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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有光/著读书笔记这位活了岁的老者（.1.13-.1.14），让人肃然起敬。绝不是因为他的年纪过了百年，更因为他一丝不苟的治学精神，干一行专一行的专心致志，淡泊名利的生活态度，心怀天下的仁者风范，始终向阳的精气神。他曾亲历十年浩劫，可就连口述也不曾见他抱怨一句，他只是以极为理性、客观的态度描述他所经历的，他所看到的，他所听到的，并举例告诉我们，让我们能从同行者的细碎经历中看出一个时代的大变化。他是名副其实的文字学专家。但对于文字工作，他最多是半路出家，而且带着那么点儿“半强迫”的味道——强把他留在北京不让回上海了。他也就“既来之，则安之”，全力以赴攻克汉语拼音难关，我们所有的后人，都得感谢这位为我国语言文字事业做出基础而卓越贡献的人！没有他，整个国家的国民素质想要得到整体提升，又得经历多么漫长的时光。他在文字领域的不可替代的地位，从他连续三年被邀请参加国际语言文字大会就可见一斑，邀请他的人问：“我们邀请了你三年，你怎么今年才来？”他总不能告诉对方三年前他还在“牛棚”里吧！于是，只能支吾过去。他从骨子里看淡名利。他与张允和的婚姻可谓郎才女貌，妻子的张家也是极为显赫的人家，但他们一生节俭，只把钱花在有利于双方提升成长的地方。文字改革委员会取消后，他这个主任一并被免去了职务，但他一如既往地认真治学，笔耕不掇，让当时的当权派也大感意外。85岁退休后，他的小小书房仅有9平米，一几二椅已经满满当当，桌子上有了毛刺，他就用透明胶布粘一下，那一方被他小心呵护的小书桌如果有灵气，该会感到多么幸福！不离不弃的幸福。他天生幽默且记忆力惊人。幽默是不是天生的不好说，但他的幽默却是在自然陈述中彰显出来的，他是严肃认真且一本正经的，但读者已然捧腹不已。且不说口述这些内容时他已是耄耋老人，单单就他提到的那些事儿、那些人、那些逸闻趣事，就已经足以让人大开眼界了。一位世纪老人，一段应该被如实还原的历史。摘抄笔记★天之降大任于斯人，必予以优秀遗传基因，使之健康长寿，智力超常；须自幼接受良好而全面的教育，使之具备全面优良素质，掌握古今中外知识；给予历史机遇，既使其历尽艰辛，又获得发挥其智慧才能的机会。更重要的是，本人在大彻大悟之后，能奉献于民众、国家和全人类。古往今来多少伟人天才，具备这四方面条件者罕见记载。而周先生不仅具备，还创造了新的纪录。这部《逝年如水——周有光百年口述》（以下简称《口述》），就是一项新的纪录。《口述》的基本内容，是根据周先生在—年间的口述录音整理的，在年补充了一段“尾声”。周先生口述时已91岁，但他所说的内容并不止这91年，也追溯他的家世和见闻。而在补充“尾声”时，周先生已是岁，称之为“百年口述”名副其实。周先生的长寿、完成口述时的高龄、高龄时的记忆和思维能力世所罕见，这部回忆录内容的丰富程度在中外名人中是少有的。涉及的重大历史事件，从太平天国、五卅惨案、救国会、抗日战争、西迁大后方、民主运动、国共合作、太平洋战争、“二战”胜利、战后美国、思想改造、文字改革、《汉语拼音方案》的制定、“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五七干校”、尼克松访华、唐山大地震、改革开放、早期国际交往、《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的问世、国际标准化组织的活动等，涉及的地域有日本、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波兰、苏联、缅甸、新加坡和中国从东北到西南、西北到东南与香港等，涉及的人物有吕凤子、屠寄、刘天华、刘半农、孟宪承、陈训恕、张寿镛、胡适、沈从文、尚仲衣、陶行知、梁漱溟、聂绀弩、陈光甫、章乃器、赵君迈、吴大琨、沙千里、宋庆龄、胡子婴、邹韬奋、宋子文、张充和、卢作孚、翁文灏、何廉、梅兰芳、吴蕴初、杜重远、许涤新、陶大镛、徐特立、黄炎培、常书鸿、向达、李方桂、赵元任、罗常培、老舍、杨刚、刘尊棋、刘良模、范旭东、马凡陀（袁水拍）、潘汉年、村野辰雄、李荣、桥本万太郎、倪海曙、叶籁士、马寅初、叶圣陶、丁西林、胡愈之、陈毅、林汉达、姜椿芳、钱伟长、吉布尼、梅维恒、傅汉思、爱因斯坦等。长寿的人未必经历丰富，经历丰富的人未必长寿，长寿而又经历丰富的人未必愿意并能够记录下来，周先生口述的价值不言而喻。★他认为真正想了解中国就必须从世界眼光来观察中国的现实。尽管他一直是严肃地对待生活、学问和研究，但我读他的书，和大家的感觉一样，发现他还是一个很有幽默感的作者。他研究社会科学，但绝不做枯燥乏味的表述。写作中他总是掩饰不住自己的幽默感，在这本口述中读者可以发现，即使在极其恶劣的现实下，这种幽默感总能帮助他发现生活中最有活力的迹象。★年12月爸爸又一次从一场疾病恢复过来，让医生大感惊讶。自然，随着爸爸年龄的继续增长——年他已经整整满岁了，但他的体力已经不再允许他常年伏案工作，他的腰椎变形已经影响他的走路和睡觉，他必须借助助听器才能听清别人的话语。但是他依然关心这个他生活了一百多年的国家，并且深爱他的同胞，同时从未失去对外部世界所发生的最新事件的浓厚兴趣。