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头照片来自网络：中法学生在东二楼走廊里上打字课，拍摄此照片的时间应当在年代中期）

小时候很自豪父母的大学生身份。虽然每次填表时，父母填的都是大学肄业。即使不是大学毕业，但总归读过大学，在60年代卢湾区的中等人家住宅区，读过大学的父母是比较少的，因而很令我们自豪的。

别跟我说那是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时代，不论什么年代，上海一直有自己独特的价值观伦理观，不是很把政府说的话当回事的。民国时对国民党如此，谁家出了地下党(当然是共产党啦)，老人们背地里是翘大拇指夸赞有出息的。解放后依然如此。这种自成一体的伦理观，即使是文革也没能彻底摧毁。我们隔壁22号底层客堂前几年搬来的买办汪家是在文革中从别处被扫地出门的，但在弄堂里最受尊敬的人家居然是他家，教科书上的买办是帝国主义帮凶，长辈们口里的康白度是最有本事的大户人家，我们见到他家老太太都恭恭敬敬地称汪师母的，比我大了八岁的姐姐和同学亲戚谈论起谁最漂亮的话题，也总是异口同声地赞他家的永远一身蓝布衣裤的大女儿是真正的大家闺秀。也是22号，二楼迁进了一户造反派，常常欺负原来的住家。文革前，资本家贾家占了整整一栋楼，现在缩回三楼和两个亭子间，每次造反派冲进三楼吵得天翻地覆时，弄堂里的老邻居都会上去帮腔，阴一句阳一句地损造反派没教养。

祖母不识字，有一手好女红和好厨艺，曾是江南鱼米之乡湖州，大户人家的少奶奶，解放后，真心拥护共产党，积极参加居委会工作，是个很热心的居委干部，但一样恪守老上海的规矩，她很挑剔我的玩伴，她允许我去玩的人家，都是旧时代的好人家，决没有造反派。

父母都念过大学，只是大学很有不同。父亲念的是教会学校，法国人创办的中法学堂(光明中学前身)实行法国学制，法语教学是他们的传统。

父亲曾就读的中法学堂，父亲学了十几年的法语，从未学以致用过。

中法学堂烟消云散，留下的校址成了光明中学。

祖母总是用父亲的榜样教育我们好好学习，说父亲从小学起考试从没落下过前三名，是靠奖学金念到大学的。抗战时，大学西迁去昆明，父亲常常对我们回忆在昆明的好时光，感叹昆明物价低廉，有时嫌学校的伙食不好，还能去同在昆明经商的祖父处打打牙祭。在回忆时父亲的表情难得地温柔，脸上几乎放出光来。以后我们才知道，因为那是父亲一生最无忧无虑的时代。抗战胜利后大学迁回北京，父亲却滞留在上海再也不能继续学业了，47年作为战胜国的中国，百废待兴，也是百物腾贵，上海居，很不易。祖母作为一个旧式妇女是不能出门工作的，又许久没有收到祖父寄来的家用，那么家计就必须由父亲担下来了。所以，父亲没能完成学业，在上海找到了洋行的工作，开始养家活口。父亲自己从来不说这些，这些都是作为亲戚的表姑母来访时背着父亲跟母亲说的，母亲又一次次告诉我们。末了总说一句，可惜你父亲一口好法文啊，只要毕了业，官费出洋留学是稳稳到手的，当然要是你父亲留了洋，也没你们了。为什么，留了洋就没我们了呢？这种概率上的玄妙，以及母亲遗憾和欣慰交织的矛盾心情，懵懂的阿海是一无所知的。也是成年后才慢慢地懂了。

年我哥哥，年我，分别辞了医生和教师的工作筹办自费留学时，父亲是竭力赞成的，几乎是欣慰地送走了我们。对于我决定留在异国，父亲从没有一点不舍。小时候，父亲很愿意教教我们，但教的都是当时的社会允许的，主席诗词啊，LonglifechairmanMao这样的英语啊，我们从未得到父亲教授过一句半句的法文。70年代中期，中美建交后，上海曾掀起过学习外语的热潮，外语教师奇缺，记得叔叔曾劝父亲出山，父亲坚决地摇头，黯然地说，法语几十年没碰，都忘了。也不想再记起来。语气中的哀伤，我至今记得。写到这里，阿海突然地悲从中来，觉得必须去学法语。父亲的三个孩子里，总得有人会一点点。虽然父亲永远也听不到了。

父亲总是揶揄母亲念的大学是三担米大学。当时的上海最好的大学是国立的交通大学和教会的圣约翰大学，往下就是称为私立四大金刚的，复旦、光华、大同和大夏大学了。

母亲的母校大夏大学。现在是华东师大。

记得看了小说《子夜》以后，阿海无限向往地说起小说中时髦男女郊游的丽娃河，母亲淡淡地说丽娃李坦就在我们大夏的校园里。图中泛舟的女子可有母亲的身影？

私立大学学费很贵，因此并不难考。母亲曾就学的大夏大学又是学费最贵的一家。母亲告诉我们当时的学费是论大米的，一学期要几担大米，所以父亲才会开这样的玩笑。为了写文，阿海查了百度又查古狗，资料上都说大夏的学费很贵，一学期是45块银元。住校另加。同样的描述在木心读的上海美专也出现过，木心在著作中说过，他在抗战后来到上海求学，进的是坐落在菜市场路(现在的顺昌路)号的上海美专，校长是鼎鼎大名的刘海粟，校董曾有蔡元培、黄炎培，教授有傅雷、李金发、潘玉良，等等，这样出色学校却不需要报考，只要热爱美术就可以，这个热爱是很昂贵的，因为学费实在不菲，大多数资料上写着学费教材费写生费林林总总一学期要银元，也有年入学的画家回忆起当时的学费是论大米的，一学期四十八斗大米（十斗为一担）。看来，在物价飞涨的47、48年充做学费的大米，银元说都是确有其事的，无论是大米还是银元都不是贫寒的人家甚至小康之家能负担得起的，当时江南地区卖掉一亩地所得也不到一百银元。

