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记忆张珑上方花园24号上
上方花园24号 作者 张珑 在东墙的两窗之间是红木装设柜,里面陈列了各种小摆设,如玛瑙摆件,祖父从欧洲带回来的西方工艺品等。我最喜欢其中两个很小的瓷制头像,一个是拿破仑,戴着他那顶典型的法式帽子,另一个是一位贵妇,脸相无比俊美,制作异常精致。有一个7层的象牙雕刻球,每一层都精雕细刻,层层都可以转动,这种工艺今天可能早已失传了吧? 极司非而路40号老宅售去后,我家于年早春迁居霞飞路(淮海中路)善钟路(常熟路)口上方花园。那是一条刚建成的新式里弄,每栋住宅为三层,前面有一小花园。我们租用的24号是在第三条横弄的最后一栋。迁入时前面还不曾建起住宅,十分空旷,一眼可以望到南面的拉菲德路(复兴中路)。在我们的东边是另一条新式里弄新康花园。现在这两条里弄都被列为上海悠久历史建筑加以保护。 今淮海中路 今天的淮海中路,昔日的霞飞路,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就已经是一条繁华的马路,有许多极具特色的商店,橱窗都布置得别具一格。记得有一家白俄开的商店最吸引我,在橱窗里有非同一般的猫,有的在顽皮地玩耍,有的在晒太阳。其中有一只猫,体型大,浅灰色的皮毛,金银眼,尤为可爱,一定是名贵的品种。我和母亲每次走过,必在橱窗前驻足欣赏,印象至今清晰。有一家专卖扣子的小店,店主人也是白俄,那里的扣子都是捷克产的玻璃扣子。捷克的刻花玻璃工艺名满世界,扣子也同样的精致、晶莹剔透。还有一家讲究的皮鞋店,老板也是白俄,专门定制皮鞋。定制后三天去试样,只要有一分一厘的不合适,都会修改,直到完全合脚为止。我中西女中毕业时,为了参加毕业典礼,母亲带我去那里订制了一双白皮鞋。那是我有生以来唯一一双讲究的鞋。去试样时,一个白俄老头蹲在地上为我试穿,稍有不合适的地方,用铅笔做上记号。在杜美路(东湖路)口有一家专做西式女装的裁缝店,记得亲戚家办喜事,我还陪她们去订做过漂亮时尚的大衣。霞飞路上有许多西餐厅和西饼店,有一处有特制的花生糖,又油又酥,香味独特。历经数十年的风雨,至今还可以从哈尔滨、老大昌等地方找到些许那些西点铺留下的痕迹。国泰电影院、兰心大戏院,都是当年盛极一时的剧院,也是我常去看电影的地方。现今的淮海路当然是更豪华热闹了。但是在快节奏生活和大批量工业化生产的今日,往昔那一份各具浪漫特色的幽雅和精致恐怕再难寻觅。 上方花园住宅的设计带一点西班牙风格,都是供一家独用的。一层朝南两间,靠东的一间横向呈长方形,有门直接通向外面的花园。朝南三扇窗,顶部呈弧形,朝东两扇窗。这间屋子布置成客厅,窗上挂的是从极司非而路老宅带来的深红色丝绒窗帘,摆的是原来在老宅内父亲书房里的那套红木家具,长沙发背靠南面的窗户,端头放一只半圆形的红木小几。两只小沙发分别置于它的两边,另外再加上原在父亲书房里的高背写字椅,围合成一个舒适的谈话空间。原来在父亲书房里的那只鼓式红木圆桌则置于西北角里,上面放了一个紫色的大花瓶,插花四季不断,如冬季的腊梅,夏季的菖兰等。圆桌后面立了那个我称之为“天使般美丽的孩子”的意大利石雕。靠着北墙摆了一只红木天然几,上面放着几件出土文物中的精品,其它许多出土文物在搬家时都订制了有玻璃盖的木盒,分别摆设于天然几的两侧。两幅装于玻璃镜框内由清初文学家龚鼎孳和孙承泽所书的巨幅屏条挂在北墙正中,另外还挂有一幅澹归和尚亲笔所书条幅,这几幅墨宝的上款均为我的十一世祖螺浮公,清顺治乙未年()进士,曾任户部主事,为清初著名谏官。