爸爸做好了面向未来的所有准备，包括他希望捐献他的遗体供科学研究之用。他对生死早已置之度外，他头上的白发中依然生长着黑发，他依然充满幽默感和深思熟虑。虽然他的日常生活已经变得简单，他不需要荣华富贵来彰显他的人生价值，他只想他这一生没有虚度，并且与这本口述书里他讲的故事一样有趣。自然，爸爸也深深忧郁于未来——虽然他一直是乐观的。百年阅历让他明察现实的荒诞之处，不过他的朋友和崇敬者相信他的长寿是为见证历史和引导别人相信事实与真理。★青果巷里面有许多在当时算是比较好的房子。我们这所房子在青果巷的许多大房子里面不算最大的，但是我们的房子非常有名气，为什么有名气呢？因为几个原因：第一，我们这所房子是在明朝造的，不是清朝造的。我们家常常以能够住到明朝造的房子为光荣。因为我前面讲过，我们的曾祖父留下不少房子，可都是清朝造的，只有这一所是在明朝造的，这是一个特点。还有呢，从前每一所房子都有一个匾，这个匾上是讲什么堂什么堂，我们这个堂叫作“礼和堂”。我小时候听说“礼和堂”这个匾是比曾祖父还要早的时代传下来的。能够得到这块匾，住在这个明朝的房子里面，是我们本家当中最幸运的。当然，明朝造的房子不如清朝，因为明朝的房子比较矮；还有一个缺点，明朝房子的窗子玻璃都很小，当中是一块小玻璃，四面是许多我们当时称为“明壳”的东西，就是贝壳做的。把贝壳里面和外面不透明的东西拿掉，变成当中一层透明的，有点像玻璃，可是透光没有玻璃那么好，一小格一小格都是用这种明壳做出来的，现在没有这个东西了。当时玻璃工业不发达，窗子当中是一块玻璃，四周呢都是这种明壳，整个窗子倒不小。我记得我们的房子叫“正”，有五开间，大门不是太大。明朝的房子大门不很大，有点像今天在北京能够看到的两扇的石库门那么大，石库门就是石头门框当中两扇门。两扇门内就是第一进五间房子，都是门房，当中有一间房子是穿堂。走过这间房间又是门，这个门就比较大了，有四扇门。过了这四扇门就是天井，过了天井就是大厅了。过了大厅后面又是天井，天井后面是“女厅”。后面一路房子都是女眷住的，就是卧房。再后面又是一个天井，比较小一点，最后面是厨房和其他许多房子，是靠河边。大门是坐南向北，后门是向着河流，朝南的。“正”房子的缺点是前向北，后向南。在“正”房子的东面连起来的有一路房子，这一路房子是清朝造的，可是大门是同一个，从大门进去到了大厅要走旁边另外一个门，再通过一个小夹道，又是一个门，才到这一路房子。这一路清朝造的房子没有明朝老房子那么宽，只有三间宽，可是造得比明朝的房子好。我们家就住在清朝的这一路房子里，把“正”的大房子租给人家住。大厅是公用的，五间门房也是公用的。清朝房子的最后三间是我的祖母住的，有大玻璃窗，向南、向着河流的。这幢清朝房子是“旁”，结构和“正”不一样，每间房的主要窗子都是向南的。当时就是这样一个局面。我记得有时我们的房客搬走了，新来看房子的人都希望住“旁”，就是我们自己住的房子，并不喜欢那个明朝的房子。我的祖母教我唐诗就在那个有向南大玻璃窗的清朝的房子里面，由此我就联想到我们住的房子的整个结构。★小书房的前面有个天井，里面也有一个很小的水池子，有棵树，是棵很大的白皮松。白皮松在北京不稀奇，很多公园里都有，可是在常州非常稀奇，尤其是这么大的，据说是明朝的树，听说白皮松长得很慢。在青果巷的路上就可以看到这棵树，它比围墙高很多，很大一棵树。白皮松经常要脱皮的，一块一块皮掉下来，我们把树皮保留好，因为这是一种中药，煎的汤可以治许多病。很多周围的人来问我们要白皮松的树皮去治病。★可以说我们的家从太平天国的时候就开始没落了，太平天国结束以后就靠卖祖上的房地产来过日子，到最后母亲搬到苏州，变得一贫如洗，什么都没有了。这是一个不断贫穷化的经过。★大概在80年代的后期，哪一年我记不清楚了，可能是年，在常州举行瞿秋白辞世50周年纪念会，这是一个全国性的学术会议，我是被邀参加的人之一。我算了算，纪念瞿秋白辞世50周年，我快60年没有到过常州了。这些年来，常常坐火车经过常州，却一向没有机会去家乡，这次我就去了。有几件小事情。我去了青果巷看看老家的房子怎么样了，一看啊，老家的大门被拆掉了，几乎门房这一进房子全拆掉了，第二进房子的大厅等也拆掉了，盖了许多临时的乱七八糟的小房子，没有重新建筑。听说这里面住了二十几家人家，我就没有进去。离开我们家很远有一顶桥，过了桥就是从我的祖母房间的大玻璃窗天天看出去的那条路，从那条路回过头来可以看到我祖母住的房间。所以我特别往那里去，我到那里去，仔细找，找到了。我们房子的后面部分没有被拆掉，祖母从前住的三间大玻璃窗的“水阁”还在，当然有些破旧的样子，可是基本上还是没有动，这是很有趣味的事情。这条河原来比较宽，海里船开进来，船头船尾被装饰得怪里怪气的样子，有的装成大鱼的样子，我小时候经常看见。后来这条河变得越来越小，所以海里的船不能进来了。后来我才知道，江苏的河流变化很大，常州的河小了，无锡的河却大了。本来常州有米市中心，常州府在常州，无锡属于常州府。后来无锡变成米市中心了，而且更晚的时候兴起了工业。无锡越来越大，常州越来越小。这条河给我的印象很深刻，从前河里的水是比较清的，比较干净的，可是现在河里的水都发黑了，污染得非常厉害。讲起这条河来，我小时候有段时间，要渡过这条河到小学校去上课。