坐落在菜市场路（今顺昌路）的上海美专，居然就在阿海外婆家邻近，年少时无数次走过它门前。

木心进了上海美专，觉得自己终于不是艺术的门外汉了。那两年完全自由的高质量的教学，打下了木心作为画家一生的底子，几百元的学费也是物有所值了。

外祖家不过是一个小生意人，以外公的财力供母亲念大学的举动甚至是可以称为豪举的。母亲的中学同学中家境比外祖家殷实的有好多，那些个千金小姐也不过是读完了初中就准备嫁人了。当时的女子职业很少，大户人家也不赞成太太出门工作，所以文凭也不过是嫁妆的一部分罢了。嫁娶上讲的是门当户对，一般人家的小姐们念过了几年书就罢了，读的学校也不必是名气大的教会学校，民办中学就可以了。上海人读书很讲究收益性的，多大的头戴多大的帽子，一般不越级消费，倾家荡产供子女读书的几乎没听说过。像中西女中圣玛丽女中这样的教会学校是顶级名媛如宋家三姐妹去的，张爱玲读的也是中西女中，是她离婚的母亲供的，朋友们还老大不赞成，怕她母亲花完了嫁妆，以后生活无着。张家这样的大家还是如此，别说一般的小市民了。不去说考得上考不上，付得起付不起学费，就算一家人咬咬牙供了一个出来，女大学生也未必就能高嫁的，联姻这种事，比文凭更重要的还是家世或者绝世的美貌。当时，贫寒的女孩子的通天路不是念大学，是当明星，当然也不是个个能飞上枝头的，影星蝴蝶嫁了豪富，金嗓子周璇这么出名也没嫁成某小开。话说回来，母亲在大夏大学学的是教育系，周遭同学家世都很好，听母亲说起，谁谁的家里酷爱京戏的程派，常年包着戏院的包厢，这样才能保证听得到程砚秋演戏，临时根本要不到票的，不是程派出演的时候，会请同学去包厢看戏。这些大小姐们，毕业后很少学以致用。基本上都嫁去了大户人家，也有的解放前就去了香港，家境平常的母亲要在这些富贵的同学亲戚之间要保持自尊，落落大方处事待人是很不容易的，和周围环境的落差造成了母亲一生极为克己，每一分钱都恨不得存下来，以备急用。因为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什么人情往来。出门做客时穿料子做工都好，但没什么式样的衣服，这样就不会过时。一回家立刻脱下做客用的好衣服，刷干净挂起来，母亲的贵重物品，都保养得很好，几乎用了一辈子，再破再旧的东西都舍不得扔。我小时侯是痛恨把一样东西看的比天大的珍重，觉得透不过气来，特别向往美式生活用完就扔的潇洒，所以坚决地出了国。

作为资产阶级大小姐的母亲，是满怀欣喜迎接解放的，教师成了干部编制，母亲有了安定的工作环境，不必担心下个学期聘书能不能到手。解放后，社会风气崇尚俭朴勤劳，鼓励妇女参加工作，自立自强，这些都是母亲打心眼里赞同的。母亲的有位同学嫁得很好，解放前随夫家去了香港，80年代一开放就回上海定居了，因为香港美人多，豪富的丈夫免不了一个个姨太太娶过去，自己躲回上海也是眼不见为净，母亲跟我们谈起这些时是真的庆幸自己生活在党的领导下的。这一点上母亲和祖母奇特地一致。祖母也是很高兴能以自己的名字，自己的热情能力去参加社会工作的，不再是窘迫的某太太，呆呆地等丈夫寄钱回来。

我每次打电话回家，母亲总会最自豪地说起，她的哪一个学生又来看她了，母亲在南市区的敬业中学当班主任时带过的72届学生，跟母亲最亲密，母亲教他们不过两年，但几十年过去了他们还常常来我家看望母亲，反复回忆母亲在那个年代里对他们的人格教育，在母亲的告别仪式上，六十多岁的学生们哭得肝肠寸断。

母亲去世后，我们翻看旧照片，发现穿旗袍的母亲和穿人民装的母亲几乎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照片里衣着宽大朴素的母亲带着学生在学农、在拉练，不复旗袍装时的温婉秀美，但笑容爽朗而满足。比起锦衣玉食的大小姐来，母亲更愿意当一个对学生有影响，对社会有贡献的老师。在这一点上，我跟母亲难得地有了共鸣。虽然我没有如母亲所愿，在故乡当一辈子教师，而是出了国，在异乡生根，连父母的最后一面都没有见到，但我不后悔，因为这是我自己选的，也是父亲期望我走的路。

出生在年的父亲和出生在年的母亲，虽是生逢乱世，但至少衣食无忧，很难得地接受了高等教育，一生都过着相对体面的生活，某种意义上说是很幸运的。但没有人能毫发无伤地走过乱世，过来的人，必定做出了各人的牺牲，被时代的车轮碾压过的伤痕会伴随一生。解放后的日子是相对清贫劳碌的，但教书育人给母亲带来的成就感是任何物质享受都无法比拟的。凡认识父亲的人都说他是最潇洒最会享受的，可我知道父亲的落寞和不甘。一个能力出众的人，仅仅是平安地生活一辈子，是远远不够的。

谨以此文纪念我的父母，愿他们的在天之灵，庇佑我们走得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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