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以骅：《百年变迁:基督教青年会与中国社会》，载徐以骅、张庆熊主编：《基督教学术》（第二十三辑），上海：三联书店，年11月版。

百年变迁:基督教青年会与中国社会

徐以骅

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教授

中国宗教界和平委员会委员

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

[本文说明]本文在年原为纪念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成立周年所撰。年11月11日，广州基督教青年会举办成立周年纪念大会暨“基督教中国化进程中的基督教青年会”研讨会[详情可参见笔者所撰“珍视历史、继往开来——祝贺《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史料汇编（第一辑）》（载《中国宗教》年第11辑]，笔者在会上正式报告了该文的修改稿。

我在《中国基督教青年史料汇编》的序言中论及研究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发端时，曾归纳出圣公会建制、青年会干部和燕京神学（以燕京大学宗教学院为代表的神学思想）三位一体的分析框架，并且称“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在上世纪头50年对基督教中国化的贡献，不亚于或者更准确地说超过了任何单一的基督教宗派团体和跨宗派机构”，但未充分展开。[1]借本次研讨会的机会，我再就基督教青年会、美国（中华）圣公会所属圣约翰大学与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的关系，作进一步的说明。

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简称青年会）年起源于英国,年传入中国,年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时称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组合)正式成立,迄今已有多年的历史。上海圣约翰大学成立于年，是全国闻名的基督教教会大学，年在全国高等院校调整中被撤销。圣约翰大学由美国圣公会（大美圣公会）所建。年，也就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正式成立的同年，在华英、美、加三国圣公会共同组成中华圣公会，圣约翰大学便归中华圣公会江苏教区管辖。与当时许多高等学府一样，圣约翰大学与基督教青年会也有不少交集。但如果中国基督教事业有哪个领域最令世人联想起圣约翰大学，那无疑非基督教青年会运动莫属了。

一、青年会领袖余日章和顾子仁

上海圣约翰大学与基督教青年会运动有着不解之缘，在历史上曾为基督教青年会输送过许多领袖人才。作为中国最早成立的城市青年会之一的上海青年会，便是由一些圣约翰校友如颜惠庆、黄佐庭和曹雪赓等在年创立的，并由黄任会长、曹任书记兼执行干事。[2]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F.L.HawksPott）的妻舅黄佐庭从年起还出任青年会全国协会会长，成为担任此职的第一位华人。圣约翰校友中担任此职的还有朱成章（第五任）和张嘉甫（第六任），两人均为上海工商界的名流。年，担任圣约翰大学校长的涂羽卿博士曾先后出任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的副总干事和总干事，是该协会任期最长的总干事（-）。[3]

圣约翰大学为基督教青年会贡献了两位最著名的领袖——余日章和顾子仁。[4]余日章（-）原籍湖北，生于武昌，其父余文卿为圣公会牧师。年，余从圣约翰毕业后回武昌文华书院任教，曾积极参与当地的反清革命活动。年，余得圣公会武昌教区吴德施（LoganHrbertRoots）主教之助，赴美入哈佛大学研究院。年获教育学硕士学位，年底返国担任文华中学校长。

年，经好友王正廷介绍，余日章加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任讲演部干事。年，余接替王正廷担任全国协会总干事，并连任该职达17年之久。在他任职期间，青年会在全国范围有较大的发展，增设城市青年会40余处，学校青年会余处。他还提出以基督教来改善人心、富强国家的“人格救国”口号，并倡导具体的公民教育运动，使之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成为青年会的工作重点。

与同时代青年会的不少领袖不同，余日章一向强调青年会是教会的辅助机构，应与教会保持密切关系。他以中华圣公会教友和义工领袖的身份，积极参与教会的各种活动，曾先后被推选为中国基督教会的两大联合机构——中华基督教续行委办会和其后继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的副会长和会长，成为中国基督教界的头面人物。余还以教会领袖和民间人士的姿态频繁出访外国，参与国民外交活动。年，余受中国政府之请，赴美呼吁美国政府出面遏制日本侵华，在国务院与美国国务卿史汀生会晤时中风跌倒，从此一病不起，四年后在上海去世。用现在的话来说，余日章就是当时我国“公共外交的一位殉道者”。