我的小学校是在东下塘，就是河的对面。河是在青果巷的南面，在河的南面是一条路，名称可能就叫下塘，我记不清楚了。当时河上没有桥，只有摆渡，叫渡桥，就是两个三个或者几个船连在一起，两边的船固定住的，不动的，当中的船是动的，在有船经过时移开，大船来时多开一点，小船来了少开一点，叫“开渡”。一下子“开渡”，一下子“不开渡”，人可以过去，但是有点危险，害怕掉到水里面。我每天上学过桥，家里常常派一个人照顾我，过了桥去上学……★我们的小学很有意思，是男女同学。那个时候男女同学不仅是大学、中学不可以的，小学也不可以的。那么这个小学男女同学怎么办呢？很有意思，这个大门是一个，进了大门里面就完全分开，假如姐姐跟弟弟同进这个学校，一进大门也要分开。女孩子待在一个地方，男孩子不能去的；男孩子待在另外一个地方，女孩子也不能来的。上课呢，男孩子先进课堂，男孩子坐好以后，靠门的一路座位是女孩子的，因为女孩子数量比较少，大概女孩子只有男孩子的四分之一。男孩子统统坐齐了，然后由一个女老师领了女孩子进来坐在旁边留出来的空的一排座位上，之后老师再上课。上完了课，男孩子不许动，女孩子由老师领了出去，然后男孩子才可以出来。这样子一个办法就算是当时教育的现代化了。★中国最早的一个新式大学叫京师大学堂，地点就在北京沙滩，那里有一条路原来叫景山东街，后来改名叫沙滩后街。巧得很，年年底，我到北京来参加第一届中国文字改革会议，我就住在京师大学堂原来的房子里面。这个房子从京师大学堂到了民国元年就改成了北京大学了，年以后把北京大学搬到西郊的原来的燕京大学，合起来就变成今天的北京大学。原来的北京大学在沙滩，城中心。这个地方在清朝来讲房子是非常大，这里面很大，原来是一个驸马府、公主第。可是从今天看来，地方就太小了，搬出去还是对的。我最早是来开会住过，后来文字改革委员会就在这里办公，我北调到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就在这个大门里面住了好多年。我看到大学的教科书，屠寄就是京师大学堂的高级教授，清朝的时候不叫教授，叫“教习”，他是“正教习”，等于今天的正教授或者是一级教授的地位吧。我看过他写的物理学的教科书，不叫“物理学”，叫“格致学”，这个书是用汉字写的，从上而下的，许多公式不是“ABCD”，而是用“甲乙丙丁”。这个教科书是很珍贵的，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以后要想找这个书看已经是很难了，现在恐怕不容易找到这个书了。★中学只要老师好，可以培养出很好的学生来。当时的中学，一进去就要住在学校里面，不能出校门。如果你的家庭在本地，礼拜六下午四点以后，可以回家，礼拜天下午再回学校，非常严格。直到今天我还认为，要培养一个青年，特别是在他中学时代必须住校，住读是最好的教育方法。书就可以读得比较好，而且人品可以教育得比较好。住读虽然跟社会隔断，但是可以不受社会的坏影响，我想这个住读制度还是值得提倡的。★中学毕业以后我报考了两个大学，都考取了。一个是上海圣约翰大学，一个是南京东南高等师范学校，后来变成东南大学，以后又变成中央大学，今天是南京大学。为什么考两个大学呢？有几个比我高的同学劝我去考圣约翰大学，我到上海去考圣约翰大学，考取了。可是圣约翰大学贵得不得了，一个学期就要两百多块银元，我家里到我读大学是最穷的时候，没有钱。那时候每个大学考试的时间不一样，就再到南京去考，也考取了。南京东南高等师范学校不用学费，那么，我就准备去南京。我的姐姐在上海教书，她的同事朱毓君听说我考进了圣约翰大学不想读，她对我姐姐说：“考圣约翰大学比考状元还难，你弟弟考进圣约翰大学又不进，太可惜了。我也没有钱，我去问我妈妈借，让他去上学，上了学以后再想办法。”她的妈妈说：“我现在也没有钱，但是有皮箱，里面放了很多嫁妆，拿一个皮箱去当，就可以当两百多块钱。”她们家也在苏州，她妈妈很喜欢我，老太太待我很好，她的箱子放在后房，多少年也没有去动它，没有用的。有出戏叫《借当》，借东西来当。这样我就上了圣约翰大学。★今天我想回顾一下上海读圣约翰大学的时候发生的一件大事情，叫作“五卅惨案”，那时一个工人叫顾正红，被日本人杀掉了，引发整个上海工厂的罢工。由于工人的罢工引起学生的罢课、游行、示威，这个事情是在上海的一件大事，同时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情。这不是一件偶然发生的事情，它是上海处在中国革命历史的转变时期必然发生的事情。那个时候，中国的民族主义抬头，跟帝国主义的势力发生严重对抗。这件事情在圣约翰大学发生一个想不到的反应。所有大学的学生都同情受压迫的工人，都同情工人运动。如果圣约翰大学也是跟别的大学一样，不限制、不阻碍学生的活动，这个事情也可能很快就过去了。可是圣约翰大学不一样。圣约翰大学在当时是第一，名气最大，威望最高；第二，它是一个教会学校，而这个教会当时的主持人的思想在帝国主义分子当中是比较顽固的，因此就闹成一个“离校运动”，教师和学生纷纷离开学校。匆匆忙忙把铺盖打起来，人先走，这走到哪里去呢？就跟南洋公学联系。当时南洋公学还不叫南洋大学，后来才变成南洋大学，之后又改名交通大学。上海当时两个最有地位的学校，一个是圣约翰大学，一个是南洋大学，就是南洋公学。