解放后,祖父于年将这几件文物捐赠国家。在东墙的两窗之间是红木装设柜,里面陈列了各种小摆设,如玛瑙摆件,祖父从欧洲带回来的西方工艺品等。我最喜欢其中两个很小的瓷制头像,一个是拿破仑,戴着他那顶典型的法式帽子,另一个是一位贵妇,脸相无比俊美,制作异常精致。有一个7层的象牙雕刻球,每一层都精雕细刻,层层都可以转动,这种工艺今天可能早已失传了吧? 客厅的西边是餐厅,布置了一套西式餐桌和椅子,那是搬家时唯一添置的新家具。朝南窗前放了一只红木方桌,我小时候常在此读书。除了两个与餐桌配套的碗柜外,东西两侧靠墙都是祖父的书柜,内藏整套的《四部丛刊》和《百衲本二十四史》。客厅和餐厅之间为一个宽大的门框,没有门,仅挂紫红色的丝绒门帘。左右两边各用紫红色的丝绳系住,成弧状下垂。如果客厅和餐厅里有两拨不同的客人,也可将门帘放下以隔离视线。 百衲本二十四史 与客厅相隔一短过道的是一朝北的小间,里面放的也是祖父的书柜。小过道的尽头有一边门通向花园。餐厅的北端有门通向餐具室和厨房,厨房外面是一小天井和后门。餐具室里放的是碗柜和锅碗瓢盆,它的侧面有门通向汽车房。上方花园的每栋住宅都有汽车房,下面供停车用,上面还有一小间,有楼梯相通,是供司机用的。那时我家早已没有了汽车,故汽车房仅为堆放杂物之地。 房前朝南有一个花园,与极司非而路老宅里的大草地和后花园相比,只能说是弹丸之地。那里种了从老宅搬来的许多花草,靠东墙种了一片竹子,靠南墙种了五针松、罗汉松、红枫等。还有几大盆杜鹃花,是当年从牯岭带回来的。花园中央铺了草地,种有许多月季花。记得我在中学时,月季花尚盛开,后因乏人照料,花就逐渐枯萎。在园子的东面靠近竹林处,有一砖砌的台,上面复盖一块约二尺见方的砖,平整光滑,据祖父说那是造长城用的砖。那时候,学校里每天都布置写大楷和小楷的作业,祖父对我说必须站着用大毛笔练习笔力,要从一竖一横一捺的基本功练起,而最好的办法是在那砖台上用毛笔蘸了水写,既练了笔力,又不浪费纸墨。他常扶着我的手一笔一划地教我,然后再让我独立写。记得我们刚搬到上方花园时,花园里还有几个彩色琉璃制的鼓凳,后来破损的破损,打碎的打碎,终于无存。 二层也有两大间朝南的房间,两室之间是一盥洗室。靠西面一间是祖父的卧室,另一间为祥保姊姊的卧室兼作吃饭间,平日午晚两餐全家就在此围坐一桌。一层的餐厅仅在宴请客人时用。祖父的房间呈南北向长方形,比较深。朝南是落地的玻璃窗,外面有一小阳台,朝北有一门,通向楼梯。祖父的床放在靠北墙处,床后放置了挂衣服用的立柜,床旁放的是一只老式的梳妆台,上有一面镜子,下面有几个抽屉。南窗前是祖父的老式大书桌。书桌和梳妆台之间有一只大沙发和一个书架。在房间的东侧,与大沙发相对的是一个五斗柜,上面放了一只收音机,还有那只光绪皇帝御赐的蓝釉金彩鸳鸯纹瓷瓶,也是放在这五斗柜上的。在屋子的正中间放了一只红木石面方桌,桌子的四面有四只小抽屉,古色古香,这方桌和大书桌还是曾祖母数十年前从广东带回来的。方桌上放着祖父经常用的文房四宝,是他真正工作的地方。不论早上去向他请安,或是从楼梯经过他的卧室,总能看见他伏案工作的身影。祖父桌上的笔墨纸砚都摆放得井井有条,不仅如此,他屋里的所有书籍衣物都是收拾得十分规整的。我曾多次见他雨天外出后回来,自己将所穿的雨鞋用小刷子刷洗干净。 祥保姊姊的房内有她的床,书桌和一口立柜。房间中央放了那只从老宅搬来的绿色瓷砖面的大餐桌和一把扶手椅,那是祖父吃饭时专用的坐椅,其它人则坐圆形木凳。这些圆木凳是早年在老宅时制作的,数量甚多。搬到上方花园后继续使用,历经数十年,到了二十世纪末,终于只剩下最后历尽沧桑的一只了。