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的领导有意为胡寄窗先生塑一座像，几次来征求我们这些分散在全国各地的胡门弟子的意见。包括塑像是站立的造型比较好，还是坐像甚至胸像比较好；面容神情像不像他老人家活着的时候；塑像请什么样的艺术家设计比较好；等等。除大师兄之外，我们这些弟子你一言、我一语，事实上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只是对设计稿像不像先生本人倒是最有发言权；大师兄大概因为长期当着这所著名财经大学的校长、书记，比较矜持，不轻易表态，我们就只好请同样当着另外一所大学的领导但说话比较随意的大师姐多拿主意。大师姐一说话，我们一般就没有二话了。

经济学院据说还专门去征求了年迈的师母的意见。可见这个学院的领导办事风格是非常务实的。这样面面俱到之后，先生的塑像大概今年能完成了。

胡先生其实跟与浙江大学历史上有渊源的之江大学也有一段重要的工作关系。每次去现在的浙大之江校区（曾经的之江大学旧址），看那高高的钟楼下，还依然有“经济学馆”几个字，胡先生曾经做过几年之江大学财经学院的院长，以及独立的浙江财经学院院长。只是没有考证过，当年的财经学院跟这个“经济学馆”是什么关系！

记得几年前，浙江大学经济学院的金院长给我来电话说，学校为弘扬百年学术传统，要发掘和整理历史上曾在学校学习或任教过的名人的成就和事迹，由于胡寄窗先生后来离开我们学校去了上海从教，他老人家的信息就不太完整了，你是他的弟子，他的生平和学术成就你肯定最熟悉，能否请你代学院整理一篇文字报给学校？我先是犹豫了一下，然后又爽快地答应说，好！

当时之所以犹豫，是因为有关先生的生平和学术成就的介绍，过去一直是由大师兄来做，尤其是像《中国大百科全书》等重要工具书中以先生姓名单列的词条，一般就都是大师兄应编辑部之约亲自撰写的，他是先生招收的第一位博士生，无疑得先生真传最多、最正宗且发展最有成就的，由他来诠释、介绍先生的学术思想可谓天经地义，而我只是学到皮毛而已，自认为根本不够资格去做这件事。事实上，正因为这样的原因，我也谢绝了有的出版社编辑撰写关于先生治学道路之类文章的约请。

但后来还是爽快答应了，因为金院长表示说，这只是个内部资料，仅作为学校感怀、宣传百年学术文化传统之用，并不正式出版的，即便我阐述得并不太准确，也不至于会流传，于是便不觉得有什么大不妥。

浮华琐碎的工作和生活，容易将一些本来挺有意思的往事埋没起来。写一篇关于导师的文字，也需要先收拾起不再那么纯净的心情的。

说起来，最后一面见先生，已经是二十七年前的年了。此后过了三年，先生便在自己的家中驾鹤西去。据说，先生是坐在自己书房的藤椅里仙逝的，去时神情安详，像是油灯耗尽而自然熄灭。终年90岁，离先生85岁生日时跟我们说“要活到岁”的目标差了十岁，但无论如何，先生九十而逝，而且是在自己喜爱的书房里，也算得上最最难得的善终了。

作为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主要创建者之一，胡先生是我们读本科时心目中一直崇敬而终无缘得见的大学者。只是临近大学毕业某一天的某一个时辰，灵光一现，我就下定了拜他老人家为师的决心。而根据考后公布出来的成绩，据说其实是可以上北大的，但由于先生的学术名望似乎超过当时北大相关的导师，我并未后悔自己当初的选择。去沪上跟了他老人家两年半，我道行虽浅，顽石终究成不了金子，但先生的教诲无疑是终身受益，难以忘怀。在书房抽屉里，至今一直保留着我决定报考先生时他给我的回信、大量我与同门师兄师姐师妹们跟他老人家的合影，以及我假期回乡或毕业工作后他给我的多封书信。房子几经搬迁，对这些书信、照片从未丢弃。因为，这里凝结着一位德高望重的学术大家对后学者的提点、教导和期望，以及难以冷却的师门温情。