南洋公学是热烈欢迎我们，支持我们的。我们全体就到南洋公学，他们把能够腾出来的地方都腾出来给我们，给我们住的地方，给我们活动的地方。圣约翰大学的学生离开学校是6月3日，叫“六三离校”。这件事情在中国人方面是非常一致的，反对离校而后来回到圣约翰大学的是很少很少几个人，主要是神学系的。这样子圣约翰大学就没有办法了，只能宣告停校。停办了一段时间，中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于是圣约翰大学的学生都离开了圣约翰。这件事情当时轰动上海，轰动全国，而且轰动世界。上海的学生运动在圣约翰学生离校的时候达到了高潮。这件事情不仅仅是一个学生运动，而且是整个社会到这个时候的一个转折点。军阀政治已经完了，国民党的势力就要到上海来了，而共产党员是在国民党的掩护之下做工作——当时共产党的力量还是比较小。当时的情况大体来讲就是这样。★大家知道，蒋介石时代有一位财政部长叫宋子文，是蒋介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管财政的人。广东人开玩笑说，宋子文的名字用广东话来念叫“送几文”。“送几文”就是送几个钱的意思，就是说他做财政部长，人家都要送他几个钱；同时，又讽刺他把几个钱呀都送光了。这是讥讽他的，取笑他的，也是讲玩笑话的。他的弟弟没有他的姐妹有名。他是兄弟中的老大。他的大姐是宋霭龄，是孔祥熙的夫人；二姐宋庆龄是孙中山的夫人；还有一个妹妹宋美龄——就是后来嫁给蒋介石的。为什么我要讲到宋美龄呢？因为我联想到她的弟弟是在圣约翰读书。她有个弟弟叫宋子安，在圣约翰读书，比我高一届。有一段时间，我跟他住在一个宿舍楼里面，是斜对门。再隔两个门住了另外一位同学，也是比我高一届的——这个人的姓名我一下子想不起来了。这个人是上海人所谓的比较smart的一个人，他通过宋子安跟宋美龄很熟悉，恋爱了一段时间，甚至准备大学毕业就结婚。这个人很漂亮，可是他的牙齿有一点不平，他为了更美就把一口牙齿都拔掉了，全部装了假牙。同学就背后暗中笑他，为了娶一位美人，居然把牙齿都重新换过。可是，非常遗憾，不久宋美龄就嫁给蒋介石了——这是一个政治婚姻，于是他的恋爱当然是结束了。当时宋庆龄常常同宋美龄在礼拜六下午一起坐了汽车来看宋子安，把宋子安接出去——在上海有家的学生，周末都可以回家的。所以，我们常常看到宋庆龄和宋美龄，想不到后来宋美龄变成蒋介石的夫人。这也是一段跟我的个人历史没有关系的事情，可是人们常常提起这件事情，人家一提起，我也就回想起这件事情来了，所以我就顺便谈一谈。★我们当时就想——我的想法跟张允和的想法一样，我们的婚礼是最平凡的，就是寒酸一点也无所谓，可是生活要安定，要能够长期地愉快。我们坚持这样一个原则，把钱用在更重要的促使人向上的地方。★那个时候中国到日本去，方便得不得了，不用什么签证，买一张船票，今天下午开船，明天早上就到了日本了。一封信寄到日本，只要三分钱邮票，从日本寄到中国，也是三分钱邮票。当时日本钱三分跟中国三分价钱差不多的。★日本方式的洗澡是在一个桶里面，好像蒸锅一样，蒸得满身大汗，这种洗澡方式在东京的青年会也有。可是有一件事情是到了京都才知道的。这个老太太呀清早拿了一小桶滚热的水，什么呢？是磨豆腐、煮豆腐的水，叫豆腐水。这个老太太告诉我，豆腐水洗脸呀不仅干净，而且皮肤会白嫩、健康。啊哈，这对我来讲倒是一个新鲜的东西！在中国还没有这个习惯。用豆腐水来洗脸，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这件事情我记忆很深刻。★到日本，到京都，这些事情说明我当时想要奋斗出一条道路，可这个道路是曲曲折折的，我也不知道前面是怎么一回事，很盲目的，有点乱闯的感觉。因为没有人指导我，我自己也不会指导自己，这一种方式是不对的。在京都待了一年之后，我就下决心不再在京都待下去了，这张大学文凭拿了也没有意思，我决心回上海，回上海之后重新计划，重新想办法到美国去读书。当时这个生活好像是自主，是自己在走路，实际上我是盲目的，是环境在左右我。不过有一件事情还是对的，就是读书求知识要靠自修，不能靠学校。这一个看法还是对的。这一点我自己没有放松，一直在扩大自己的知识面。★我的一生还是在战争动乱当中过的时期比较多，不是处于一个太平时代。这个时代的特点影响了我的思想行动，但是由于我是“温吞水”的性格，所以我在这么一个动乱的时代——“时势造英雄”的时代，没有成就，我不是英雄，我是非常平凡的一个人。我今天在讲回忆录，不是说我有什么值得讲的东西，没有，一点也没有。我是这样想，我讲了，是为了留给我的后代——如果有后代的话——空下来消遣。千千万万的人都是平凡的人，都是没有大作为的人，都是随波逐流的人，我就是其中一个。那随波逐流的人也需要有点记录，或许我可以代表一部分随波逐流的人。从前有一次我从一位喜欢文学的朋友那里看到一本书——《浮生六记》，我就借来看了，一晚就把它看完了。我当时觉得这本书无聊之至，它讲的都是生活上的细节，这个作者也是平凡的、没有出息、没有作为的一个人。可是这本书现在变成非常受国际上重视的一本书，听说已经被拍成电影，已经被翻译成许多种文字。我的瑞士朋友告诉我，这本书的法文本非常受欢迎。可见人们一方面关心伟大人物、英雄豪杰；另外一方面也关心平凡的人，因为平凡的人是人类当中最多的人。