那口老式立柜是黄色柚木的,是父亲在圣约翰大学住校时,祖父特地为他订制的。 父母亲和我住在三层,靠西边是父母亲的卧室,摆放的是原在老宅内那套红木的卧室家具,包括大床、三门大衣橱、梳妆台和梳妆凳,以及红木小圆桌和两把椅子。父亲的书桌放在了卧室靠南窗处。我和萧妈妈睡在东边的房间,那屋子朝南有一大排窗,朝东有两扇窗,光照充足,到了冬日,阳光洒满了屋子,相当暖和。这里放的是一些极为普通的的旧家具,屋子中央的桌子是每天早上父母亲和我吃早饭的地方。靠窗的一只书桌是我读书做作业的角落。虽说这间房内没有什么陈设,也谈不上什么布置,但它却是个活动中心。刘家表姊来了,在这里聊天,大表姊刘荃、四表姊刘葵都是这里的常客,三表姊刘珏曾来我家住过一段时间,和我同睡在这间屋里。母亲为我请的家庭教师胡宛春和陈儂就是先后在这间屋里教我读《论语》、《孟子》和唐诗的。胡、陈二人是夫妇,都是平湖人,对古典文学的造诣很深,胡宛春在解放后任浙江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还有一位为我补习英语的夏老师,也是在这里教我学《英文津棣》的。她是我中西同学朱颐云的婶母,身体不好,过早地去世了。三舅葛书徵来的时候也坐在这间屋里,他往往在星期日下午来,喜欢和父母亲天南海北地聊天。我们备些点心,由我负责煮咖啡,吃一顿很温馨的下午茶。三舅母只有在逢年过节时来,她为人能干,善烹饪,又工刺绣,到了很大年纪还能绣花,做成枕套、靠垫等。三舅喜爱书画,善刻图章,我离家到北京时他送了我一方他亲手刻的图章,我和瑞骅结婚时,他送给我一轴国画,是用朱笔绘的竹子。这两件礼物我一直珍藏至今。六舅葛昌权和父母亲关系十分亲密,每次来都在这间屋里坐,也有时在这里吃便饭。这间屋子带给我的是成长时期温暖的回忆,后来,它是弟弟和弟妹的卧室。每次我和瑞骅去上海,他们总把屋子让出来给我们用。我在黑夜里仍能很顺手地摸到墙上的电灯开关,犹如昨天一般。 祖父、父亲和弟弟摄于上方花园24号花园 年7月2日 二层和三层的每间卧房内均有大壁橱,在三楼的壁橱内放了母亲陪嫁的描金皮箱,有四种规格,共十六只。最大号的是大红色的,其次是墨绿的,第三号是粉红色的,最小的是浅绿的。这种皮箱产于福建,用整张牛皮制成,外面漆成各种颜色,饰以描金彩绘,如梅、兰、竹、菊等花卉。最大的特点是箱盖紧密不透风,箱内所存皮毛等衣物不怕虫蛀。据说这种箱子如落入河中,居然会浮在水面上不下沉。除了每层两间朝南的正室外,在二层和三层尚各有一亭子间。上海的里弄住宅不论是旧式的还是新式的,都有亭子间,那是处于两个楼层之间的朝北的小房间,在底层相应的位置就是厨房。由于没有对流,夏天下午又受到西边阳光的照射而十分炎热,冬天则又因照不到阳光而极为寒冷。所以许多小说里往往把亭子间描绘成穷书生或落泊文人栖身之处。我们搬到上方花园后,二层的亭子间是仆人们的房间,三层的亭子间是放杂物的。到了国民党统治的后期,币纸贬值,物价飞涨,所以家里总尽量多买一些米、油、肥皂等生活必需品存放在三楼亭子间里。有了米,随之而来的是老鼠,所以在墙脚上开了一个方形小洞,让猫随意出入,称为猫洞。家里只要养了猫,老鼠就不敢猖獗了。 此外在二层东侧还有一朝北的房间,也有十四、五平米左右,外面还有个极小的阳台。这间屋子并未很好利用,无非是放些旧箱子和杂物。有一年,竟有小偷趁着夜色从下面花园里爬上那个小阳台,偷去了祖父的皮袍。在三层与这间房相应的位置是一个平台,据说按设计,原本应该是一间房,但因承包商偷工减料而把它做成了平台。比三层高出半层的是一个大的晒台,在那里可以洗衣,晒衣被。 厨房比较大,在北窗下有一很大的灶台。