情很多。当时，我已成家，有了小孩，爱人在郊区公社工作，是公社干部。为了不影响我复习，每天她就把儿子（当时才3岁）背着到农村，和农民一起劳动，搞宣传，开会，晚上回来，天已经很晚，再动手做饭。那段期间，杨乔非常辛苦，对我的支持特别大。说实话，没有她的支持，我不可能安心复习，当然也不会去参加高考。所以，我在与年轻人谈体会时曾说，如果找另一半，得找一个善良的、明事理的，我庆幸我找到了，这是我一生的幸运。

问：您当时为什么会报考复旦？后来怎么又到了新闻系？

詹国枢：报考复旦嘛，记得当时北大、清华在我们县没招生。复旦是上海最好的学校，也是全国数得着的知名大学，我就报了复旦。报的是复旦哲学系。因为我一直对哲学很感兴趣。那段时间，全国上下不是提倡“人人学哲学、人人用哲学”吗？记得我下乡当知青时，还专门做了好几本哲学笔记，记录自己插队中的哲学故事。我认为哲学是非常有意思也非常有用的一门学科，就报了哲学系。谁知那天接到通知，一看，是复旦新闻系！当然也很高兴，算是意外之喜吧。当时在我们那个小县城，觉得能够去当记者是很了不起的事情。所以，能录取到新闻系，也非常高兴。后来，参加地区招生的老师告诉我，我在地区文科考生中得了总分第一。

复旦新闻系录取通知书

问：进入复旦新闻系后，认识了很多老师，他们是从文革中走过来的，有没有让您印象比较深的老师？

詹国枢：印象最深的就是系主任王中老师，他是中国新闻教育界非常有名望一位大家，刚出来工作，还亲自给我们讲课。他的学问、人品、作风，给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对我们的一生有很大影响。

问：王中教授在给你们上课中，有没有一些观点您觉得特别印象深刻，影响了自己作为一个记者的素养？

詹国枢：当然有的。王中老师说，新闻记者既然是社会和历史的记录者，就必须坚持真理，坚持理想，要对得起良心，对得起人民。为国家、为民族，要敢于说真话，敢于直言……王中教授的这些观点，奠定了我们复旦新闻系一批同学的道德的或者是业务的基础吧。我感觉，咱们复旦新闻系的同学，在不忘业界良心、坚持新闻理想上，一直是有口碑的。这可能和王中以及后来老师们一贯的教导都是大有关系的。

年春，复旦新闻系77级学生与系主任王中合影。后排最右，便是小詹。

问：您是老三届，进入复旦后，应该算是重新回到象牙塔了，肯定是像一块海绵一样夜以继日地学习和汲取知识。您还记得当时整个复旦读书的氛围，以及您自己的学习状态是什么样的吗？

詹国枢：当然记得，而且，印象非常深刻！到了复旦，感觉自己突然从金沙江边一个小县城，来到大上海这样一个陌生而又新奇的大都市。那时校园的氛围就是七个字：“学习、学习、再学习”。我们整天除了学习，脑子里几乎没有其他想法。那确实是一个阳光灿烂、充满激情、令人十分怀念的日子，也是人生最美好的日子！记得每天天还没亮，我们就悄悄起床了，到校园里，马路上，各个角落，纷纷背外语。因为外语是我们的弱项，人人手里拿着一小本子，念念有词，不停地背。复旦校园，一条条林荫道，到处是这样的身影……然后，早饭，上课。吃完晚饭，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去图书馆占座位。因为人多座位少呀！有时连饭也来不及吃完，匆匆扒几口，扔下饭碗就奔图书馆！有的同学还委托别人拿书包占位。图书馆那个梯子，弯弯曲曲，从一楼门口到二楼阅览室，要放好多书包哪，真是蔚为壮观！如果图书馆没座位，就到阶梯教室找个安静地方，一个人专心致志，埋头苦读。那时真是全部身心都沉浸到学习当中去了。4年的复旦学习生活，对自己一生帮助特别大，可以说奠定了后半辈子人生和事业的基础。

年，初入复旦校园，学习如饥似渴

问：70年代末80年代初，各种思潮汇集，思想非常活跃，您在复旦能够感受到这样的氛围吗？它是什么样子的？

詹国枢：我们入学是年春，没过多久，年底，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幕就徐徐拉开了，二者几乎是同步的。当时，虽然我们还在校园，但已经能够感受到整个中国大地散发着那么一种热烈奔放、新鲜而富有朝气的气氛，也随时可以感受到各种思想的碰撞与冲击。那真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一个敢想敢说的时代，大家都非常兴奋，甚至有些亢奋，经常感到热血沸腾，浑身有使不完的劲。