平凡的人怎么生活，这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我对这门科学和艺术没有贡献，不过我的一生倒是有平凡生活的经验，如此而已。★张允和家有四姐妹，最大张元和，第二是张允和，第三是张兆和，第四是张充和，每人名字中间的字都有简化的“儿”字。★还有一件事，就是张允和的三妹妹张兆和结婚的事情。三妹是在吴淞的中国公学读书，中国公学大概是在民国元年就开办了，我记不清楚了，胡适做校长。这里有一位有名的小说家沈从文，教白话文学，主要讲小说，他的小说写得很有名，大家都知道。沈从文不断给张兆和写信，张兆和拿了他的信，有的时候拆开来看，有的时候不拆开看，一封一封都保存在那里。后来沈从文很着急，就找胡适，请他帮忙。胡适就找张兆和谈话。胡适说：沈先生非常爱你，很执着地爱你，你理都不理他，你究竟是什么想法呢？张兆和说：他执着地爱我，我执着地不爱他。胡适的谈话没有结果，但是沈从文的确是很执着，无论什么波折，无论她理不理他，他还是一封信一封信地写。他的信写得真好，真美，最后还是感动了张兆和。后来沈从文到苏州求婚。怎么样求婚呢？沈从文请张允和帮忙。因为张允和也在中国公学读过书，不过后来她就离开，换到别的学校了。张允和在中国公学做过女同学会的会长，因此女同学都知道张允和。张允和到光华大学读书，又被推为光华大学女同学会的会长。沈从文就是通过张允和的帮忙，间接地向张家父母提出求婚。他们的父母采取放任主义，只要张兆和同意，那就没有问题。当时沈从文跟张兆和约好了，假如父母同意，就由张兆和打一个电报给沈从文，因为沈从文当时在青岛的山东大学教书。这个电报呢也很怪，他们约好的，这个电报要说“乡下人请喝一杯甜酒吧”，这是一封白话电报。苏州电报局看了这个电报，觉得没有见过这样的电报，电报都是用文言的，怎么能用白话呢，而且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张兆和自己去打这个电报时，电报局当面就把这个电报退给她，说这个电报我不能给你发。张兆和搞得脸红耳赤，就解释说是什么什么意思，后来电报局才勉强收下来发出去。张允和得到这个消息以后，非常高兴，也打了一个电报给沈从文，电报除了地名人名之外只有一个字——“允”，既是允许的意思，也是张允和的署名。这个字一半表示允许了，一半又是署名，所以这个电报除了名字以外只有半个字，叫作“半个字的电报”。隔了几十年，张允和想起这件事情，写了一篇短的文章，就叫《半个字的电报》。大家对于这件事情，都非常感兴趣。这两个电报都是非常有趣味的。沈从文是个艺术家，张兆和也是一个对文学很有修养的人，她在中国公学读英国文学系，对于中国文学知道得很多，所以他们的生活也是文学的、风趣的。★起初大家估计，日本人不会到长沙来的，不是它没有力量来，而是中国很大，战线很长。从战略上来讲，日本占领湖南，深入内地，对它们是不利的。但是后来情况变了，我在重庆的时候，看到报纸上报道，日本人不断向内地前进，占领了长沙。日本人还未到长沙的时候，长沙当地以军人为主的所谓政府就慌了，怎么办呢？他们就采取焦土政策，在日本人还未到的时候，就把整个长沙烧掉了。这个消息使重庆大为震动，大家都非常不高兴。这是完全错误的，日本人还没有来，居然就把自己的东西烧掉了。当时的新闻称之为“长沙大火”，后来蒋介石也认为这件事情很不对，是地方军人、地方官吏的错误决定造成的，于是处分了一些负责人。“长沙大火”事件是抗战时期的一个错误。当时国民党的力量，实际上没有办法跟日本人打仗，日本人在中国简直是所向无敌。当然不能说国民党完全不打，国民党也的确是打仗的，由于战线非常长，国民党的军队没有办法顾到每个地方。国民党是采取重点抵抗的方针，抵抗失败了就往后退，一步一步往后退。但是呢，日本人的战线越拉长越不容易收拾这个局面。我当时听到有人这样评论中日战争——当然是事后的评论，认为日本人如果不发动“七七事变”，只是占领了东三省——所谓“满洲国”——而慢慢地消化它，后来世界大战中它也不加入德国的阵营，如果这样呢，倒是很不好对付的。如果这样的话，美国就不会主动去攻打日本。但是日本没有这样做，它在中国无限地扩展它的战线，后来又把战线扩展到整个西太平洋，这是它的战略上的极大错误。对历史的回顾，事后诸葛亮是容易做的，当时要做出正确的判断是不容易的。不过有一点，当时的共产党和国民党的看法都是一致的，就是认为战争是长期的，但我们最后会必然胜利。在当时讲“最后的必然胜利”这句话是比较渺茫的，与其说是一种相信，不如说是一种希望。不过，包括国民党后方在内，大家抗日的决心是有的，不因为失败而失去了信心，这一点是非常好的。★当时全世界的财富主要集中在美国，美国实行了一个货币制度，是世界性的，有一个地方叫布雷顿森林，是美国的金库。美国的金子、银子等最珍贵的东西都藏在这个地方，有特别的军事包围。如果你参加美国这一个制度，就要把你这个发行钞票的准备金交给美国，美国就帮你稳定货币。当时国民党的货币就是这样，起初搞得很好，后来因为打仗，越搞越不行了，国民党的货币就没有方法控制了。当时美国规定，一盎司黄金兑换35美元——现在一盎司黄金可兑换多美元了。但是黄金是受管制的，你有需要他就给你黄金，你没有需要就不一定给。