在我们初搬去时,在厨房的西北角还有一个很大的锅炉,是用来烧暖气的。上方花园内的每栋住宅都安装燃煤的暖气设备,各家可以根据需要自行点燃锅炉。我们搬去的时候,春寒料峭,且房屋新建,尚有潮气,所以曾烧过暖气,那是我生平第一次体会到暖气带来的舒适。但那仅仅是很短的一段时间,后来就再也没有烧过,因为要给整栋三层楼房供暖,费用十分可观。许多年后,那锅炉锈蚀无用,也就被拆除了。现在回忆起来,最突出地让我和厨房联系在一起的是每年母亲在过年前做方糕。那是一种平湖特有的点心。母亲有一套专门制作方糕的设备,包括一块约30-40公分见方的木底板,划成16个小方块,每格都刻有喜字寿字之类的花纹,在这块底板上放一个有16个小格的约2-3公分高的架子,两者结合就成了一个盒式笼屉。做糕时在每个小格中放一层米粉,再放一层馅,上面再盖一层米粉,最后复以盖板,就可以上灶蒸了。每蒸一屉就是16块,两屉轮流蒸,很快可以蒸出很多糕来。晾凉以后可以储存好多天。米粉是特制的,先用石磨将米磨成粉,其中包含一定比例的粳米和糯米,粉磨好后,拌以适量糖水,再用筛子将粉筛匀,放着备用。第二道工序是做各种馅,有豆沙、枣泥、芝麻、玫瑰等,甚至还有肉馅。备馅也得化上好多天。待一切备齐,就到了蒸糕的日子,那是最后的一道工序了,母亲、萧妈妈以及其他女佣都得出动,在厨房里忙上整整一天的工夫。我最喜欢那日子了,既可掺和在里面玩,又可吃刚出笼的糕。做好以后,除留着自用外,还可送人。来拜年的客人也往往享以这种美点。 医院 年冬,家中发生两件大事,一是祖父动前列腺手术,在医院住了三个月,我放学回家途经宝庆路的医院常去看望他。二是弟弟的诞生。那是年的12月27日,我中午放学回家,只见弟弟已经出生,包在一个红色的蜡烛包里,静静地躺在母亲身旁。那天天气特别晴朗,万里无云,阳光灿烂,房中满室生辉,真乃天人同庆之兆,是我们家最充满喜庆的日子。医院,得知弟弟出生,精神振奋,低烧因而退尽。按照习俗,孩子出生的第三天全家吃面,称为三朝面。那次吃的是鸡汤面。在我的记忆中,从没有哪次鸡汤面有如此鲜美。 在日伪时期,家中的生活就十分拮据了,吃穿开销都极为节俭。每到晚上经常因“戒严”而不可开灯,家中一片漆黑。我们只能把壁橱里的灯开着,使室内略有一丝照明。伪保甲长令家家户户在玻璃窗上贴上米字型的纸条,以防空袭时震碎玻璃。那时母亲开始向萧妈妈学衲鞋底。母亲一向善于女工,精于刺绣,但衲鞋底和缝补衣服之类的活以前是从未做过的。衲鞋底也是一种废物利用,首先是把旧床单、旧衣服等破布一层一层地用浆糊粘贴在一块大的木板上,放在太阳下晒上好几天,干透后揭下来,按鞋样的大小剪出五、六层叠起来,用很多股棉线绞成的粗绳一针一针地衲成鞋底。鞋面可以做成多种式样。鞋底和鞋面都完成后,便请鞋匠师傅将它们做成一双鞋。如今的年轻人恐怕不可能知道布鞋是如何做成的了。到了年,家境日益窘迫,祖父采纳了一位亲戚的建议,决定鬻字以贴补家用。当时经常联系的书画铺有荣宝斋、朵云轩、汲古阁等。以当时祖父的科举辈份和社会声望,来求墨宝者果然不少,有对联、屏条、堂幅,甚至还有扇面。祖父每隔几天就写一次字,事前需先磨墨。他有一个圆形大砚台,磨一盘墨需化好多时间。磨到墨汁很浓了,就倒入墨壶,然后再磨第二盘。至少存满两三个墨壶的墨汁才够写一次字。磨墨的事家里人人都做过,我往往是一面看书一面磨墨。写对联、屏条之类大件作品时,祖父都是站在那只绿色瓷砖面的大圆桌前写的,祥保姊姊或弟弟或我都曾为他作助手,隔着桌子站在他的对面,他每写好一个字就把纸往前拉,以便写下一个字。每写完一幅就小心地移到铺了报纸的地板上,让墨汁逐渐干燥。鬻字的报酬称为润笔,祖父用第一次收到的润笔,为弟弟买了蛋糕。