比余日章小5岁，年出生于上海嘉定的顾子仁（-）也是牧师之子，其父顾春林是圣约翰神科的早期学生。顾于年2月1日毕业于圣约翰神学院，是该校历史上第一位接受文学士学位的神科学生。毕业后，顾一度在学校和铁路部门工作，后应比他高两级的校友余日章之邀加盟青年会，并很快崭露头角，成为青年会中仅次于余日章的第二号人物。顾英文演说才华出众，曾多次代表我国青年会参加国际会议。当年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执行部年会决议次年的同盟大会在北京举行时，顾子仁被推选为筹委会总干事。这次会议是在中国首次召开的国际性基督教会议，但也因此触发了长达数年之久的非基督教运动。

年，顾子仁因主张青年会学生工作的独立性而与余日章等分道扬镳，转任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干事，开始将其活动重点移至海外。年顾子仁由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会长穆德推荐，出任该同盟副会长。年任期结束后，顾改就同盟特派员，直至年。总计顾在学生同盟任职期间，至少环游世界4次，在各地所作演讲不计其数。顾精通音乐，尤善长萧，每次演讲前，均先从袖中取出长萧，即席吹奏中国音乐，令国外听众大为倾倒，成为早期的“中国基督教走出去”实践以及当前已蔚然成风的由原来第三世界所谓“后进教会”向发达国家“先进教会”进行“逆向宣教”的先驱和代表性人物。[5]

二、丁光训与上海青年会干事培训班

笔者在论及基督宗教中国化的历程时曾指出,抗日战争为基督宗教与中国人民和社会进步事业的“全面和整体性结合”，创造了条件。[6]中国基督教的杰出领袖和著名社会活动家丁光训主教早年在圣约翰大学的求学经历，就说明了这一点。

丁光训（-）出生于上海的一个基督教家庭，其外祖父是圣公会牧师。年丁考入圣约翰中学，3年后转升圣约翰大学本科，先在土木工程系就读，一年后在圣公会圣彼得堂俞恩嗣牧师等的支持和鼓励下改读英文和神学。丁光训在圣约翰大学读书的后期，正值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的前夕，与许多同龄青年学子一样，他也经历了某种民族、社会和政治意识的“觉醒”。在此之前，青年丁光训在学校以“超世自居”，大有“看破红尘之意”；另一方面则对国民党当局的不抵抗主义十分不满。在聆听青年会干事吴耀宗关于基督教的社会责任和民族解放使命的一次演讲后，幡然醒悟，乃不顾教会当局的指责，在毕业时拒受按立，而去担任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学生部干事。多年后，丁主教在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这样说：

即便是恭听吴先生演讲的时候，我的一只口袋里装着希腊文生字本，另一只口袋里装的是几个世纪前英国国教会《三十九条》的系统神学教材。我当时所受的教育导致我沉浸在基督的神性、人性和他在救赎奇功中的地位和作用等等的问题。像吴先生这样把耶稣放回当时的历史和当前现实中去的基督观，对我十分清新，在基督教信仰上为我打开了一个我过去还不知其存在，更没有进入过，而现在正在向我招手的领域……看到吴先生能把对基督的热爱和对祖国的热爱如此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看到他由于忠于基督教而成为一个对真理、对理想、对人民具有如此巨大热情的人，我作为一个有所追求的青年，感到喜悦，感到这里是我追求的方向。[7]

青年丁光训加盟上海青年会后，具体负责上海基督教青年联合会（简称上海联）的工作，年出任上海学生救济委员会（简称学济会）执行干事，帮助因抗战全面爆发后生活陷入困境的学生。年获圣约翰神学士学位并被按立为圣公会牧师后，丁受时任上海国际礼拜堂牧师的顾子仁的邀请，兼任该堂牧师，并主持该堂的学生礼拜堂和基督教团契活动。

年，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开始举办男女青年干事培训班。丁光训时任该会德育部主任，深受上海青年会总干事陆干臣器重，[8]参与了培训班前期的组织工作。到年，该青年干事培训班一共办了6届，受训学员前后共69人，分别为年第1届4人；年第2届5人，年第3届6人；年第4届17人（其中3人未完成培训课程便离开）；年第5届23人；年第6届14人。[9]此66位青年会干事在接收培训后，绝大多数被派遣至上海、北京、天津、青岛、南京、杭州、武汉、成都、重庆、广州市10个城市的青年会，成为当地青年会以及其他基督教机构的骨干。