黄金价格的稳定，就是稳定了货币储备，同时稳定货币发行。美国当时也有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但是控制得很严格，不用通货膨胀来解决经济问题。那么财政不够用就发公债。所以当时的美国，公债买卖非常盛行，老百姓愿意买公债，因为相信政府，而且公债的利息比银行的利息高。美国的证券交易所，stockmarket——证券市场是美国的一个经济中心，这个证券市场主要就是买卖股票、债券、政府公债，等等。它的总部在纽约，纽约的证券交易所，不仅是全国性的，而且是世界性的，其他大小城市都有它的分支机构。当时没有电视，要了解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股价，是通过电话，比较慢。在旧金山、伦敦、东京、上海，都可以通过电话买到纽约的股票，所以说它是世界性的。今天有了电视、电脑，那就更快捷。这个证券交易所可以说是美国经济的神经中枢，非常重要。美国资本家的钱是哪里来的呢？很多中国人都认为美国资本家口袋里有很多钱，其实资本家的口袋里是没有钱的，甚至许多大资本家都是欠了一身的债。比如我举一个例子，我在欧文信托公司，就亲自看到如何给工业筹集资金。简单来讲，有几个步骤。首先，通常是一名工程师发明一样东西，但这个工程师没有钱，也没有工厂，他没有办法批量生产，只能画一张图纸，去找某个企业家。这个企业家呢懂得经营，而工程师一般只知道如何发明、如何生产。企业家要研究这个发明的东西生产出来，有没有市场？成本是多少？卖什么价钱？社会的购买力有没有？如果产品是很好，但是成本太高，那就进一步研究怎么样降低成本。如果这个企业家认为可以经营，那么就准备投入生产。投入的资本从哪里来呢？企业家没有钱的，普通企业家他自己不是资本家，没有公司，也没有工厂，那么他要去找资本家，资本家有公司、有工厂。于是这个资本家就跟银行联系，告诉银行我们现在要生产一样东西，我们已经做好研究了，这个东西生产出来是有市场的。银行呢，要组织专门小组，来研究这个项目行不行。银行研究以后，如果认为这个项目完全可行，那么银行就会帮助他筹集资金。这个资金怎么筹集呢？银行帮这个资本家印股票，给这个股票做担保。假定说这个股票一张是卖十块钱，如果十块钱变成八块了，你也要亏本，但是八块以下呢，由银行担保。我这是简单说明一下，这个股票的百分之几由银行担保。这样，就把这个股票放到证券交易所出售，由银行担保。普通老百姓买股票，不仅是有钱人买股票，工人也买股票。买股票的人当然不知道这个股票好不好，但是有银行担保，他就有更多的购买意愿。股票涨了呢，可以赚很多钱，跌了呢亏本也有限，他就愿意买了。我亲眼看到，在半天工夫卖掉万美元的股票。这样，工厂有银行帮它出售股票，用不到等股票卖完才开工，银行会先借一部分钱给他。所以这个工厂老板、资本家是没有钱的，他们是借钱来做生意的。等股票售完了，就用卖股票的钱还银行，所以银行借出的钱很快就收回来了。通过这个证券市场或者叫资本市场，获得资本，而资本实际是在老百姓的口袋里。股票都是许多不是很有钱人的口袋里拿一点钱出来购买的，资本就是这样筹集起来的。可是这个力量非常大。所以这个资本不是在资本家的口袋里面，也不在银行。银行只是通过证券交易所帮助资本家取得资本。这个钱真可以说源源不绝，你要多少就有多少。问题是你要有一个非常可行的生产计划，这个钱是不会随随便便给你的。你有了可行的生产计划，就可以得到资本，这是资本主义所以能够发达的原因。这个资本市场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中心，是它神经系统的中心。这一点中国人完全不了解，中国人以为资本家的投资，就是他口袋里的钱，不是这回事。资本家的投资计划要有银行帮忙，而银行主要从资本市场得到资金。这是发展经济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特别是今天我们改革开放，要外面人来投资，可是我们很少有人理解这个资金来源。这个资金追本溯源都是许多老百姓的口袋里的零星的钱积累起来的。★新中国成立后，我回到上海，被安排在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教书。经济研究所当时是一个研究生院，三年制的，学生大学毕业要先工作一年才能来投考。在经济研究所，起初学术研究是相当自由的。可是到了年，院系调整，把华东所有的经济研究所、经济学系都合并到上海财政经济学院，好像是7个大学或14个大学的经济系、经济科都被合并起来。同时经济学授课要用苏联的课本，把苏联课本翻译成中文。苏联的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政治性非常强，不能随便研究、随便讨论的。苏联的经济学家最讨厌凯恩斯经济学，认为凯恩斯经济学是美国的，是彻底反动的——其实凯恩斯是英国人。后来我听说，一位苏联经济学家到人民大学经济系讲学，每天都大骂凯恩斯。学生们就说，我们不懂凯恩斯，请你讲讲凯恩斯理论的内容是什么呢？他说我不能讲，讲了就是宣传凯恩斯、宣传反动理论了。这些学生始终不知道什么是凯恩斯经济学。跟敌人斗争，要知己知彼，敌人究竟怎么一回事，你不清楚，也不许讲，也不许了解，你怎么能打倒敌人呢？