问：同学之间，会组织一些类似的讲座或者活动吗？是否会有学者专家在学校开讲座，给同学交流、碰撞的机会？

詹国枢：这我印象中，好像很少请什么大专家大学者来搞讲座，也许是文革结束不久，专家学者们也刚恢复工作，还没有完全醒过梦来吧。但是，同学之间的学习小组、兴趣小组很多，也很活跃。印象比较深的是，当时从6号楼出来，左拐再往新闻系那边走，有一条很长的林荫道，路的两边，学校用木头支起了很多架子，围上草席，做成棚子，很多学生的作品贴在上面。不是大字报，完全是作品。记得当时我们虽然是新闻系的，但为了练笔，也写了好多小说、诗歌、散文。当然，不一定贴到那个大地方，就在6号楼过道两边，贴了好多。连我这个从未写过像样文章的人，也写了不少短篇小说和散文。现在看来当然是很幼稚的，有些几乎就是成段抄老舍的、鲁迅的东西，但那种蓬勃上向的精神确实是可贵的。

问：应该说思想世界很丰富。

詹国枢：是的，思想世界非常丰富，很有想像力，也很单纯，很大无畏。

问：那詹老师，您那个时候有没有参加过一些学生社团之类的，学校比较活跃的学生社团？

詹国枢：我这人性格比较内向，喜欢独处，埋头读书。虽然学校各种社团搞得轰轰烈烈，但我好像视而不见，一个都没有参加，不是不愿意，而是没时间，没精力。当时印象比较深的是中文系学生卢新华一下了就火了。他在文汇报发了两个整版的小说《伤痕》，一时洛阳纸贵，轰动全国！大家觉得好厉害，好奇怪，也好羡慕，一个人竟然悄没声儿就发了这么大一篇在文汇报上，而且写得这么棒！当时，文汇报在全国知识界影响很大，《伤痕》很快成为一个时代的代表作，成为文革结束后中国一种独特的“伤痕现象”。正因此，对卢新华非常崇拜，觉得这小子真了不起，为我们复旦争了光！

年到湖北日报实习，长江大桥留影

问：还有一个问题也想问一下，詹老师您重新回到校园之后，觉得支持您不断去读书的这个动力，来自什么地方？

詹国枢：来自什么地方？来自内心深处吧，就两个字，珍惜。因为我们经历的也算比较多了，本来有很大的理想，要当一个科学家，或者做一个数学家、物理学家，一直按照这个道路走，走得也挺顺。结果到年，突然间文化大革命开始，一切全破碎了，全打乱了。后来又上山下乡，吃了很多苦，然后再起来工作，到文化馆当美工，到宣传部工作。这下突然有机会来到大上海，来到一个全国知名的最高学府，所以觉得，机会很难得，一定要珍惜。要好好地学。学了干什么？当然是报答国家，报答家人，也报答这个时代。记得我们快毕业时，同学之间聊天，说到底大学给了我们什么东西呢？我想，其实读大学倒也不在于它让我们学到了多少知识，学习了具体的这门课、那门课，而是使我们眼界一下就开阔了。我从金沙江边的一个小县城的美工，突然来到大上海，成了大学生，眼界一下就打开了。我觉得，眼界的打开，对我们七七、七八届大学生应该是最大的收获，对他们的一生起了非常重要的启蒙作用。

再一个就是，人生道路也开阔了。过去我们只有一条路，比如我，只能在县文化馆工作，后来即使到宣传部，也许会好一点，但只能一辈子在那个小县城工作，直到终老。但高考让我们的人生道路改变了，我可以到成都，也可以到北京；从事的行业也变了，我到了新闻单位，而且是经济日报、人民日报这样的中央新闻单位。总之，高考给了你人生的多种可能性，当时非常兴奋，非常努力，根源就在于此。

问：视野打开了，然后人生道路也改变了？

詹国枢：是呀，人生一下就出现重大转折了。我记得陕西作家柳青说过，人这一生关键的道路没有几步，这几步走对了，决定了你的下半生。年，年，应该是我以及很多77届、78届同学人生的转折点，很大的一个转折点。这就好比人生的小船，沿金沙江顺流而下，到了上海，突然拐了一个弯，人生完全改变了。

问：接下来还会有您人生另一个转折点，就是找工作。

詹国枢：说到找工作，当然是人生又一转折，这和前一个转折是紧密相连的。我和一些年轻人讲过，生活在大时代里面，经常会感到自己非常渺小。我比较喜欢这样八个字，叫做，大命由天，小势可为。“大命由天”，就是说，在这个大时代里面，你怎么走，命运如何，是随着这个大的时代的波涛往前走的，这几乎无可选择。但是，“小势可为”，小的那种势头，具体如何走，你自己可以把握。而且有的时候，机缘也很重要。

毕业分配时，因为我已经成家，爱人又那样支持我。所以，分配的第一选择就是，尽快回四川，和家人团聚。你不能光想自己的前途，到北京去，甚至到国外去，到美国去，到可以一展抱负的地方去，却把妻子抛在一边，这是不应该的，也是不可能的。当时，可供选择有两个地方，一是《四川日报》，那里需要记者；再一个是四川大学中文系，要筹建新闻专业，需要教师。我就决定回四川，具体单位待定。谁知，选择之后，机缘巧合——出现一件事情，改变了我的命运。

关于这个改变，我曾写过一篇文章，《师母炒菜的快慢，改变了老詹的命运》。有人会觉得奇怪，一个师母炒菜的快与慢，和你的后半生会有什么关系呢？其实，关系特别大，一下子我的人生就出现转折了。

刊发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