此66人中，约大学生或校友占了较高的比例，其中如罗冠中、郑建业、沈德溶、韩文藻、赵复三等，后均成为中国基督教会的领袖人物,有的还成为各级政府以及宗教管理部门的负责干部。究其原因，一是由于圣约翰大学长期未向国民政府立案，在抗战全面爆发后凭着自己中立国学校的身份未随大部分高校内迁，成为“孤岛上海”少数继续开办的完整大学，故学生人数大增，并且为限在大学生基督徒中招收学员的青年干事训练班提供了生源；二是在上海沦陷后，沪上学生民族意识高涨，积极投身抗日救亡和爱国民主运动，圣约翰大学甚至成为中共在上海教育系统内最大的据点之一。由上海基督教青年会等宗教色彩不太浓厚的“教内进步组织”举办的培训活动自然受到约大学生的青睐；三是青年丁光训是该培训班的主要发起人和早期组织者之一，有在约大从事基督教学生工作的经历，在熟悉的母校校园和校友中发展学员是自然而然的事。

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是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的发起、筹备和建立时期。这一时期也是基督教青年会与中国基督教会关系最为密切的时期。当时基督教三自爱国会全国协会“核心小组”的七名成员，清一色为青年会干事出身。不少青年会干事还成为各地三自会的负责人。由于青年干事训练班的关系，有圣约翰大学及其主办教会中华圣公会背景的人士因此也在全国和各地基督教三自爱国会领导机构中占有较高的比例，并且对具有时代性和世界性意义的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做出了贡献。

在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发端之时,中华圣公会尤其是其教会高层对之曾有抵触,因此圣公会（加上中华基督教会、中华浸信会、中华卫理公会共四大宗派教会）与全国基督教三自机构较密切的人事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是出于偶然；而基督教青年会一向前卫，20世纪40年代后更大幅度左转，并且作了具有前瞻性的布局，使其自然而然地成为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最主要的发动机构。

三、青年会的社会贡献

青年会与著名教会大学圣约翰大学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也折射出青年会在当时中国社会中的地位。国际化、高端、前卫，都是可用来形容当时青年会的形容词，当然这些也是圣约翰大学等教会高校的标签。在我国的基督教运动中，青年会无疑是最致力于社会改造和神学倾向最为自由的组织之一。

就国际化而言，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是世界性基督教青年会和基督教学生运动的一部分，早年中韩青年会甚至还同属一个区域性组织（中韩港基督教青年会总委办），自然有着广泛的国际联系。与同样具有国际背景的许多宗派教会相比，青年会作为跨宗派、跨种族、跨地区的组织，更能代表基督教国际主义，即呈现、表述和展望基督教在各个文化中的本土化理念和实践，因此成为某些学者所称的在二次大战期间基于基督教传教运动的“第一次全球化”[10]的主要驱动力量。

我国基督教青年会的国际化，是以走高端、城市和学校路线为基础的。无论是倡导社会改革、社会服务、移风易俗、体育运动、科学普及、平民和公民教育；还是主张人格救国，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民主爱国、反对内战等活动，青年会在许多方面都是开风气之先、与时代同行的，具体实践了其“非以役人，乃役于人”的会训，以及“服务社会，造福人群”的宗旨。青年会的工作重点是城市和学校，被称为“城市中国的社会改革者”，[11]活动方式灵活多样，对有进步思想的青年尤其是青年学子，具有广泛的吸引力，当时甚至一些共产党干部和领袖都曾参加青年会活动或通过青年会开展革命活动的经历。美国汉学研究的一代宗师费正清（JohnKingFairbank）在论及基督教与中国社会改造的关系时，就指出对中国的西式教育最具有影响力的机构,就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12]

基督教青年会在改革中国基督教原有管理体制方面，也具有引领和示范作用。青年会是我国基督教运动中最早和最全面实现中西职员同工同酬待，以及领导层本土化的机构，成为中国基督教会实现自治的表率和坐标。如前所述，青年会在管理体制上的本土化、社会福音的神学理念，以及与时俱进的社会改革实践，使其成为建国初期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的组织领导者。