在改革开放最初，虽然大家还不敢讲凯恩斯经济学，但是这个实用经济学的门类多起来了，受重视起来了。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经济的不发达，苏联经济的不发达，都跟经济学很有关系。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是政治经济学，它不解决经济学本身要解决的问题，可以说是政治学，不是经济学。所以说年后没有了经济学，这对经济发展是有很大影响的。这个问题到今天恐怕还不能公开讨论，可是这个问题非常重要。我认为我们应该要科学的经济学，这是发展经济非常重要的一个指导。但是呢，现在能不能自由讨论，我不知道，因为我现在不研究经济学了。★前面我曾讲到，我主张中国要建造一条“滨海大铁路”。我这里再补充几句。我当时的想法，除了建造一条“滨海大铁路”之外，还要建造一条“滨江大铁路”。所谓“滨江”就是沿着长江建造铁路，从上海建到重庆，还要延长到成都。那么长江可以运输，为什么还要建造一条铁路呢？因为长江的运输量太小。中国的东部和西部是没有连通的。抗日战争时期我在四川，深感所谓“天府之国”，其实是封闭的。中国在世界上处于一个封闭地区：北面是沙漠，东面是大海，西面是高山，南面是丛林，是天然的封闭地区。四川又是一个天然的封闭地区。四川盆地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所以需要一条铁路，把沿江这许多好地方连接起来，经济就可以大发展。我认为中国首先需要建立一个铁路网，而这个铁路网需要一个“丁”字铁路做基础。一条滨海大铁路，一条滨江大铁路，这是整个铁路网的基础。这个想法可能已经过时了，也可能是部分过时。总之，如果不先建设一个铁路国家，而先建设一个公路国家，这是不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因为公路与汽车的时代，是在铁路时代之后才有条件发展起来的。今天我认为建造三峡大坝来发电是好事情，但是在建设的次序上，应当先有一条沿长江的滨江铁路，然后再来造水力发电站。这个建设计划的步骤——什么应放在前面，什么应放在后面，如果弄错了，会对国家有很大的损害。中国古代人讲得很对，要搞清楚本末、先后、缓急，这是在建设国家的经济计划当中非常重要的问题。★文改会成立之后，内部设立了第一、第二研究室。第一研究室研究拼音化，第二研究室研究汉字简化。我做第一研究室的主任，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研究制订“汉语拼音方案”。★当时有人主张用民族形式的文字，反对用拉丁字母。我们听到内部非正式的传达，说毛主席到苏联去看斯大林，曾经问斯大林：中国的文字改革怎么办？斯大林说，你们是一个大国，应当有自己的文字。那么根据斯大林这个指示，毛主席回来就提倡民族形式的拼音方案。起初，在北京已经有一个“文字改革协会”，后来才成立政府机构“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由于毛主席的指示，文字改革研究会就开始研究民族形式的汉语拼音方案，有好多种设计方案，有一种方案是丁西林提出的，有一种方案是黎锦熙提出来的，有一种方案是文改会的秘书处提出来的，还有许多其他不同的方案。这个民族形式的“汉语拼音方案”，在文改会正式成立之前，就研究了三年之久，后来归纳成为四个方案。在举行全国文字改革会议的时候，就印出来作为一个参考件，给到会的一些会员看——没有正式提出议案，也没有要开会的代表们来决定是否采用。不过代表们看了之后，反应非常冷淡，没有一个人说支持当时四种方案中某一个方案。这以后，情况就改变了，吴玉章就请示毛主席，说是民族形式方案，研究了三年，很不容易，考虑来考虑去，恐怕还是采用拉丁字母比较方便。毛主席就同意了。这件事呢，后来在中国共产党中央正式的会议上决定，采用罗马字，采用拉丁字母。所以我到了北京不久呢，就决定由这个汉语拼音方案委员会来研究拉丁字母的方案。当时没有说不要民族形式，但实际上民族形式事实上已经被否定了。为了要给中国文字研究拼音方案做参考，我就研究世界各国的文字。起初倪海曙在上海编的一本杂志，叫作《语文知识》。我在这个杂志上不断发表研究各种不同的文字类型的文章。后来我继续写这方面的文章，把它编成一本小书，叫作《字母的故事》，简单地介绍字母的历史。这本书出来之后呢，引起许多人的兴趣。我听说，毛主席他要研究采取哪一种字母好，他也参考了我的书。当时我研究这个问题，是分门别类比较各种文字学优点与缺点，得到的结论呢还是拉丁字母最好。因为拉丁字母从技术角度来看，优点很多；从社会角度来看，它的社会性、流通性最强、最大，所以实际上不用拉丁字母反而是很困难的。★《汉语拼音方案》公布以后呢，就要推广。这个推广工作是从年的秋天开始，在小学里，小学生上学先学《汉语拼音方案》，就不学老的注音字母了，这是一个新的变化。但是年秋天上学的小学生开始学汉语拼音了，年秋天以前的小学生都没有学，后来要补学一点呢，也推广得不普遍。所以从年龄上来讲，在年秋天已经满七岁的孩子，后来都懂拼音了，可是在这个年龄以上的人，大多数还不懂拼音，这是一方面。