静心想来，跟随先生两年半，除了学到大量专业知识外，还有三个方面也是受益匪浅的。

一是独立的学问之道。先生治学，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他敢于挑战权威，对任何理论教条都要先问一遍为什么，发现有问题的，就毅然表达不同的学术观点。他曾经亲口对我讲，做学问首先敢于提出疑问，敢于标新立异，敢于引起学术探讨甚至争论，然后才能催生新的观点，才能形成自己的学术主张。不然就只有复制而没有创新和发展。先生授课，也总是以问题为导向，多采取硕士生、博士生同堂讨论和启发式问答的方式，注重思维训练和知识的延伸扩展，决不搞满堂灌输。这种训练，与其说是教导学问，不如说是教导做人，无论今后是从事研究，还是做别的工作，都大有裨益的。

二是理性的人生选择。先生早年去英伦留学，回国后27岁受聘为教授，先后当过多所高校的系主任、院长、校长，但最终还是吧自己定位为潜心做学问的教授，他对社会、对制度、对政治有自己的主张，面对被下放、被批判的不公正待遇，他既不阿谀奉承权贵，也不做无谓的牺牲，而是收拾起全部心思，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为将来的研究做准备。他后来备受赞誉的三卷本专著，正是在这样的积累中成就起来的。他同样这样教导我们。在那个风云突变、人心焦躁的春夏之交，正是因为先生的智慧教导和告诫，才使我这样的差点成为目标的热血青年，在关键的时刻理性地做了选择，安全而不失尊严地度过了那段难忘的日子，从而也才有了今天。就凭这点，我怎么感谢先生都是不过分的。

三是永无止境的攀登精神。先生年青时就事业有成，但到60岁后，他不满足已有成就，还另辟蹊径，辛勤耕耘，终又攀上一座新的高峰，成为一代大家。有篇资料这样议论先生：“胡寄窗教授是中国当代博学多才、中外兼通、古今兼擅的卓越经济学家，他在学术精神上强调立德、立言、立行，对学术的追求永无止境。”先生自己也曾说，“我一生治学，无论在理论上或方法上，从来不迷信任何框框，思想深处经常有个攀高峰的强烈意愿”。20世纪80年代中期，为了能够对西方经济学说有更为准确和深入的认识，本可告慰私衷、颐享天年的他以八十多岁的高龄接受国务院学位办的委托，开设经济学博士点，并亲自招收博士、硕士研究生，他个人还开始自学高等数学和德语，阅读德文资料，这种拼搏精神令他的每一位学生都无不为之感动。年，89岁的先生曾作诗曰：“毕生曾务事多宗，经济文章才并容。早岁勤劳等费纸，耄年奋志怎攀峰。幸留学术入青史，独欠功名刻景钟。天道从来无定数，闻达湮末偶然逢。”这可以说是先生对自己一生学术活动的冷静观照。”正是他老人家如此的老当益壮，我也才有机会正式登堂入室，成为他的弟子。有此经历，一生何幸！

说起来，我也有很多遗憾的。

首先，是自己终究不才，没能继续留在他身边读博士。后来，虽然也算在专业研究上做过一点小文章，但自感研究始终不深，尤其是走上非研究领域的岗位后，在学术上很难有大的长进。这无论如何是愧对先生的。

其次，是先生去世时我恰巧不在杭州，当时大家又没有手机，沪上的师兄们一直联系不到我，以致没有能赶赴上海最后送他一程。过后闻知，我一时心潮难平，落泪，自知这将是遗憾一辈子而不得补救。

此外，由于工作关系，出差上海的机会远没有出差北京多，所以，平日其实也很少去探望师母。当年，这位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的名门闺秀，甘愿为先生牺牲事业，照顾先生起居生活。在我就学时，她也多次亲自下厨给我们烧过菜，用日本式礼仪迎送我们进出他们家的院子和小巷，总之给过我们多少母爱！可是我们，除了早年路过时偶尔去看看她老人家，几乎未曾专门去拜望。一想到这些就不禁汗颜。

但愿先生在天之灵，依然慈祥，能谅解我们的不才与不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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