但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在其多年的历史中，也存在着一些根本性缺陷。首先，青年会的改良主义政治和折衷主张，在当时中国严酷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面前显得相当苍白无力，而且其本身就是所谓“中外新教合作建制”的一部分，并不能为中国提供民族救亡和社会重建的确实可行的方案，因此对许多不断寻求民族解放道路的志士仁人，往往只能起“中途客栈”的作用。其次，走高端和城市路线，且受社会福音思想浸润的青年会，在当时由保守派及基要派教会和信徒占主导地位的国内教会圈子里，并不受欢迎，形象常常被扭曲，一些教会和信徒甚至避之唯恐不及。尽管一些青年会干事和领袖活跃于国际舞台，在海外颇受推重，但在国内基层教会尤其是广大乡村教会中却少有人知，曲高和寡，成为“没有士兵的将军”，影响力大打折扣；再次，经过二次大战的冲击，西方新正统主义神学兴起，社会福音思潮呈现颓势，青年会在西方基督教界的自由派盟军，也处境不妙。[13]只有在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对时代大潮及中国人民的进步事业作了积极回应并及时对标，才摆脱了被完全边缘化的命运。

简短结语

今天，尽管“服务社会，造福人群”的宗旨未变，但青年会在我国的社会地位、活动规模、服务对象、国际背景、与教会的关系等都发生了巨变，当年使青年会在社会上占据显著地位的诸多因素，已不复存在；而青年会的一些传统服务项目，尤其在学校领域，不是已被取代就是已无事工空间。不过，青年会目前的许多社区化事工或社区服务管理中心的工作，在某种程度上比过去更深入基层；它通常在一些由政府主导和资助的社会服务项目中扮演了“倡导者”、“承办者”、“合作者”、“咨询者”、“试水者”、“辅助者”等不同角色；它通过专业化的公益服务、工作团队和服务评估体系，对我国非营利和志愿者团体的培育和发展，进行了有益探索并提供了宝贵经验；青年会还凭借其积累百年的广泛国际联系和资源，在我国的对外交流和公共外交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因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促进和坚持基督教中国化，基督教青年会不仅能够找到发挥自身才干的合适舞台，而且仍有创新推进的实践空间。

开拓永无止境，青年会仍需努力。

[1]广州基督教青年会编：《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史料汇编（第一辑）》，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年版，序三。

圣公会与中国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关系，参见徐以骅：《美国圣公会与中国》，载徐以骅、张庆熊主编：《基督教学术》（第十一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年版，第-页；YihuaXu,“‘Patriotic’Protestants:TheMakingofanOfficialChurch,”inJasonKindoppandCarolLeeHamrin,eds.,GodandCaesarinChina:PolicyImplicationsofChurch-StateTension(Washington,D.C.:BrookingsInstitutionPress,4),pp.-.

[2]路义思：《曹雪赓先生生平之回忆》，载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编：《青年会50周年纪念册》（-），第-页。

[3]可参见李宜华：《献身祖国教育事业的前上海圣约翰大学校长涂羽卿博士》,载《炎黄春秋》，年第9期。

[4]余日章和顾子仁的生平事迹,参见袁访莱:《余日章传》，上海：上海青年协会书局，年版；谢扶雅：《顾子仁与学运》，香港：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年版；徐以骅：《教育与宗教：作为传教媒介的圣约翰大学》，珠海：珠海出版社，年版，第-页。

[5]关于全球基督教人口重心由北半部向南半部的转移，参见[美]达纳·L.罗伯特（DanaL.Robert）著、徐以骅译:《向南移动：年以来的全球基督教》，载徐以骅、张庆熊主编：《基督教学术》（第七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9年版，第-页。

[6]徐以骅：《从“正定天主堂惨案”谈基督教宗教的中国化》，载徐以骅、张庆熊主编：《基督教学术》（第十三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5年版，第1-9页。

[7]丁光训：《先进的吴耀宗》，载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编：《回忆吴耀宗先生》，上海：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年版，第87-页。

[8]关于丁光训与上海青年会青年干事训练班的关系以及其他相关情况，采自笔者至1年间对沈德溶先生的多次访谈记录。

[9]年基督教青年会还举办了1届短期干事培训班（年2至5月），共招收学员17人。

[10]关于基督教传教运动与“第一次全球化”，参加[美]达纳·L.罗伯特（DanaL.Robert）著，秦倩译、徐以骅校：《第一次全球化：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基督新教传教运动的国际化》，载徐以骅主编：《宗教与美国社会——宗教与变化中的美国和世界》（第八辑），北京：时事出版社，3年版，第-页。

[11]参见ShirleyS.Garrett,SocialReformersinUrbanChina:theChineseY.M.C.A.,-(Boston,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

[12]引自赵晓阳:《基督教青年会在中国》，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8年，第38页。

[13]详情可参见NathanD.Showwalter,TheEndofACrusade：TheStudentVolunteerMovementforForeignMissionsandtheGreatWar(Lanham,Maryland:ScarecrowPress,In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