这一方面应当说还是推广得比较顺利，因为小学教科书都准备好把这个拼音放进去。★年国际标准化组织就使《汉语拼音方案》变成一个国际标准，这是中国语文历史上比较大的一件事情。★年，在夏威夷召开“华语现代化”国际会议。中国台湾地区去了五个专家，中国大陆去了六个人，新加坡等其他国家都有代表。我就讲中国文字改革的成就，其中一部分是讲《汉语拼音方案》，特别是《汉语拼音方案》已经得到国际标准承认这件事情，使台湾地区的那些专家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他们回去以后，花了两三年时间，就把他们原来用的国语罗马字修改了，修改成为“注音符号第二式”，这个“第二式”跟《汉语拼音方案》非常接近。这个方案放弃了字母标调法，用符号标调法，跟《汉语拼音方案》只有很小的一点区别，说明《汉语拼音方案》的影响很大。本来台湾地区是抵制《汉语拼音方案》的，现在不抵制了，现在《汉语拼音方案》的读物也可以销到台湾去，不过台湾小学里还是教授老的注音符号。★大概在年至年的时候，北方有好多比较穷苦的县要进行文化革命，这个文化革命最主要的内容就是扫盲。当时提出一种口号，非常有趣：“先作文，后读书；先写诗，后作文；先写话，后识字。”据当时报纸的报道，扫盲成绩最好的是山西万荣县。胡愈之在政协组织了一个西北考察团，他要我参加这个考察团。考察团有二三十个人，主要到西北很多地方进行考察，特别是到万荣。一到万荣，大家的确大吃一惊。怎么呢？这个万荣县很小，所有墙壁上都写满了字、诗、文章，等等。后来我才知道，他们缺少纸张，所以就把字写在墙壁上。有的用石灰写字；有的用石灰把墙壁刷白，再用黑的东西写字。墙壁上都是满的，整个县变成了有诗、有文、有画的世界。这倒的确是一个教育方法，一出门就能看到许多文字。当时他们就是用汉语拼音来帮助认字的。★我到了语言文字这一行，“既来之，则安之”，全力以赴进行研究。以前我听人家说，“英雄到处皆天地”，这个英雄是被别人赶到任何一个地方，他都能做出事情来。当然不一定是英雄，我认为普通人也可以这样子，应当说每一个人，到任何地方，只要你愿意，只要你用功夫去做，都能做出成绩来。这个做人的原则，我认为很重要。“既来之，则安之”，不是说安定下来不做事情，而是说要安定下来积极进行工作，就能够有收获，不论这个收获是大是小。★“反右”运动的高潮刚过不久，文改会就取消原来的两个研究室。没有了研究室，对我来讲，是无所谓的，我还轻松一点，但我继续做研究工作。我没有介意这件事，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限制知识分子的政策。隔了一段时间，我的同事倪海曙——他跟秘书长叶籁士比较接近——来告诉我，说取消研究室之后，他奉命秘密观察并向领导报告我的行动。他观察之后，发现我对这件事情毫不介意、毫无怨言，于是他就如实上报了。领导就认为我很不错。从年我正式调到文改会，到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的这十年时间，对我个人来讲，是比较平稳的，没有被卷进许多大的运动。其间发生较早的一件事情，就是批判马寅初“人口论”。在抗日战争之前，马寅初在上海许多大学演讲，讲经济问题，非常受青年欢迎。我没有上过他的课，但我经常听他的演讲，所以他是我的师辈。新中国成立以后，他担任北京大学的校长，我也到了北京，我们之间还有往来。在他担任北大校长之前，他也给我们的经济刊物《经济周报》写文章。因为年纪大了，他写的文章需要别人帮他整理一下，我就帮他整理文章，他与我关系很好。后来北京大学开万人大会批判他的“人口论”，说是自由辩论，实际是万人对付他一个人。说什么“马寅初姓马，马克思也姓马，马尔萨斯也姓马，这三个马，两个马是错的，只有一个马是对的”。当时我接到通知，要我去参加这个批判大会，就感到非常为难。好在我到了文改会，可以借故推托了，我说我现在不搞经济学了，现在搞语言学了，就没有去参加。马寅初受批判之后没有被公开定为“右派”，只是撤掉他的北大校长一职就完了。一直到改革开放的初期，才给马寅初平反。“反右”运动也影响到我好些朋友，其中还有一个是章乃器。在抗日战争之前和抗日战争期间，章乃器是上海公认的左派，可是“反右”时却将他就定了“右派”。他被定为“右派”的时候担任粮食部部长，跟我的工作毫无关系。他从粮食部部长的位置下来之后，由沙千里接替做粮食部部长。当时有一些拥护“反右”运动的人附和说：“章乃器是‘七君子’中的假君子，沙千里是‘七君子’中的真君子。去掉一个假君子，来了一个真君子。这就很好。”沙千里这个人的确是好人。但章乃器被划为“右派”，很多人——特别是上海的一些人，心里总觉得这个事情是不妥当的。章乃器被划为“右派”，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来胡耀邦出来主持工作给“右派”平反，比较晚的时候才给章乃器平反了。章乃器被划为“右派”，以及他的平反，报上都有消息，很多人都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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