那是黄色的清蛋糕,从今天的角度看,那蛋糕实在太普通了,但在那年头,则堪称难得的可贵食品。我记得蛋糕买来后,我拿起一块逗弟弟,说:“这是什么?说出来就给你吃。”那时弟弟还很小,还没有到什么话都会说的年龄。但他看见我手里举着蛋糕,情急之中竟清楚地迸发出三个字:“黄蛋糕”。这也可说是在那艰难岁月中的一个亮点吧,所以至今犹记得那一幕情景。由于生活的拮据,一日三餐的伙食当然需要精简。记得有一种我称之为“素肉松”的菜肴,是用豆渣做。豆渣是做豆腐后留下的渣,一般用来喂猪,价格当然极为便宜。母亲学会用酱姜和葱炒豆渣,炒得很干,有点像肉松,很香也很下饭。那时正巧有亲戚介绍一个从海盐农村来的妇女来我家帮佣,见我们吃豆渣,大为惊讶,第二天即匆匆离去,到别人家去干活,并逢人便说:“张家穷得都到吃豆渣的地步了”。大概是在年祖父75岁生日时,父母亲准备在家做一顿寿面,为他过生日,但竟买不到面粉。我在中西的好朋友孙以鑑的父亲是当时上海阜丰面粉厂的老板。我问了她,她又征得她父亲的同意,我们才去他们厂里买了一袋面粉,为祖父过了生日。 祖父很忙,总是伏案工作,有写不完的东西。只有在工作的间隙,在大沙发里坐一会,有时开了收音机听广东音乐。祖父幼年时生长在广东,能说一口地道的广东话,对广东音乐也很爱好。他没有时间指导我的学习,但是只要我有问题,他总是耐心地给我解释,用一种启发式的方法,使我很快就能明白,而且永远不会忘记。中学的时候我学了一些唐诗,但是对于平声和仄声的运用,却不甚了了。祖父用一种非常简练而又富有启发性的方法说明了平仄声的关系,以及如何使用。他说如果一行诗全是平声或全是仄声,那又会是什么结果呢?说罢,念了两句打油诗:“屋北鹿独宿,溪西鸡齐啼。”上句全是仄声,下句全是平声,朗读起来就十分别扭了,简单易懂地说明了平仄声搭配运用的重要性,使我印象至今犹深。还有两句打油诗是有一天他在饭桌上说的,那天是谈起清末朝廷之腐败,百姓之疾苦。他说那时流传两句诗:“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万民饥。”上句指的是李鸿章,因为他原籍安徽合肥;下句指的是翁同龢,他乃江苏常熟人氏。祖父学识渊博,任何时候,任何场合,我们都能从他的言行中得到教益,哪怕仅是一句笑话或是两行打油诗。 (本文选自张珑著《水流云在:张元济孙女的自述》商务印书馆年版第一章) 作者介绍 张珑,译审(教授级),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年出生于上海,原籍浙江海盐。先后就读于上海中西女子中学、上海圣约翰大学英文系。—年在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任教。—年在河南秦屯干校下放劳动。—年在湖南黔阳师范学校英语科任教。—年任职于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情报研究所,创办英文刊物《中国建筑》,并担任主编。编有中英对照《住房城市规划与建筑管理词汇》,译有十册《中国古建筑大系》之3册——《皇家园囿建筑》《文人园林建筑》《礼制建筑》等,著有《水流云在——张元济孙女的自述》《风清月明:张元济孙女的回忆点滴》等。 文字编辑:樊杨 排版:张毅郭子璇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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